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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三 再起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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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摄政期间，为团结宗室贵族，曾为一些身败名裂的贵族子孙恢复宗籍，封给爵位，但是由于他威福自专的秉性，在政治上不断诛除异己，又在皇族内部引发新的斗争，并且发展到极其激烈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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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在宗室贵族间的权力争夺中即帝位，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多尔衮率大军占领北京后，名声大震，一时“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32]他为了独揽大权，于顺治四年二月，借口济尔哈朗“府第踰制”，罚银2000两，罢辅政。[33]由同母弟多铎继为辅政王。多尔衮一系掌握了全部权力。接着，多尔衮又把斗争矛头指向早已视为眼中钉的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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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初年，豪格东征西讨，再建新功。顺治三年（1646）三月，授靖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自陕入川，镇压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清军驰入西充，时值大雾弥天。张献忠刚愎自用，不信清军神速，未加提防。豪格大军突至，张献忠仓促间被一箭射中心脏，当即死去。于是后世编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广为流传，说张献忠在一座古塔中拆出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造者于化龙，拆者张献忠。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于化龙是明朝战将，天命四年（1619）殁于萨尔浒之战。所谓“吹箫不用竹”，是指箫字去掉竹字头为一肃字，指张献忠毙命于肃亲王箭下的谶语。后人因有“吹箫不用竹，贾勇克西川，底事身遭忌，难将性命全”，[34]以咏其事。后两句，即指豪格返京后的遭遇。顺治五年二月，豪格自四川凯旋还京。但是他在京只享受了一个月的自由。当时，多尔衮权倾天下，对早有夙隙的他不愿放过，何况，豪格在诸王贝勒中仍有相当影响，也令他感到担心。三月，先有贝子吞齐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他当皇太极逝世时，与豪格“擅谋大事”，后又曲徇豪格，词连多人。济尔哈朗被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银5000两。同时，以豪格征四川时“徇隐部将冒功”的微末罪名，将他投入囹圄，夺所属人员。[35]多尔衮并纳豪格妃博尔济锦氏。豪格被陷下狱，气病交加，不久卒于狱中，年仅37岁。皇太极逝世引发的权力争斗至此告一段落，但多尔衮除豪格，兴起大狱，又使贵族内部矛盾更加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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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逼死豪格后，顺势将原隶属皇太极的正蓝旗据为己有，声称“俟归政然后隶于上（指福临）”。[36]六年三月，多铎出痘身亡。多尔衮实领两白一蓝三旗。在贵族中形成莫与争锋的实力。但是由于他擅权过甚，终于导致自食其果。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十二月初九死于喀喇城，年39岁。其灵柩运回北京，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福临称颂他“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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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亲政，济尔哈朗成为最显赫的贵族，随即组织对多尔衮一系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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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亲兄阿济格首当其冲，成为反击的牺牲品。多尔衮摄政期间，阿济格恃功自傲，多尔衮病故，他欲承袭摄政，私下遣人往召其子亲王劳亲，令多率兵来，企图胁迫多尔衮所领两白旗大臣附己。两白旗大臣对性情狂躁的阿济格心存疑惧，为防止被阿济格强行吞并，决定往“依皇上以为生”。[37]多尔衮柩车至京时，福临亲迎，阿济格父子左右居首而坐，济尔哈朗等以阿济格身带佩刀，“举动叵测”等罪名，将阿济格削爵幽禁，没收所属13佐领归福临；以前取自多铎的7佐领拨给亲王多尼（多铎子）；家产人口牲畜俱入官。[38]阿济格人财两空，身系缧绁，性情益发狂暴。先堆集衣物，欲烧监房，又拆房摔瓦，表示抗议。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不可再留，奏入。福临赐阿济格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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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济格死后，葬于北京左安门外韦公祠。数年后著名学者谈迁过访此地，有感于这位名王生前叱咤风云，享尽奢华，死后墓地一派萧杀的变化，写有《英王墓》一诗。诗中有“英王敢战气如虎，胡床解甲罗歌舞”，以及“燕昭墓上穿老狐，几度酸风叹萧索”等句。[39]这不单是阿济格，同时也是舒尔哈齐、褚英、阿敏、莽古尔泰、豪格等开国元勋人生命运大起大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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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尔哈朗除掉阿济格后，于第二年（顺治八年）与理政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上疏追议多尔衮罪，指多尔衮备有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等御用物；欲率两旗驻永平，谋篡帝位；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济尔哈朗）预政，遂以伊亲弟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福临）之继位，尽为己功；盖造府第，与宫阙无异；诳称太宗文皇帝即位，原系夺立；构陷威逼，使肃亲王（豪格）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等等。