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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六章 初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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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我们家里有许多报纸。我第一次高兴地看到我写的东西登在报纸上是在我11岁或12岁的时候。我从天津发出的一封读者来信刊载在纽约出版的犹太日报《前进》“儿童专栏”里。这张报纸我父亲订阅了多年，编辑部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他在革命前的俄国“犹太劳动同盟”的同事。报纸主要用的是依地语，但“儿童专栏”用的却是英语，因为像我一样，许多犹太移民的后代不会读写依地语。这个专栏的编辑是吉恩·利西茨基，她因为能收到一封充满异国情调的、来自一个在中国的犹太孩子的信件而十分喜欢。我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来，大喜过望，所以至今仍记得她的名字，但她究竟作何评论、我所写的内容是什么，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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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或15岁时，我同“天津公学”的校刊有了些关系。我在校刊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还帮助做些编辑和版面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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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台改装过的、当时最有名的Underwood牌打字机，又“雇用”我给他长期主办的一本商业性月刊《东方皮货贸易》帮忙。供这本刊物用的有些材料是不懂英文的人写的，有些已译成英文，但质量很差。我的“任务”是润色文字，父亲给我的报酬很慷慨——每月墨西哥“鹰洋”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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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使用的银元也称“墨西哥鹰洋”，这里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中国银元的重量和含银量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相同，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又是照著名的西班牙“八里尔”银币仿制的。奥地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同西班牙有密切关系，西班牙“八里尔”银币在奥地利称为thaler，这个词被“美国化”后成为dollar。美国改行金本位制后，中国的银元定价为相当于二分之一美国金元——按此计算，我当初的工资值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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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公学”上学时，我赢得了作文和知识比赛奖，是由英国人创办的《京津泰晤士报》主编威尔弗雷德·V．彭内尔评定的。他是我家的老相识、老邻居，所以他打算将来雇用我，一是我写东西不费劲，又写得快，二是我可以作为“当地雇员”——外国人“当地雇员”的待遇虽然比中国人雇员多一倍，但只及从英国雇来的“本国雇员”的六分之一。还有，所有在海外雇用的人员，他们来华的旅费要报社承担，还可按规定享受定期的“带薪回乡假期”——如果雇用我，这些就都可以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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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是，我最早的——然而是短暂的——“成人”新闻工作却不是在一家英文报社，而是在天津一家名为《晨报》的俄文日报。我的工作是把路透社及其他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稿译成俄文。当时在天津已另有两家“白俄”流亡者的报纸，但《晨报》同它们不同，持谨慎的亲苏立场。这家报纸的主编是一位俄罗斯犹太人，名叫列夫·马尔科维奇·比霍符斯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太太却是态度生硬、要求严格，戴一副夹鼻眼镜，天天坐在报社的入口处检查所有雇员是否都按时上班（我有时因为迟到挨了她好一顿批）。唯一的一个排字工人名叫罗森茨韦克，体格魁梧，脸色红润，说话很慢，干起活来却很利索——他完全靠手工操作。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体力劳动者。印刷机是中国造的平版机，报纸只发行几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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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的常客是一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俄罗斯人，名叫斯克伏尔卓夫，他还常牵着他那条法国种的狗。他为“英亚通讯社”工作，这是一家苏联的企业，有一个英国合作伙伴。另一位来宾是天津德文报纸《德华新闻报》主编沃尔德马·巴特尔斯。他留着小胡子，人很瘦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被控从事反对德日两国的活动，死于日本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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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内尔雇用我为《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是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当时俄文《晨报》关了门，我实足年龄刚过15岁。这张报纸为天津英租界上层人物所有，是他们的喉舌。从1914年到1930年，它的主编是H．G．W．伍德黑德，一个顽固分子，对中国的蔑视是根深蒂固的（英租界上层人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如此）。他的继任者彭内尔在内心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是较为尊重的，实际上还有点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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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黑德和彭内尔代表了在华英国新闻从业人员的两代人。前者于1902年来华，那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刚被外国武装镇压下去。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并且非常留恋那个时代。彭内尔则是在出现许多新变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期。看一看他们两人的经历就可以知道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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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黑德认为中国在1911年从帝制改为共和是一个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力图使中国摆脱中立，站到协约国一边，后来中国果然“参战”，其实中立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劳绩，英王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他坚决维护领事裁判权和外国人在华享有的其他特权，对中国的民族和社会革命恨之入骨（他尖刻地讽刺孙中山，把孙中山看成是魔鬼，是中国民族和社会革命的化身）。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前后20年中主编的《中国年鉴》英文版（每年出版厚厚的一册）被绝大多数西方人当作最标准的、最可靠的有关中国的手册。他从理论上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径，特别是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植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评功摆好。但是，一度依附于英国的盟邦日本早就处心积虑要把英国的势力逐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这个他曾为之吹捧的日本让伍德黑德饱尝了铁窗之苦，而不是像其他敌国平民那样只是关进拘留营。最后他是在交换战俘中被遣回的，已被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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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内尔同伍德黑德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于1912年来华，才21岁，这时中国刚从帝制改成共和。他1916年到《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在他主持编务期间，他表现出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对国民党左派，有时甚至对中国红军的同情。