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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交大员，拉拢实力派，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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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争论没有结果，孔祥熙开始在会外做工作，争取一些国民党要员的支持。14日下午会后，孔祥熙首先会见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冯玉祥在事变发生后，曾致电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并表示愿意到西安替蒋介石为人质。早在北伐时期，孔祥熙就与冯玉祥来往密切，私人关系甚好。这次有冯玉祥对事变的基本态度，孔祥熙与之谈起来就好切入得多：“冯公，这两天的会议开得很糟，那么多人要对张学良动武，也不知他们安的什么心。冯公作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定要阻止他们讨伐啊！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蒋夫人也是坚决反对讨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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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同我的意见完全相同啊。这几天我早看出有的人居心叵测，不瞒你说，事变第二天，那二陈就主张杀害苏州监狱关押的七君子，因为张学良八项主张里有一条就是立即释放他们及一切被关押的爱国人士，他们要以杀人向张学良示威。你说这边杀戒一开，不是逼张、杨向蒋介石开刀吗？他们这是救委员长的行动吗？孔代院长，我支持你争取和谈解决的办法。”有一点冯玉祥没有多谈，那就是他已经和孙夫人宋庆龄取得了联系，为保护苏州监狱关押的七君子，他派人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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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分头行动，要找更多的支持者，不许某些人借机搞阴谋。”孔祥熙像是交代任务又像是给自己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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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走后，孔祥熙又召来了丁惟汾。丁当时任监察院副院长，孔祥熙照样打出自己和蒋夫人两张牌，动员他一起支持和谈，反对动武。丁惟汾听后建议说：“如要和谈，保证蒋公安全，我看可以请英国人出面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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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英国人？英国人在这件事上毫无影响力，请他们出面白费时间，无济于事。真要找外国人的话，不如找苏联。张、杨的主张你研究过没有？那八项主张基本上就是共产党前一段提出的主张。只有苏联能对共产党施加影响，我们找苏联人才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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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知这苏联……”丁惟汾试探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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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已经致电我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嘱其探询苏联对此事的意向了，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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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高门楼寓所进进出出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官员，他通过分别与他们的谈话，使这些人转向支持和谈，壮大了主和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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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孔祥熙并没有仅限于在国民党中央做工作，他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地方实力派人物身上。回到南京的当天，他即秘密派人到山西陕西进行联络，刺探消息，寻找能够在事变中发挥作用的人物。同时，他分别给各地的军政长官发去电报。要求他们表明态度，对张、杨的做法进行谴责，向其施加压力并进行规劝。他很自得地称自己这套做法为“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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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长的名义，公开给各地发出通电，要求各地方当局“遵照蒋院长既定方针，以最大之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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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地方实力派人物，平时与蒋介石矛盾不少，对老蒋可以说是又恨又怕，张、杨抓住蒋介石的消息，使他们中不少人大感高兴，认为替他们除掉了一个压在头上的独裁者。他们最希望的是张、杨马上杀死蒋介石，但是这又只能在心中暗想，不便公开表示。当张、杨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时，有的人通电表示支持，有的人则对南京政府和张、杨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坐山观虎斗。孔祥熙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情况，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语调，对他们进行分化拉拢。他在给宋哲元的电报中，以对宋无比信任的口吻，要求其“坐镇冀察，共挽时艰”，并要求其“劝张为宗”。