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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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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忆中的家人也跟金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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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印象中，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农村已成了中国社会最穷的地方。他们老家，社员一天的全部工分只值九分钱，人们常常饿肚子。每当有人拿鞋来钉，父亲拿过一个凳子，让人坐下，自己则拿起提前割出的轮胎胶片，按在要钉的鞋上，比好了大小，割下鞋掌，然后钉下一颗一颗鞋钉，如无杂事耽搁，与来人说着话，十多分钟就能钉好一双鞋，前掌后掌，一共四块，连手工费在内，也就收两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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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少年志鹏每周需要的粮食和两角钱的伙食费，对他是一个大坎。所要的粮食，母亲常常备好了，但钱是得向父亲要的。在他的记忆里，只有一个过年的晚上，父亲掏出几角钱，给了他一次压岁钱，其余时间，他是不敢在他的面前说起钱的。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次，是初春的一个午后，他背起母亲给他备的粮食——几斤大米和一兜子红薯，去向正在门前干活的父亲要钱。杨父正在低头锯木头，听了儿子要钱的声音，许久不抬头，志鹏实在憋不住了，就又说一声，杨父突然抬起头，大吼一声：“不知道干活，只会要钱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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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贫穷激励志鹏寻找挣钱办法。有一年暑假，108公路在佛坪县动工了，他们大队的民工分在秦岭大山的磨石沟段。十六岁的志鹏报名参加，随着大人们抡铁锤，扶钢钎，看着点炮眼，四十天时间终于挣得三块多钱。他舍不得坐车，一天之内走了一百多里路，终于在离家二十多里地时实在走不动了，就花了两毛钱，坐了一辆顺路的大卡车，因肚子饿，下了车，就一头扎在路边，大约半个小时后才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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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年月，所有来钱的路都被堵死了，只有农民家的鸡蛋是可以在三天一逢的集上出售的。而他上学的大部分用钱，是母亲用鸡蛋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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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人有逃离的冲动。志鹏先生十八岁离开故乡，整整六年不回家，也是家乡给他的印象太苦了。至今三十多年，但当年送他参军的场面一直印在脑海里。他的大伯步行追赶几里路，将两块钱塞到了他的手里。1974年的两块钱，是当时他农村老家一个强劳力几乎一个月的收入。他的二姑夫骑着自行车，从上班的那个水库，赶到他必经的108国道上的杨湾坡头，送给他五块钱。当年五块钱可以买36斤大米，是定量只有24斤的城市居民一个半月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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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鹏先生老家，给儿子娶媳妇要过三关。儿子到了说亲的年龄，或有目标，或准备去找，都得请媒人做中间人。如果女方同意了，就进行第一个仪式——见屋。所谓的见屋，就是女方的母亲或者再带上姐妹，领着姑娘到婆家走一趟，先认认门，看看要嫁的人家的家庭状况。一般人家，女方只要同意见屋，就算基本答应这门亲事了，剩下的就是看男方家愿不愿意出手大的彩礼了，如果太抠门，可能就得罪了女方，这门婚事就有可能告吹。所以，见屋，是第一关。男方要舍得花钱，不光舍得给未来的儿媳“见屋”的礼钱，随去的人也不能少，随行的女方的亲属，如姑姑、舅母、姐姐、妹妹，人人有份。至于礼大礼小，礼重礼轻，随家境而定，但要舍得花。见屋，这一关过了，就说订婚了，这一关是真正确定关系的一关，更要舍得花钱。前面两关顺利过了，才轮到最后一关——娶亲结婚。三关加起来，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花掉的钱够修几间房子，所以，家穷些的人家，是娶不起媳妇的，山地的每个生产队里，都有几个光棍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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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的父亲骄傲的是，他给儿子娶媳妇几乎没花什么钱。志鹏的哥哥提亲“见屋”，杨父给未来的儿媳的礼钱，只是一张拾元人民币，随来的姐妹，也就一人给了一双袜子。人家没说亏欠，答应了这门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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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十元相当于农村一个壮劳力一两个月的收入。志鹏记得当时给生产队割青草，一百斤青草十个工分，等于一个壮劳力一天挣的工分。而毛主席像章小的值八分钱，是乡村少年愿意用劳动去换的物品，志鹏的小叔有个像章，让他用一个五分，一个二分，一个一分，换来了，拥有这外来世界的物品对一个乡村人来说既“感激”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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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农村社会非商品社会或资本社会，传统乡村文化更是金银本位而非纸币钞票。直到今天，他们对金钱、货币的观念仍是模糊的。以至于钞票取代金银后，农民舍不得用钱，一张纸币在家里放上几年十几年，或者崭新如初，或者发霉变质，或者找不见了。农民用钱的机会少，用则都是大花销。一张一张地挣，一沓一沓地花。老实本分的农民对金钱又爱又恨，他们平时不花钱，只有万不得已时如盖房、娶亲、买生活必需品时才花钱。