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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孔丹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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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丹，1947年生于吉林延边，“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孔原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为国务院副秘书长。他初中进入北京四中读书，逐渐显露才华，毕业时获北京市“优良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他自高二年级起就担任校团委副书记，“四清”运动后恢复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他即成为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市级的模范学生。“文革”初期，他作为四中校文革主任，本着自己对于群众运动的认识和独立思考，建立起北京市中学独具一格的年级团支部的领导体系，希望将学生运动纳入团组织的控制之下。随后，他与陈小鲁、董良翮一起，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并成为主要负责人，连续发布十个“西纠”通令，力图在动乱中建立秩序。“西纠”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压制群众、干扰大方向而勒令解散，他本人因此入狱。他的父母均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为“西纠黑后台”，直接导致其父被关押多年、其母自杀的惨剧。出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被作为异端分子对待，1968年因反“中央文革”再次被学校当局关押审查。孔丹后赴陕北插队四年，回城后在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上吴敬琏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其开门弟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曾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后转入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工作。在从事央企的管理工作期间，他先后主持了这两大集团三次重大危机的应对和处理，挽救了国家和公司财产，并把危机转为商机获得发展。在他率领下，中信集团取得重大发展，进入“世界500强”，成为央企盈利大户，并建立起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模式。退休之后，他依然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路径，研究和探索着大型国企的中国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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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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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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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代人的划分，并不完全按照生理上、年龄上的因素，而着重于“代”的特征，包括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等。笔者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一书中，试图把它归纳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共同的社会经历、思想体验、行为模式和历史性格四个方面。具体而言，对这代人的主要界定标志，则是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和改革开放中经历的三次共同洗礼，以及那种特殊环境下的思想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一定共性的行为模式和历史性格。也就是说，特殊的经历是形成一代人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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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而跌宕起伏。经过一个甲子岁月的打磨，这些当年“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步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当共和国已经蓬勃发展并迈向“从心所欲”的时候，这些同龄人，有的在否定之否定后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也有许多依然未能彻底走出他们的青春梦魇。总之，这是极为特殊的一代人。他们当中，有太多的经历要记录，有太多的感慨要倾诉。笔者所做的“回忆与反思”口述史丛书，记述的就是他们的经历。孔丹口述的《难得本色任天然》，即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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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反思”口述史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主体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全国，以那些深度参与历史事件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通过众多个体的口述史视角，我们期冀，记录下这一代人的传奇：他们是谁？他们怎样成长？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用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么？以及他们今天对人生和历史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在今天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处处繁荣之时，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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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回忆与反思”口述史无法避免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重大缺陷，可以说每个受访者也难以对自己的经历不搀杂个人的感情色彩。同时，它也受限于人类趋利避害的天然心理趋向，人们的记忆往往会出现选择性的遗忘。因此，口述历史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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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我们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在形式上，口述史为保持文体的连贯性，全部采用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这不仅便于梳理受访者的历史和思想脉络，也更便于读者阅读。在内容上，我们对口述者的基本观点和认识不做任何修正，对口述涉及的庞杂史实原则上不做考据订正。文字的定稿，均经过口述者的修订和认可，其内容最终由口述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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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曾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我们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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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的问世，是我们编撰出版“回忆与反思”口述史丛书的一个开端。在浩瀚的历史面前，尽管我们做的只是对沧海一粟的记述，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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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一幅复杂而斑斓的拼图，只有集各种不同的视角，方可重现当年的主要历史场景。在这代人即将走出历史舞台的今天，目前尚缺乏对这代人全面准确的记载和客观公正的评述。这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己的历史和反思留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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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三联书店和责编唐明星女士，感谢参与编撰口述史团队工作的诸位采编和朋友，正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帮助，才使我们能将这本书呈献于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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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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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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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来自安源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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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的张家湾村，也就是毛主席搞“秋收暴动”的策源地。我的祖父叫陈包春，是个农民，但家里没有什么土地。他小时候上过私塾，后来就到南货店和药店当学徒，算是个沾点边儿的小工商业者吧。我父亲小时候聪明伶俐，也在私塾读书，而且学得很好，但后来因为家境不好还是辍学了。他也当过很多行当的学徒，如药店伙计、挑剃头担子的学徒等，都是为了生计。我父亲就在这么一个勉强温饱的家境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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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我回了趟老家，实地看了以后真有一些触动。我在想，父亲怎么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后成了做官儿的呢？回来后，我又把父亲的传记拿出来看。原来，他参加革命，最早是有个表哥把他带到了安源煤矿。在那里，他看到了煤矿工人的悲惨境遇，十分同情。那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他也接触到了那些早期的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逐渐就被卷进去了。对于他为什么参加革命，我也曾问过他本人。他说，那时安源有学生的进步组织，有团的组织，他们启发我、吸引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思想进步，就吸收我参加了青年团。后来又让我到萍乡中学去工作。我上萍乡中学还是组织帮了忙的。当时进中学还要考英语，我怎么会英语呢？于是组织上派人给我打pass，传过来一个纸条让我抄。这样，我才上了萍乡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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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孔，但我家和孔夫子的孔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父亲原名陈开远，上萍乡中学后，他就改叫陈铁铮了。因为当时组织上除了找人帮他考英语外，还用了别人的一个证件。在做假证件的时候，他们发现繁体的“鐵錚”两个字笔画特别多，用笔画多的字就可以掩盖住证件上原来名字的痕迹，所以就叫我父亲改名叫陈鐵錚了。再后来，我父亲做地下工作时又曾化名叫陈坤元，大家都叫他坤元。江西、湖南一带的发音，“坤元”音似孔原，就这么叫成“孔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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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我觉得多数人都不是那种主观意识很强，经过充分学习研究，形成对理论的理解，以至在一定信仰基础上去选择的道路。而是被某一种新思想吸引了，当一个社会潮流涌过来，它的张力强大到足以把很多人卷进去。我用“卷进去”这个词来形容，是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里有进步组织，有共产党、青年团，还有外围组织，是组织吸收了像我父亲这样的青年。我觉得我父亲当时似乎没有进行很自觉的选择，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做任何真正深入的思考，包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等等都还谈不上，而是革命的潮流把他卷了进去，这与今天青年人的选择是很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我18岁入党时，父亲曾说：“说起来，我那时入党还没有你孔丹水平高啊。我不像你们读了很多书，对党有理论上的了解。我当时就是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做了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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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兴起了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青年学生是积极响应的。我父亲看起来也文质彬彬，好多人说他戴个金丝边的眼镜，就像日本的西园寺公一(1) ，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其实他当时就是个连初中还没毕业的小知识分子，和陈云同志的学历有点相似。党内很多人都说陈云是大知识分子、革命理论家，可陈云同志填写学历时，文化程度一栏就填“小学”。当年的共产党人大多就是这样的一点儿文化程度，却使他们很容易接受了当时的新思潮，以至在革命大潮来临时被卷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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