对一直与蒋介石闹分裂闹独立，又曾发电支持张、杨八项主张的韩复榘，则在电报中声称蒋介石非常安全，无性命之忧，不日即可回南京主持国政，以使韩复榘不敢轻举妄动。他还特别提出要韩复榘给张学良发专电进行规劝，以消除误会，免阋墙之争，招致覆灭。这使韩复榘不得不考虑万一蒋介石不死，再回南京主政后自己的处境。对山西老乡阎锡山，孔祥熙要求他“即电汉卿，促其反省”，请阎锡山把蒋介石接到山西，充当中间人来进行谈判。孔祥熙还百般央求黄绍竑，请他无论如何在21日赶到山西，拉阎锡山帮助营救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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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为救蒋介石脱险，真是不遗余力，左右开弓。他的门口进进出出的是国民党高官，后院的电台则嘀嘀嗒嗒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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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地方大员的电报交驰，孔祥熙在这段时间里，对一些地位并不高的实权人物也给予特别关注，以图对张、杨部进行分化瓦解。如孔祥熙听说杨虎城的17路军24师师长冯钦哉是山西人，便想到利用同乡之谊进行拉拢。可是孔祥熙无法同杨虎城部队直接联系，便打电报给驻洛阳的国民党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嵩甫，请樊嵩甫把电报译出后转交冯钦哉。孔在电报中大讲与冯的乡谊乡情，直说得肉麻兮兮，才提出要冯钦哉设法刺探西安详细情况，密报南京，并帮助营救蒋介石，使老蒋转危为安。冯钦哉一个地方杂牌军师长，若在平时要想攀附孔祥熙这样的大人物，那可是难上难。所以当樊嵩甫告诉冯钦哉孔院长有电报时，冯钦哉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他立即派了一个亲信秘密混出潼关，与樊嵩甫见面。看到孔祥熙电报后，冯钦哉又请樊嵩甫向孔祥熙转呈西安局势详情，并表示将有所行动——他不自量力地提出，要以自己的区区一个师，剿灭张学良的东北军，收容杨虎城的整个西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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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接到冯钦哉的密报，他虽明知以这一个师去剿灭东北军纯属无稽之谈，但这毕竟从参与事变的部队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如能再拉住几个冯钦哉式的师旅长，张、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如果冯钦哉真能向东北军开火，那张、杨自乱阵脚，加上外界压力，就只能乖乖投降。即使冯部战斗失利，被张、杨消灭，那也只是东北军西北军自己内讧，中央军则毫无损失。这等于是一个只赚不赔的无本买卖。何乐不为？孔祥熙用最肉麻的词将冯钦哉嘉奖一番后，要求冯马上采取行动，并要将行动计划迅速报告。冯钦哉收到孔祥熙复电后，看到孔代院长这么器重自己，又不由地权衡再三，终于发现了陷阱。他狡猾地一面向孔祥熙再发电报，要求孔祥熙发出明确指示，这样以后的行动就可以推托是“中央指示”，减轻自己的责任。同时这也是个缓兵之计，电报一来二往，局势天天在变，说不定哪天形势转折，就不用再取冒险行动了。谁知孔祥熙的电报来得很快，你不是向我要“指南针”，说有了方向就立即“勉效驱驰”吗？那我就立即给你，让你快快向东北军宣战，马上向东北军开火！这冯钦哉驻在潼关以西，在西安周围是孤军一支，樊嵩甫虽可为援，可还被东北军挡在潼关之外，怎么能够在战斗打响后破关而入去支援他？若果能进得潼关，哪还用跟张、杨绕这圈子，谈这谈那？冯钦哉既不想自取灭亡，又不想失掉孔祥熙这座靠山，最后来了个“君子动口不动手”——同樊嵩甫联名“声讨”西安。虽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可总算是在张、杨的部队中有了反对声音，使张、杨不得不考虑自己对部队的控制程度，让孔祥熙在同西安方面打交道中多了一张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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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量对西安采取“打”还是“谈”的策略中，有两个明显的派别。一个是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他们主张拒不接受张、杨主张，而要坚持动武。看起来他们也是为了救蒋介石，惩罚“叛逆”，而实际上内战一起，蒋介石必将性命不保，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乘机进攻。一个派别是孔祥熙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他们从蒋介石的安全出发，也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主张不动用武力，先接受张、杨要求，让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再慢慢解决其他问题。这两派人马说起来都是为了蒋介石，都是为国家，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初期蒋介石被扣，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必无生还希望，何应钦便不把宋美龄放在眼里，对孔祥熙更是冷嘲热讽，宋、孔虽借官位和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极力弹压何应钦，使何应钦派往西安的轰炸机只在周围几县投了一些炸弹，没敢往蒋介石头上投。但一天蒋介石不回来，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就谁都说不清。所以何应钦一直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式，把蒋夫人宋美龄不放在眼里。宋美龄一再要求不要出兵，何应钦却不凉不酸地说：“夫人，来不及了，20个师的讨伐部队已经出发了，谁能把他们追回来？”宋美龄气呼呼指住他：“莫说20个师，就是200个师你也得给我调回来！”何应钦竟大着胆子说：“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你妇道人家只想着自己的丈夫。懂得什么国家大事，这你不要管了！”把宋美龄气了个倒憋气。虽说宋美龄略施小计，告诉他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很快就可回南京，让何应钦不得不有所收敛，又加上冯玉祥孔祥熙共同努力，顶住了何应钦的硬干，但何应钦并不服气，仍想能在这次事变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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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何应钦听说自己部下的军长樊嵩甫在为孔祥熙联络冯钦哉部，并向孔祥熙密报军情后，大为光火，他狠狠地教训了一番樊嵩甫，并明确告诉他：“以后军情只能向我这个讨逆军总司令，或者向东路讨逆军司今刘峙长官报告，此外不得向任何人报告，也不允许任何人从中插手，否则以违抗军纪论处！”