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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守阯与朝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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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生活时代晚于其兄，正德初年退休回宁波以后，因家就在宁波城中日湖边，朝贡口岸机构近在咫尺，所以，关系也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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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有礼有节地对接日本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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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初年，杨守阯与日本贡使省佐曾有一段交往，目前有四段材料涉及此事。据此，可以让我们对当时的交往情况有所还原。这四段记录的内容相同，惟在时间上有出入而已，高宇泰《敬止录》作正德四年，杨守随《碧川杨先生行述》作正德五年，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作正德六年。到底哪一种说法可靠些？这里涉及宁波知府张津，考张津任职宁波知府时间是正德六年（1511），则正德六年更为可靠一些。何以会出现正德五年、正德四年说，需进一步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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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贡使省佐是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内艺兴派来的贡使。据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八《和日本僧省佐咏其国中源氏园白樱花》，知省佐是日本和尚，这是符合已知常识的。省佐之所以要谒访杨守阯，主要是想让杨守阯出面与宁波知府张津打招呼，给日本贡使方便。“时郡守张公津防范甚严，来求尚书碧川先生为之申悃。”(122)用今天的话说，是要开后门。由于明朝与日本关系的不和谐，所以，每当日本人来，宁波当局是相当紧张的，防备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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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朝的朝贡实行地方负责招待政策，宁波作为接待日本朝贡方，就多了一项额外的负担。宣德间规定，十年一朝贡，每次的贡使团不超过三条船，每船不过三百人。正常的情况下，也有九百人左右。正德以后，日本人不守此规，经常是几年就来一次。“正德庚午，倭使入贡，夷至千人。主市舶者求索无厌，里中费用不可胜计，四境骚然。太守张公津捕市舶生事者，扑杀之，然后人心稍安，而夷酋亦不敢纵横矣。”(123)正德庚午是正德五年（1510）。如上所述，张津任宁波知府在正德六年，则应是正德五年发生的事。宁波知府张津下决心整治，杀了浙江市舶使的经办人员，煞了日本使团一些威风。省佐他们虽然进了宁波城，住进了迎宾馆，但宁波地方官员态度显得简慢，办事也拖拉。不得已，他们就想通过当时退休在家的前尚书杨守阯出面疏通关节。杨守阯显然是知道的，所以开始不肯接见。“有日本使名省佐者，求见惟立，不许，至再三，乃见之，礼亦甚恭。”实在不得已，才勉强同意接待。“及门，脱屦于户外，入厅事。”这是日本人的习俗。在礼节上，有人主张按外国使臣礼接待。杨守阯说：“不可，此外国陪臣耳。中国体面，不宜自贬。”杨守阯认为对方是大夫派出的使臣，不是日本国王派出的使臣，所以坚持降一级，让他们坐在席角。杨守阯“上座，置之席隅，与语，甚严正”(124)。省佐当然不悦，“似有不豫色者”，但也无可奈何。“坐顷，时索纸笔书”。由此可知，明朝人的中外交流，是通过书面来交流的。省佐开门见山地提出，他们到宁波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怠慢。《敬止录》作“本国差使臣入贡，府县迟延简慢，使臣之辱，何以当之？”杨守阯回答说：“天朝与尔国法制不同。尔辈入贡，有司达之巡按御史，奏闻朝廷，朝廷下之礼部，参议可否，然后施行，往返动经数月，何谓迟慢？我朝之成宪，非有司可得而专也，何辱之有？”省佐说：“先皇帝于本国甚有眷顾意，今有司不知，待慢殊甚，乞公以意达有司。”杨守阯反问：“所谓眷顾尔国者，有征验乎？”省佐回答说：“累朝类降诏旨，皆有是意。”杨守阯回答说：“予在史馆，得拜观《祖训》条章，诸外夷国，皆有朝贡限期，惟尔国臣服不常，绝之。至文皇时，尔国奉表乞贡，方许入朝。其间，所降诏旨，亦招徕远人之意耳，何眷顾之有？”杨守阯的回答义正词严，无懈可击，让日本贡使十分难看，“省佐辞窘面赤，局脊不安”，“惶汗拱立”。省佐对杨守阯说：“宜少霁颜色。”杨守阯回答说：“吾大臣，不可失中国体。”久之，省佐再书曰：“老大人久坐恐劳。”省佐拜伏，杨守阯“辞而入，留省佐饭”。等杨守阯过屏风后，省佐始站起来，复写字，对杨守阯儿子们说：“久仰尊翁盛名，今日始获一见。观其词气威仪，或人之言，果不诬也。敬仰！敬仰！”对其同行说，杨先生是“正人”。饭中，省佐明确提出，希望杨守阯“为之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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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做得相当得体，不仅留省佐等吃了饭，事后也与张津打了招呼。