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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西纠”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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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到8月31日就派上了大用场，跟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干警一起，接受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那天，我开始是在下边安排和指挥“西纠”的纠察连配合卫戍区的部队保护毛主席，后来接到通知，说要“西纠”派几个人上天安门，就把我叫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了。我上了天安门没多久，毛主席坐的北京212吉普车和总理、谢富治坐的吉普车就被红卫兵们围住了，困在了金水桥前面。红卫兵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没人敢碰，部队也不敢碰。这样，整个场面就失控了。谢富治负责安全，他紧张得不行，赶紧跳下车来维持秩序，可是不起作用。红卫兵们当时对谢富治、傅崇碧等负责警卫工作的领导，根本不放在眼里，没人理会他们。后来没办法，就叫“西纠”过来帮忙维持秩序。“西纠”的纠察队员把皮带一解，不管不顾，挥舞着皮带，连抽带打地打出了一条路，让毛主席等人的车从金水桥开了过去。这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在当时“西纠”人的心目中，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红司令，不能有任何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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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9月1日，谢富治就到“西纠”最早在九三学社的总部看望我们。我记得是在一个院子里，他刚一进来就非常兴奋地说：“‘西纠’可是做了好事。”他把裤腿拉起来，说：“你看，我的腿都是青的。要不是你们‘西纠’的队员扶着我，我踩都被踩死了，我这个命还是你们‘西纠’救的。你们保卫了毛主席。这次要是没有你们，万一主席出点儿问题我怎么交代！”可是，后来迫害“西纠”、“联动”时，谢富治可没有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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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那天，我上天安门以后，就准备好了一些“西纠”的袖章，准备献给领导同志佩戴。那时我们的袖章与一般红卫兵的袖章相比，显得特别大。我给江青献了一个，江青应该知道我。因为我简单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孔丹，孔原和许明的儿子。”她就说：“噢，噢。”就这么一句，没有太多的反应。而且我看得特别清楚，江青戴上之后，“啪”地就用大氅把袖章盖上了。那一瞬间我的反应还是有的，但没有太多往坏处去想，就是感到她对“西纠”可能有看法。其实，这时党内矛盾已经很尖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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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毛主席回到天安门上。我上去又给周总理把“西纠”袖章戴上了。我还想过去给毛主席献袖章，总理过来拦住了我，说：“你这个袖章可以给其他领导同志戴，但不要给毛主席戴。毛主席是全国红卫兵的领袖，只戴你们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不太合适。”这样，我就又走到林彪面前，给他佩戴“西纠”袖章，他接受了，但显出沉默寡言的样子。然后，我就给叶帅戴上了“西纠”袖章，又给几个老帅都戴了。叶帅问我：“你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呢？”我说：“我们组织了红卫兵的纠察队，现在就是发些通令，并在一些地方维持秩序，比如北京火车站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很多很乱，我们按总理指示要求已经派人去了。”叶帅听后说：“你们做的是非常好的事情，需要我帮助吗？”我就说：“我们现在缺一些交通工具，还有我们晚上要值班，可能需要一些被褥等。”叶帅说：“那没问题，我来负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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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西纠”制作了证件，第一页是毛主席像，第二页就是戴着“西纠”袖章的林彪。这样的证件拿出去还是很被认可的。林彪的袖章编号是00001，本来是想给毛主席的。我后来戴的是10001，证件号也是10001。这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司令？其实没有正式的说法，就是一个主要负责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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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回家就跟母亲说，我今天见到叶帅，谈到“西纠”的事了。我介绍了“西纠”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叶帅还要给我们提供一些支持。我母亲说，唉，这样的事情怎么能麻烦军队、麻烦剑英同志管呢，我们来解决就是了。这些事由国务院、国管局处理。你们需要些什么？我说，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不太够，是在九三学社临时的一个地方，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当总部，需要一些车辆、被褥等。她说，好，这些我来安排。你指定一个人，我让李梦夫和他联系。随后，她就指派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李梦夫，我把这些事交代给“西纠”负责后勤的赵胜利。李梦夫后来把“西纠”安排到原空军的育翔小学旧址（当时已是教育局的仓库），给我们配了车辆、被褥以及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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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回忆，那次叶帅在天安门上对我提到了刘诗昆被打的事。刘诗昆那时是叶帅的女婿，是叶向真的丈夫。我的印象不是叶帅在天安门上直接和我说的，是叶帅的儿子叶选宁找我说的。叶选宁通过徐文连找到我，说有件事要和我谈谈。我就去了北长街的叶帅家，刘诗昆也在那里，手上还打了绷带。叶选宁说：“孔丹，你得帮个忙。他们要伤害刘诗昆，他的手都被红卫兵打坏了，那将来还怎么弹钢琴啊？”我脑子里想，应当保护刘诗昆，他是个艺术家。我说：“选宁大哥，没问题。”我记得后来是派徐文连带队去的音乐学院，保护了刘诗昆免于进一步被迫害。也有可能那次叶帅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因为这事儿跟叶帅有这么个关系。具体我记不太清了，我印象深刻的，主要是叶帅对“西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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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外号武大麻子的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了，让我们会后马上去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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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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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次开会出来就碰上“二李”，一个是李富春，一个是李先念，两位副总理，而且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改组后的中央常委。他们说，你们那个“西纠”很好，我们支持你们。你们那个通令也很好，就是要保护好老干部，保护好国家机密。我母亲正好也在旁边，说：“唉，你看看，两位副总理都专门讲了，你们要努力做好工作，做好这些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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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后来也接见过我们，当时他是中央改组以后的第四把手，他也肯定了“西纠”。可以说，这是这批老干部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这种无序做法的一种变相抵制。