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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四章 回归：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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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波兰的格丁尼亚海港出发，航行了49天，才到达我曾在那里长大的中国港口城市天津。通过沟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基尔运河时，我们看到牛群在距离我们的船舷仅几英尺外的绿草地上吃草。客轮南下英吉利海峡，随后沿着欧洲的大西洋海岸前进，穿过地中海（一进一出，两次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绕道罗马尼亚加油，因为沿途没有一个西方控制的港口愿意为我们提供燃料。然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最后，我们拐弯北上，沿着中国海岸进入渤海湾，抵达天津，一路上尽可能地离台湾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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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冷战”，这个历尽艰难的漫长旅程——说得温和一点——绝不是一次豪华的旅游。船上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乘坐的这艘上了年纪的客轮，原是丹麦莫莱运输公司的，战前曾航行于中国近海，不久前新中国和新波兰的一家合资公司把它买了下来。它原以船主莫莱的一个女儿的名字命名，现在更名为“人民友谊”号。但一路经过的地区大多在西方的控制之下，我们没有从沿途所经国家的政府得到任何友谊。它们不仅拒绝向我们提供燃料，连淡水和生活必需品都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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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并没有感到被包围和孤立。拿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说，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我们乘坐的客轮，都是当时刚刚诞生、后来变得非常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比起如此巨大和复杂的新生事业所面临的困难来，未来的希望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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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船员们年轻而热情，但几乎全是新手，有的还是第一次参加远洋航运。有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好奇地打开引擎的油箱盖子，结果被滚烫的机油灼伤了前身的下半部，不得不留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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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船长是个有经验的老水手，战前曾在波兰商船队工作过，后来为了逃避希特勒入侵，这支船队逃亡英国。在他的波兰同行中，拥有他这般技术的人本来就不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祖国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他几乎成了国宝。沿途港口的管理当局只准他一个人上岸办理必要的航运手续。由于他在西方长期待过，他每次上岸，总有人怀疑他是否还能回来。但他每次都回来了，带着一些精心挑选的铁钉、螺丝、合叶、门把手以及其他家用五金什物。他说他正在他的老家格丁尼亚港盖一所住宅，这些东西是装修新居用的。他还解释说，住宅的大小要同时考虑到当前和以后的需要。苏联船长曾告诉他，根据他们国家的规定，船长私人住宅的面积比波兰所规定的大。他眨了眨眼睛说道，现在波兰的口号不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所以他正在琢磨新居地基该多大，以便今后可以往上加盖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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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轮政治委员莱万多斯基的年纪只有船长的一半。他并不去批评船长的自私自利思想，只是很友好地跟他下棋，也没有千方百计想赢他的意思。毕竟，他的任务是使船长留在船上，所以要让他心情舒畅，而不是惹他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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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本人而言，年轻的莱万多斯基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当我们的客轮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腥风血雨的加利波利战场时，我面对一大片阵亡将士墓地，对当年的那场战役发了几句感慨，但他很不以为然。他大声说道：“所有双方的年轻人，都是为各自的剥削阶级白白地送死。”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实质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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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气候跟政治气候一齐向我们发起挑战。没有水喝，我们支起帆布槽接储稀少的雨水。在红海里，热浪滚滚，弄得我们委靡不堪。这且不说，我们在波兰随船储存的土豆仿佛也感到春天已经来临，一个个长出了嫩芽，不能再供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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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暑，我们灵机一动，用柏油帆布在甲板上造了个临时游泳池，用水泵往里面灌满海水。但我们对如何拯救这些土豆，则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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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我们跟船员一起，把船上外露的金属部分和救生用具油漆一新，以迎接波兰国庆。幸而我们随身带着书籍和打字机，我把许多时间用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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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最后几天把我们带近正在进行中的朝鲜战争战场。当我们几乎可以望到天津的时候，美国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几架重型轰炸机飞得几乎跟桅杆一样高，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它们显然是在吓唬我们，同时也侦察和拍摄我们甲板上蒙在帆布下面的货物（大多是汽车）。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准它们按动相机的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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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停泊在天津外围的大沽口沙洲。14年前，日本增援部队在这里登陆时，我离开了天津。我当时就深信，日本人不可能征服一个为民族存亡而奋起战斗的中国。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重返故地，而且此时的中国，已不仅是一个击败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而且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的中国。一位人民共和国的干部从天津乘汽艇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我们将乘火车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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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来卸货的码头工人，跟我记忆中从前那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弯腰屈背的苦力大不相同。“去北京？”一位码头工人问道，“你可以看到毛主席啦！”我回答说希望能在明年国庆的庆祝活动上见到他，其他工人听说，都向我围了过来。我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年代里，从没听到一个普通中国工人想知道——或者关心——我是否曾经见过或者将要见到蒋介石。