“张公信之，诸夷甚感激”。杨守阯是如何打招呼的？张津又为何肯接受？前面的文献不详，而下面的记录可以很好来解释。“尚书碧川先生知张公有风力，乃殆以书曰：‘主上明圣，四夷来王，固我朝之盛事，万世之国体也。闻之诸夷国，俱有朝贡之期，独日本心性狡猾，臣服不常，非信义可结，得间则残害地方，荼毒生灵，卤掠财物，稇载而归。若中国有备，则张旗称贡，海道莫之禁，有司莫能阻，纵其入城。所贡方物，不过数百金之值，而供亿浩繁，何啻数十百倍。以一郡生灵之膏血，为豺狼之鱼肉。况其贪暴之心，无有纪极。为民上者，不可为之动心一裁处耶？窃惟外夷入贡，本为朝廷，非因有事于宁波而来，岂应独累一郡百姓？浙江十一府，虽非倭奴停泊之所，独非朝廷之臣子乎？何宁波一府独受其祸！抢掳则地方遭杀戮之惨，进贡则百姓受供亿之难，各府晏然，无毫发之累，是岂肘臂相维之义哉！恭惟执事，风裁著于内台，声名溢于外服，忧民之心，动见颜色，虽常节制，何补万一？为今之计，莫若请敛各郡帑藏之余，为外国供饷之费，依数类解，总司收贮。如倭夷入贡，则取自公家，供给不得遍累一府，庶几惠均而泽远，事济而民安。无事之日，则动支官钱，修理战舰，雇募骁勇，以时训练。风帆时月，则巡视海道，以备不虞。标掠则逐而去之，入贡则卫而进之，春秋则疏放归农，庶几百姓无遍累之苦，而外夷有警畏之心。虽不为万全之计，亦可以救一时之弊，而纾一方之困也。其间处置通塞之宜，固有定见矣。不知以为可不可乎？如其可行，乞速为申请，或即为具奏，以为永规，则执事之恩泽，与天地相为悠久矣，岂直一郡生灵之幸哉！’张公见书，欣然曰：‘杨公爱我至矣。’即具由，允十一府均派解纳总司。”据此可知，杨守阯认为日本朝贡与朝廷有关，与宁波无关，宁波一个府没有理由为此埋单，至少也得浙江十一个府均摊。这个主意出得非常好，张津收到信后非常高兴，立马上报朝廷。由于在理，朝廷也采纳了。这对宁波来说，当然是一个善事。日本接待之事也得解决，才有诸感激之语。正德八年，日本使臣来宁波，再次谒访杨守阯。可惜此前一年，杨守阯已经过世。知道杨守阯死了，日本人坚持写了祭文，到坟上祭祀以后才肯离开。应该说，双方做得相当得体。这是嘉靖二年争贡之役前发生的事。由于材料的局限，前人甚少注意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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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对全面禁止中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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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时代的不同，对待朝贡贸易的态度，杨守阯更为灵活一些。“夫朝廷所以命按察之官，以巡海道者，盖以海外诸夷，或有草窃狗偷，窥伺边境，以戕吾民；亦以吾民或有奸宄，携中国所有，私入诸夷，若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故设武卫以徼防之，复敕宪臣以督视之。其著令所禁，不以中国所有私入外夷者，谓马牛、军需、铜铁、织文、丝帛之类也，舍是则非所禁矣。非所禁，而夷商越贾，风飘浪舶，往来互市，象犀、玳瑁、珠玑、玻璃、异香、椒苏之属，鳞崪中国，固太平盛事，可尽禁乎？甚至操舟入海，樵于山、渔于水者，亦以违禁下海而遏绝之，果法意乎？即有不遏，则于关隘之所私为厉禁。虽渔樵之舟，必纳赂而后得以出入，又何法也！古之为关，将以御暴；今之为关，将以为暴。……是非立法之意，殆亦为法之弊耳。……惟通变宜民之道，请书诸绅。”(125)这种“通变宜民”的理念，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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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市舶司太监的额外索派。浙江市舶司太监梁氏，是杨守阯在北京宫中教过的太监。正德三年六月，想在宁波接官亭外建座望京楼，预算为八十两银子。实际做下来，要五百两银子，不足部分拟向地方政府索取。杨守阯听说后，赋诗阻止，称：“望京门已傍樵楼，何必临流更运谋？八十两银官价少，百千什物县家求。民膏民血真堪惜，公赋公徭尚未周。我愿明公怜赤子，事非急务且宜休。”(126)梁氏收到后回信，称“事已兴工，不可中止，但不敢取办于民，以负公之教也”。由此，望京楼建起来了，同时也得不扰鄞县之民(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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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灾荒为地方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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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在家时，“地方之利弊，军民之休戚，官吏之得失，世俗之污隆，世家之强弱，靡不有闻”。他的本意是“恐其亲族有以非礼、官府势利摄乡曲假此以通其蒙蔽耳。至于利弊休戚有关于时者，辄与当道言之，毋容人私嘱也”。正德六年，宁波春潦夏旱，宁波知府张津因连年申荒，恐为上级批评，不敢再次上报。他找杨守阯商量，杨守阯说：“岁之不成，民之灾也。若此举不行，民力益竭，岂君辈牧民之道？”于是出面写信给当局，上报朝廷，诏免征六分(128)。门生、浙江按察副使彭泽到宁波，因杨守阯病，十分关怀，结果杨守阯说：“贤契爱老夫之心可谓切至，即今两浙凋弊，亦犹痿瘅之切身。若能推此心以治疗之，吾民其有瘳乎？”彭泽对杨守阯儿子说：“老先生此言，真忧国忧民之盛心也，非师友情深，未必训以金石，吾当终身诵之不忘也。”(129)“士夫家并富室，多刲羊解牛以供宴席，废用无节。”