钞票不是他们印的，是城里人的产物，他们需要钞票，但他们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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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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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家人记忆也跟疾病、死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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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外婆，临终前得了脑血栓，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只留一口气。乡下人对这样的病，几乎没有治疗，他是多年后才知道这个病的名字。虽然外婆不会说话，但他相信外婆很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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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记不清祖母去世前得的什么病，农村人多半不知道老人得什么病。他的祖母在床上躺了至少有多半年之久，吃过无数服中药，饮食进的却越来越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许多时候不愿多说话。在祖母最后卧床不起的长时间里，是母亲照顾的。每天除了端汤喂饭外，还得翻身擦洗，吃喝拉撒全靠母亲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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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父亲，在县城国营的运输队里拉人力车。当时的108国道都是土路，匮乏的物资交流，全凭人力车夫们在山路上奔忙来保障。杨父常跑的那段路，经过金水、酉水两条河。年轻的车夫只知道使力，却不知道保护自己，每每在山路上因用力大汗淋漓时，经过河流，趁机在河里洗澡取凉。长期以往，短短几年，便因中医诊断寒气入骨而大病一场，至少在几年的时间里，不但不能干活，还得一定的保养。最后响应政府号召回乡，自食其力，自费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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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三叔在航运队工作，公家人，其实就是一名纤夫。干的是卖力气的活，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且常常因为赶路的原因，吃饭不按时，冷热不在意，由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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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大姑八十多岁时跌了一跤，胯骨摔断了，因年龄过大，医院里不接，大姑躺在床上，不停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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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们农村人眼里，疾病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司空见惯了。似乎疾病是常态，故无疾而终、寿终正寢一类才是非正常的，是“前世修来的造化”。生老病死，人投胎来世上就是受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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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外婆在得脑血栓后的十一天咽气。小小年纪的他流着泪水，看着大人们将外婆的遗体从睡房移至堂屋停放，尽管睡房堂屋只是一间房子的前庭和后屋，中间只隔一道墙一个门，但生死两重天，阴阳两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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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三叔因胃癌的折磨，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皮包骨头。当看到熟悉的三叔的头部，如一个骷髅套了一层松软的皮，完全不是先前的模样，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临终的三叔，被巨大的恐惧控制着，他睁大了失神的眼睛，惊恐万状地看着前面，像要躲避凶神恶煞的索命，祈求眼前的女儿救命。他紧紧抓住小女儿的手，指甲扣进了女儿手背的肉里，因遭遇骇然变故而扭曲的脸，表情变得极其可怖。受到极度惊吓的小女儿，失魂落魄，企图甩脱三叔的手，父女俩在同样的恐惧情境中难以超拔，生命在那一刻，遭遇了难以承受的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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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先生的祖母去世时，他随父辈和兄弟们去报丧。报丧不但要到祖母的娘家去，而且同姓的家门也得去，五服（五辈）之内都得走到。加起来足有二百多户人家，撒在一条山梁上和一条山沟里，娘家与家门，相距十几里路。报丧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报丧的队伍有近二十人，最大的是他的大伯，年近六十，最小的是他的堂弟，也就五六岁。每进一家，哭着叩头，然后告知祖母去世的消息。虽然每家重复同样的程序，但必须认真，不能有半点偷懒，否则主人不乐意，只要主人不劝扶领头的大伯，报丧的人都得继续跪在地上。两天报丧的行程下来，他的两条腿已累得抬不起来，居然对祖母去世的悲痛减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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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人生大事在今天看来不可想象。农村人在随后丧事进行的过程中，还有一道程序，就是全体孝子跪在停放祖母棺材的旁边，向祖母娘家的人汇报行孝的作为。这一关十分难过，这是娘舅家的人最后一次教训不孝子孙的机会。对于这样的机会，一般人不愿意放过。刚直不阿的老辈，借此教育后辈，如果不行孝，就叫你跪着不起。这样的教训中，也会夹杂报复的成分，把孝子中先前做人太骄横、说话不恭敬、或者干脆得罪了娘舅人的小子，拉出来单独点名，狠狠批驳，类似于中国十年“文革”中开批斗会的味道。有的人经受如此折磨，如大病一场……因此，这个仪式时间显得特别长。少年志鹏经此看到世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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