同伍德黑德相反，他站在中国一边，反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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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英国国内政治中，他却异想天开地支持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1)，从工党左翼到“英国法西斯同盟”——这个组织宣称支持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赞成的“合作国家”因而吸引了他，但他并不全盘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彭内尔夫人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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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期间，我曾同他在印度重逢。他在英国新闻部任职，为反对日本而努力工作，但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提法仍然嗤之以鼻。“二战”后，他任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主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终生同中国人民在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友好，特别敬慕周恩来，他从1919年天津的学生运动开始就知道了这个名字。他后来活到高龄，退休后回到西班牙，在那里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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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职培训，我在《京津泰晤士报》的工作很有好处。这张报纸每天出版16至20页（包括广告及已打好的纸型），编辑部一共只有七名工作人员。我那时18岁，看校样、做标题、排版式、写本地新闻（从婚嫁、丧葬到警察和法院办案），还要担当体育报道和音乐戏剧评论的任务。有时彭内尔身体不适或外出，我甚至于还要代他写社论——在我写的社论中显示出我的一些已经颇为激进的观点。例如在较早写的一篇关于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社论中，我提出疑问：“是谁的新政？”是要离弃造成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那种经济体制，还是想努力保住它？在另一篇评论“技术官僚政治”（被认为是另一种克服经济衰退的万应灵药）的文章中，我批评它对社会力量的忽视。1932年，古巴的马查多(2)独裁统治为巴蒂斯塔中士（他那时看起来似乎倾向于民主）所推翻，我在社论中把这次事件同俄国的十月革命相比，就因为后者也是由军士来指挥新组成的军队的。这当然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巴蒂斯塔后来变成了另一个反动的、半殖民地的独裁者，在1958年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推翻。1933年，我在社论中对在德国新上台的希特勒进行攻击，天津的纳粹分子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攻击而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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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内尔对我写的东西从不审查。1934年我19岁，结了婚。他把我的工资加了一倍——每月100银元，相当于50美元（仍然只是从英国国内请来的大多数低级职员工资的一个零头）。但不论是我的能力还是我的“廉价劳动”，最后都未能使我在《京津泰晤士报》待下去。报社经理有一次看到我的口袋里插着一本美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就把我开除了。彭内尔在一份为我准备的推荐信中大事夸奖我对报纸工作入门之快，但却为自己开脱道：“……爱泼斯坦的观点适宜于持自由主义或激进观点的报纸。”在半殖民地中国，这样的“推荐信”无异于一张“不宜雇用”的证明书，所以我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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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期间，我开始同几位年轻朋友（犹太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有）聚会，大约每周一次，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事。我们阅读社会主义经典著作、苏联出版物、R．帕姆·杜德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及约翰·斯特雷奇(3)的《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等书籍。但是，我们的圈子很小，我不记得曾专门讨论过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尽管我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一般说来是同情的，我们的心却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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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的约三年时间内，我也没有专门写过关于中国的报道或社论。同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是我写的两篇书评，一篇是评论欧文·拉铁摩尔所著的《到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另一篇是评论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远东前线》。这是他们早期的著作，后来他们都成了著名作家。斯诺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红星照耀中国》，我同他很快建立了长达40年的友谊。我同拉铁摩尔也成了老朋友，虽然我们的交往不是那么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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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京津泰晤士报》之后大约有一年时间，我处于失业状态。我同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合作，开办了一项商业性的翻译服务，主要是把俄文译成英文，天津的俄国商人很需要这项服务。我自己还翻译了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出版，其中最长的是一篇关于中世纪蒙古法律（成吉思汗统治及以后一段时期）的论文，作者是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俄罗斯教授V．A．里亚萨诺夫斯基（后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任教）。这篇论文先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政治及社会科学评论》上连载，后单独成书。另一篇较短的东西是一本政治经济小册子《中国和白银》（中国刚放弃银本位并把白银卖给美国），作者是M．格里维奇，曾在莫斯科大学任讲师。40年之后，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卡片中居然发现在我的名下有这两本书的记录，使我大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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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语转换工作在一些新的方面扩大了我的俄语和英语词汇。但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伙伴都不懂中文，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中外文的翻译——这是租界生活封闭性的又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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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处殖民地环境，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情心促使我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站在中国和中国人一边。其中的一件事是我同《京津泰晤士报》老同事安妮·伯内特对天津的“英国市民图书馆”拒绝中国人入馆阅览和借书抗议无效，愤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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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书馆虽然为殖民官员们所有，但藏书丰富，管理完善。我在这里浏览了许多种百科全书，并且多年来借阅了各种各样的书刊——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学、学术流派，从左到右的政治派别，从古典到近现代都有。我不可能去购置那么多的书籍，但在这里我几乎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书籍。它有助于我接受教育，我也认为它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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