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30577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七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
1706130578
1706130579
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196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对那边报上登载的报道，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年轻人继续革命，一定会是健全的，即使在开始时有点越轨行动（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以后是会纠正的。我这样说，是想对现实情况作点理性的分析。
1706130580
1706130581
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它们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我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真是史无前例，更没有想到运动的发展如此高潮迭起、路径曲折，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难道有人能预见及此吗？）运动所要打倒的不但是旧社会的上层分子，还有那些在摧毁旧社会的斗争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红卫兵”要求所有这些人“举手投降”并且写“认罪书”。共产党各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挨整的对象。对于3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时在13岁以上），运动特别要求他们把过去文化教育中所学到的或可能学到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马克思——还有毛泽东——曾说过，应该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文化大革命”却要否定一切。
1706130582
1706130583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1706130584
1706130585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1706130586
1706130587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世界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
1706130588
1706130589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允许和鼓励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1706130590
1706130591
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
1706130592
1706130593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同中国普通人相比，他们享受着“超高级的生活水准”，这会“使那些要求成为革命者的外国人难以掌握毛泽东思想，腐蚀在华的外国革命者，阻碍他们的子女走上革命道路，并使外籍工作人员脱离中国的阶级弟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706130594
1706130595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1706130596
1706130597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1706130598
1706130599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1706130600
1706130601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白求恩”象征献身于世界革命的精神，如同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一样，他在1936—193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曾参加“国际纵队”，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敌后游击队治疗伤员而病逝，毛泽东赞扬他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楷模。“延安”象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造反”是红卫兵组织名称中常用的词，来自毛的语录“造反有理”，意思是说，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苏联当时被指责为正在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造反”是正确的。
1706130602
1706130603
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分别隶属于所在工作单位的分支组织。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我们自己的会以及其他造反派的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或讲话，后者越来越多）。我几乎是每请必到，我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怎样看待对方。
1706130604
1706130605
我所没有预见的是“派性”很快发作起来，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使我这个“预言家”宣告破产。早些时候，中国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平稳地前进，毛泽东却警告说，不要骄傲自满，要警惕三种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是发生造成全国性饥荒的自然灾害，三是中共中央出现分裂。我的反应粗略说来大致是这样：又一次世界大战是可能发生的，但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两次大战，结果是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它不会主动地再来发动一次；只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世界形势的发展使各国无法防止一次新的大战的发生。中国出现大饥荒——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疆域广大，一些地方歉收，一般地可以由其他地方的丰收来补偿。中央出现分裂？绝不可能。自从1935年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之后，党是团结一致的，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屡次发生内部裂变形成了鲜明对照。
1706130606
1706130607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爆发出分裂的局面，我却看不到事先在许多政治行动中已露端倪的征兆。我把这些政治行动不是看成裂变的征兆，反而当作防止裂变的措施。
1706130608
1706130609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理念实际上也从未在理论上有所体会。这个根本理念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共产党内当权派”的官僚化和腐败，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706130610
1706130611
至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毛泽东就认为，这个蜕变的过程正在苏联出现，他为此忧心。
1706130612
1706130613
但我认为，历史已经显示，革命推翻了旧的社会秩序，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法国自从1789—1793年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之后，虽然在政治层面上有过君主复辟和两次拿破仑帝国，但封建制度并未卷土重来。尽管在统治形式上有这样一些曲折变化，在法国发展壮大起来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已被永远地击败了。英国也是如此，革命之后出现了政治上的逆流，但旧的社会秩序没有恢复。克伦威尔领导的共和政体推翻并处死了国王查尔斯一世，其后恢复了君主政体，保留了有封号的贵族（其中有的仍占有很大的地产），但这一切都处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下，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1706130614
1706130615
我更不能真正相信苏联会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用“和平方式”来完成这种“复辟”）。苏联是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并且在世界性的战胜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英雄的、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应该承认，那里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一些毛病，但我看不到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的迹象。
1706130616
1706130617
不过，正如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发展所显示，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已无可否认地回到了俄罗斯以及苏联的卫星国。但也许不应该说是“回归”，因为在这里提到的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从来就处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些国家的革命清除了封建残余，为未来发展打开了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向资本主义，也可以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706130618
1706130619
毛所看到并想要防止的正是这样一种危险。为此，他试图把社会上所有他认为同过去没有牵连的群体先后发动起来。这些群体首先是生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其次是了解并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其中大多数因为年轻还没有亲身体会），最后是人民解放军。
1706130620
1706130621
在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中，似乎隐伏着一种遗憾——我出生得太晚，来不及目睹和可能参与“十月革命”（在我看来，这是上一代最伟大、最壮观的世界大事）。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出火爆的戏剧，有盛大的群众集会和上街游行，在一段时间里似乎使我的这一遗憾在新时期里得到一些弥补。虽然我目睹了中国所有已经发生的真正震撼世界的变革，但我主要只是作为一个满怀同情的观察家，而不是真正去斗争和行动的队伍中的一员。我自己戏称这一心理上的阴影为“我的米尼弗·奇微情结”。米尼弗·奇微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先驱作家舍伍德·安德森(1)以生花妙笔塑造的一个人物。这个平凡的青年生活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寻常的小镇里，他因为没有赶上过去那个充满伟大事件和英雄业绩的时代而自怨自艾。
1706130622
1706130623
我无意在这里回溯或试图逐年细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将来还会有人继续做），我只想记述最初两年中我努力参加运动的主要经历。
1706130624
1706130625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它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至少象征性地，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和一些专业性学院如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等，以及部队的全国性学院如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时事性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我青少年时代的家乡）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
上一页 ]
[ :1.70613057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