杨守阯出面言于地方官，因示禁令，“侈靡之风，一时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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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加约束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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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的家法甚严，屡屡对地方官说：“吾性简静，万一有不才亲族，黩货妨民，赝书求贷者，甚坏名节，且为乡邦之怨。今后设或有之，万望为我擒拿发遣，以为将来之戒。若以老夫为念，而轻纵之，非所以相爱也。”结果，杨氏后裔“循循雅饬，无敢犯于有司。虽受侮于人，不敢出一语”。他对儿子说：“人之出处，自有一定之数，非能倖致也。”可见，他强调自我努力，甚至相信命运有天数，没有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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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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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川杨氏出身理学世家，对自己的道德操守比较重视。明朝实行易地做官政策，又实行官员多年才有年休政策，杨守陈兄弟及其子侄，多在两京及全国其他地方为官，回乡时间甚少，故镜川杨氏在宁波地方的势力是有限的，正面影响更多一些。杨氏家族对地方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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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科举成功的榜样作用。杨氏的《易》经，影响了宁波鄞县的科举。镜川杨氏的正面形象，甚至影响到了近代另一位名人张其昀（1900—1985）的成长。张氏是鄞西望族，张其昀曾祖张默人是晚清举人，居里仁堂村，与东面的西杨村相邻。到张其昀祖张朴园时，因兄弟众多，到西杨前岸另建新屋。后有碧水如镜，旁有青葱竹园，号曰竹荫庐（当地人称竹房），这是一个南北向、东西四间门面宽的院子，有前门（在东边），有后门（在西边）。这个院中，至少住了三户张姓人家，应该是张朴园的后裔。张其昀故居位于西墙边，为二间平房，前面靠墙边有一间当厨房用的小平房。书室中悬有郑板桥真迹。就两间半平房来说，张其昀实属普通之家。可惜，张其昀故居前几年为火所烧，只剩下当厨房用的半间小平房。2010年立有“张其昀故居”扁。附近是当年杨守陈兄弟居住的地方，所以屋的附近有一大石坊，上题“一门三尚书”(130)。张其昀少时在张氏祠堂伦叙堂（今雅戈尔西杨小学）读小学，祠堂里挂有“门前绿水，杨文懿游钓其乡”的联语，可见镜川杨氏对当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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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宁波地方事务的关注，尤其是关注中日朝贡贸易问题。明朝宁波存在一个中日朝贡贸易问题。其结果，日本人不乐意，因为得十年一次，每次才准为三条船。中国也不爽，得赔上精力与财力，增加宁波百姓的负担。为此，不少宁波籍官员纷纷提出了不少对策。杨守陈主张绝贡，其弟杨守阯则主张由全浙江人来买单。这些措施均不理想，不如黄润玉的对策更聪明些。黄润玉提出：“凡海外夷人，但令如商人，入中国贸易而榷其货，不名其入贡而搅民可也。”(131)这无疑是解决当时在宁波的浙江市舶司最为头痛的中日朝贡贸易问题的两全策略。黄润玉对策的核心是开放中外贸易，既方便日本商人，也方便宁波人，但当时以军事防卫为首务的、缺乏自信心的朝廷显然是不肯采纳的。结果，宁波失去了成为长三角中外贸易中心港的历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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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六《送彭教谕序》，第16080页。近来陈时龙《明代科举体制下的家族、地域与经学》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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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一阁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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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国）陆本豫《四明月湖陆氏宗谱》卷五《世表纪·五柱》，绳武堂1935年刊本，天一阁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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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二一《送刑部尚书陆公致政序》，第16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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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碧川杨先生守阯》，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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