显然，这些工人认为毛泽东是他们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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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火车上，列车后部挂有专供外国人和有钱人享受的宽敞、豪华的头等车厢，而接近浓烟滚滚的火车头的，是穷人乘坐的拥挤肮脏的三等车厢。这次在我们去北京的火车上，这种强烈的对照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有两个等级的车厢，即“硬席”和“软席”，都收拾得很干净。同车有一位从朝鲜前线回国养伤的年轻的空军飞行员，他吃饭用的是一双白色的金属筷子。据他说，这双筷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的材料做的。这是大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大大小小外国入侵者对其主权恣意践踏之后，中国终于在反对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战争中，成功地捍卫了它刚刚取得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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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途经过的农村，那些地方我是熟悉的，但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从前不长庄稼、连野草都长不好的白色盐碱地，现在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灌溉渠道纵横交错。我听说土地已经用淡水冲洗干净。土地已不再属于地主，而是归耕者所有，所以庄稼管理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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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睬，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已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以前法租界那座漂亮的玫瑰大理石市政局大楼将改成图书馆。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一群19世纪后期修建的具有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派作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私入禁区的恐惧感。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惧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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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发现帝王们修建的雄伟壮丽的故宫和太庙，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向外国游客、本地的有钱人和有闲阶层开放，而是第一次向劳动人民开放。这些建筑，本是用他们先辈的血汗钱、艰辛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修建的。供奉帝王牌位的太庙已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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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街道虽然依旧多尘、露土，但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纸屑垃圾（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做的第一批工作中，给市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除陈年垃圾堆及整治早已阻塞不通的古老的污水沟）。我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走在路上，随手把一个空烟盒扔掉，就像我在纽约不假思索地所做的那样。但我回头一看，发现这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上唯一的一件丢弃物，于是我马上返身回去，把它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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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吐痰，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害健康的不良习惯。为了跟这种恶习作斗争，北京市民发起了一个巧妙而有效的运动。目光锐利、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年龄不过十岁的少年先锋队员们一旦发现有人吐痰，就用手里的粉笔在痰迹周围画个白圈，叫吐痰的人在旁边站住，对他进行教育。在盛行家长制的中国，大人被孩子们当众责备，是一件大失颜面的事，与被警察罚款或大声呵斥相比，是一个更大的心理打击。如果当时正好有警察在场，他们也会告诫这个人应该记取孩子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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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显变化是，过去商店里常见的那种没完没了的欺诈和讨价还价，如今已不复存在。在革命后的中国，我们发现商品都实行明码标价和统一价格，不允许讨价还价——诚实得令人咋舌。例如，在过去，对那些有购买能力的人来说，英国的“飞利浦”是最受欢迎的名牌自行车之一，结果假货充斥市场，令粗心的顾客大上其当。现在我发现所有品牌都如实标明：如果是真品，就标明“真飞利浦”；如果是质量较好的仿制品，则标明“仿飞利浦”；如果是劣等冒牌货，则标明“假飞利浦”。同样档次的商品，各商店的售价基本都一样——跟人们的收入水平保持着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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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旧的战争创伤，还要应付朝鲜战争，然而它成功地制止了1949年前天文数字式的通货膨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确是事实。政府的经济措施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包括国家掌握足以保证市场供应的粮食和棉布储备来保持币值。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全体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因而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无论经济措施如何精密周到，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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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面值仍有许多“零”。我的工资如果从数字上看，我是个“百万富翁”。但实际的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下一步是把那些“零”砍掉——以前发行的面值10000元的旧币可到银行调换1元新币——除了失去那些“零”以外什么都没有损失，货币的购买力是固定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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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大小事务上，新中国似乎决心与令人厌恶的旧思想决裂。消极、压抑让位于积极、向上。普通老百姓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乐观、认真地重新打造命运。“没有办法”一度是中国人的口头禅，现在正被“有办法”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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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立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新思想的同时，人们也冷静地认识到，已经取得的显著变化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家还很穷。城乡生产虽已达到以前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规模，但还需要为全体人民创造繁荣和文明的新生活。这个艰巨任务要求每一个人工作——更好地工作，并尊重所有别人的工作，不管他干哪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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