樊嵩甫哪肯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既能靠上孔祥熙，机会就绝不肯就此放过。樊嵩甫立即把何应钦的教训报告了孔祥熙，并讨好地说，虽然有上级长官的严令，但以后仍会将军情报告孔院长，只不过要请孔祥熙代为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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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看到，非常时期没有蒋介石，要靠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军队人士不容易，就自然使出了看家绝招——让“袁大头”出来讲话。他一方面嘉许樊嵩甫，一方面就给樊嵩甫汇去了一万元大洋为樊部军费。并且表示，如果还有所需，仍将尽力筹措，当孔祥熙得知樊嵩甫的儿子在南京还没有正式职业时，又抓住这一点，告诉樊嵩甫，一定在财政部或税务部门给他儿子安排一个肥缺。这才使得樊嵩甫看出了追随孔祥熙的实际利益，真心为他效力。对于冯钦哉，孔祥熙也通过军事委员会，一下子给他这个师长委任了个“渭北剿匪司令”的头衔，并派人秘密赴陕西，给他送去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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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祥熙度过了事变发生之初的茫然和慌乱，看到了南京政府里的混乱局面，认清了没有蒋介石自己的地位很难保证之后，就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蒋介石。在宋美龄为蒋介石的安全焦躁不安的时候，孔祥熙的行动无疑使她感到欣慰，这也是蒋介石回来后把行政院长的正式头衔给孔祥熙的一个原因。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并不仅是孔祥熙一个人在为解救蒋介石努力，宋霭龄也从姊妹之情出发，给了美龄很多安慰。尤其是当美龄向庆龄发出呼吁，要求她协助妥善处置事变时，庆龄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不计蒋介石前嫌，曾在13日就表示要亲赴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只是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又找不到飞机，才没有成行。但此后庆龄一直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在国共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为促进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在中断了10年之久后又开始参加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和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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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突然主战，“不允许以一人安危妨碍一贯之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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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讨伐派与和谈派争论的焦点，其实来源于对西安形势的不同认识。讨伐派坚持说西安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到处红旗飘扬，士兵都在准备和国民党中央军开战，蒋介石将被公审处决；和谈派却认为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如果接受他们的主张，事情就可以商量，蒋介石将有获救之希望。但两派在会上争，在会下串，却都没有西安实际情况作依据，因此，尽快探明西安之实情，成为解决事变之锁钥。考虑到这一点后，孔祥熙与宋美龄多次磋商，决定派端纳先赴西安，探个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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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何许人也？为什么孔、宋偏偏选中他前往西安？这就有些原由了。端纳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里斯峪。19世纪末，他以报社记者身份踏上中国大地，由于他善施手腕，八面玲珑，广交朋友，纵横捭阖，很快便成为旧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既同清朝的达官显贵情深意长，又和不少同盟会员来往甚密。他与宋霭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很好的朋友，曾一度是他们家的常客，与宋家的孩子们从小就熟稔。辛亥革命以后，他担任过孙中山的私人顾问。后来张作霖崛起东北，入主北京，他又成了张大帅的顾问。他不仅处处给张作霖出主意，还在张学良身上下了大工夫。张作霖被日本鬼子炸死皇姑屯，张学良接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他又协助张学良治军理政，还帮助张学良戒掉了毒瘾。他曾陪张少帅赴欧洲考察8个月之久，与之朝夕相处，亲同父子。张学良归顺蒋介石之后，端纳应蒋介石邀请，又担任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英、美驻南京大使馆的实际联络人，为蒋介石处理外交内务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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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曾听信孔祥熙暗示的一个消息，在投机生意上赔了一大笔钱，这使端纳多年来对孔祥熙耿耿于怀，他认为是孔祥熙有意叫他上当坑害他。端纳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庸之先生的赌咒发誓一文钱不值，他说他是好心，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离这种好心人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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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孔祥熙逐渐成为南京政府的核心人物后，端纳要在中国政府间活动，又不能不对孔祥熙采取奉迎的姿态，加上他和霭龄美龄的老关系，这几年和孔祥熙又混得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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