当时在“西纠”，我们大家一张嘴就是保护老干部；但其实这场运动就是要通过打乱国家机器，最终要打击的是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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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心“西纠”的这些老同志中，要说操心最多的还是周总理。他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又要跟着主席走，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运动的混乱情况。所以，他要抓住各种可能性来做这些事。今天来看，当时周总理把我们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是可资利用的一个力量是很明确的。我的印象是，确如总理说的那样，当时部队、警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了。社会上没有一种有组织、有权威、有能力的体系可以直接处理这些问题，总理甚至把北京站都交给红卫兵来管，就很说明问题了。而我们“西纠”恰好有这么一个背景，我们就去做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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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还找我和赵胜利布置保护班禅的事，他说，我受总理委托，给你们一个任务，民族学院的学生要斗班禅，有些学生会很激进的，所以你们“西纠”要去保护好班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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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西纠”保护班禅，是我亲自带队去的。我安排了三圈红卫兵手挽手，把班禅围在当中。那时候“西纠”已经声名远播了，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对我们的冲击事件。当部署安排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人冲上来就拦住，任何人不准接近。如果接近就驱赶，硬冲的话就用皮带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要冲就打。只有用这种办法，要不然挡不住。我记得，当时我围着班禅转了一圈，我的感觉，他当时的心态是很抵触的，真对立起来后果不得了，真要是有人冲上来，那一定是激烈对抗。但是，由于这些红卫兵纠察队员显得也很凶，谁也不敢上。这种保护方式也太特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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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砚秋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去世时留下了一些房产和文物等。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的抄家、破四旧给他的遗孀果素珍造成极大的压力。为了争取主动，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除了少量房屋要住用外，程老留下的房产及剧本、戏装、文物和其他财产等统统上交国家。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就把保护程砚秋遗孀的任务，交给了我母亲。她就跟我说，你们“西纠”派人跟我一起去。当时她也没有警力，也没有部队，就带着我们“西纠”的人去的。后据赵胜利告诉我，到程家后，程的遗孀一看到我母亲，知道是周总理派来保护她的，顿时热泪盈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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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赵胜利回忆：许明同志得到总理批示后，在国务院开了会，请了“西纠”，大学一、二、三司以及戏剧学院、银行、房管局等单位的代表参加。孔丹派我和姚宁作为“西纠”的代表参加。会议一开始，许明副秘书长宣读了程砚秋遗孀给总理的信，请戏剧学院的代表介绍了程老在艺术上的成就与地位，请银行及房管局的代表讲解了有关政策，并根据相关政策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最后许明同志对我们这些红卫兵代表说：“今天请你们来，是和你们一起研究一下怎样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处理好。”我们这几部分红卫兵代表们一致表示，坚决按党的一贯政策办事，同意戏剧学院、银行及房管局提出的处理意见。会议结束后，我们全体与会人员前往程砚秋家。见到程夫人后，许明同志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总理收到了你的信，派我来看望你。”只见程夫人顿时热泪盈眶，连声说：“谢谢总理！”落座后，许明同志以商量的口气把具体处理意见告诉了程夫人，程夫人十分满意。之后，许明同志当即要人起草了一份布告贴在大门外，大意是程砚秋家已经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检查过，不允许再查抄，落款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及大学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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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母亲与“西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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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母亲在“西纠”的事情上有双重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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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她就在总理身边，她了解总理的想法、总理的意图；所以，她要贯彻他的意图，她不是完全被动的，有主动的一面。我母亲做过周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毛主席取消了办公厅，周总理也取消了办公室，我母亲就转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在当时的妇女干部里面，除了党内几个老大姐以外，她算是非常出色的女同志，40岁出头就做了副部级干部。总理那儿当时的秘书很多，分管不同的工作。她和范若愚大约前后或同时在总理那儿工作。范若愚是理论秘书、学习秘书。我母亲负责过农业、文化方面的工作。还有其他同志分别负责外交、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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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她作为母亲对我们兄弟俩有个基本认识，认为儿子们还不错，不胡来，还是有点本事、有点水平的，不论在政策的把握上还是文字上都还可以。这是个大的概念，她对我有所肯定。但是当她看到我们和造反派对立的时候，她就直接打电话过来制止了。比如说她坚决阻止我们和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冲突。当时，以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的，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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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一开始打电话找不到我，找到了孔栋。她让我弟弟一定要告诉我，务必要撤出来，不要再和他们冲突。后来，我母亲又打电话直接找到我。我在电话里还不服气，对她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你不要问，就是马上撤出来！你们不能这样顶下去，你们必须撤！”她掌握的信息量肯定比我大得多，说明在高层矛盾开始明朗化了，一定是这样。我后来要求“西纠”撤的时候，下面好多人跟我急了，说：“孔丹！你怎么能做这个决定？咱们怎么能撤？”我说：“别讨价还价，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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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在国防科委与北航红旗对抗的时候又是这样。那两次，都是我母亲亲自来电话，说你们马上撤回去。她来电话的意思是，你们必须撤，你们不能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对抗。其实，她就差说一句，这是总理的命令了。但这句话她是不会说的，我相信有一层关系在里面，他们有一层交代是我所不能知道的。当时，我母亲就在总理身边。她一直在劝告我们，不要和大学造反派发生冲突。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总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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