奏疏最后说：“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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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倒众人推，多尔衮旧部群起附和。正黄旗固山额真、尚书谭泰奏言，何洛会（镶白旗固山额真）依附多尔衮，曾骂詈豪格之子是“鬼魅”。福临下诏追削多尔衮封爵，籍没家产入官。何洛会等人被处死。又定阿附多尔衮诸臣之罪，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等满洲显宦数十人俱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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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虽死，难逃其殃。福临命平毁墓葬。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描述了令人心悸的鞭尸枭首场面：“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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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执政7年间，决策攻打北京，定鼎中原，实际上奠定了清朝基业。这样一位元勋死后蒙垢受辱，自然令皇室嫡裔面上无光，且愧对祖先。乾隆四十三年（1778），福临曾孙弘历下诏为其昭雪。诏书说他“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狱。于是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世袭罔替”。[42]这时距多尔衮获罪，已有1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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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多尔衮一系失败，首先使豪格冤狱得以昭雪。顺治八年，福临为其兄立碑，文曰：“睿王专政启衅，遽加以罪名，辄行拘系，抑勒致死。朕知尔无罪，不胜悼念”，[43]赐谥曰“武”。子福绶袭父爵，改封显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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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落下帷幕时，一些翻云覆雨、附从多尔衮的宗室贵族受到严厉清算。拜尹图、巩阿岱、锡翰是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之子。皇太极时，拜尹图任镶黄旗固山额真，封贝勒，弟巩阿岱、锡翰封授辅国将军。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死后，巩阿岱、锡翰、拜尹图随同图赖、图尔格、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皇太极子为嗣君。巩阿岱和锡翰是前往肃亲王豪格家中密议立汗大事的八大臣之一。他们两人还与图赖、索尼、谭泰、鳌拜四人共立盟誓，“誓辅幼主（福临），六人如一体”。[44]然而一旦他们看到多尔衮权势日大，就将誓言弃如敝履，转而投靠新主。巩阿岱、锡翰对鳌拜、索尼说：“向者我等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誓，俱不足凭”，表示对昔日行为的悔弃；对多尔衮则说：“太宗殡天时，我等凡事皆随图赖、索尼而行，我等庸懦无能，王所素知也。”[45]将当初拥立皇太极儿子的责任完全推给图赖等大臣，乞求多尔衮的宽恕。多尔衮也对两黄旗大臣分化瓦解，对巩阿岱等投附者，加以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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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阿岱、锡翰为了博得多尔衮的欢心，不惜反噬故主，甚至主张将肃亲王豪格诸子斩草除根。当多尔衮令两黄旗大臣商议抚养豪格幼子富绶时，巩阿岱竟说：“这种苗裔，不全除灭，养之何用？”又排陷两黄旗大臣，鳌拜、索尼俱问罪降革，又充发索尼于盛京，图赖家享堂被下令拆毁。巩阿岱兄弟卖友求荣，因封贝勒贝子，得享富贵。对多尔衮的宠臣也一味巴结，如再三请求多尔衮，将女儿嫁给正白旗大臣苏拜；又将锡翰子巴图、巴哈纳送给多尔衮心腹大臣巴颜收养，两子年长后，多尔衮要他们领回，他们却表示说：“无论此二子也。即他子，方当送来一处效力。我等以卑贱之身，蒙升贝勒贝子，入八家分内，以此升擢之恩，没世不敢忘，何忍舍去。”竟不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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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阿岱曲意逢迎多尔衮更凶险的一招，是告讦郑亲王济尔哈朗在福临即位后，曾向他表示日后有人“篡夺”的忧虑。遂使济尔哈朗获罪降爵，为革除辅政王权位铺平了道路。巩阿岱在风云多变的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悖主卖友，一味钻营，得封固山贝子，官至吏部尚书，在多尔衮面前，最被信任。[46]而一旦冰山倾颓，积怨甚深的巩阿岱等人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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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九年（1652）三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利用巩阿岱兄弟积极参与作证，将多尔衮主要党羽相继剪灭后，最后清算了他们的老账。结果，巩阿岱、锡翰以“党附睿王，媾陷忠良”等16条大罪伏诛；拜尹图亦受牵连，削爵，幽禁，黜去宗籍。[47]直到嘉庆四年（1799），颙琰才下令恢复其后裔的宗籍。鸦片战争后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的伊里布，是巩阿岱的裔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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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也没能逃避惩处。他们于多尔衮生前趋炎附势，百般谄媚，在他死后立即改换门庭，在郑亲王济尔哈朗主持下联名向福临举发多尔衮“逆谋”种种。尽管他们在奏疏中为自己“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的行为表示了反省，毕竟不能改写那段历史。何况他们在罗织睿亲王罪状的过程中，自以为立有大功，分取睿王府没收的大量财货、人口，也引起福临诸多不满。但当时大局未稳，故福临隐忍而不发。八年后他才谕示议政王大臣，列举他们“谄媚抗朕之睿王，及睿王死，分取其人口、财货诸物”等罪，命王大臣会议以闻。奉旨议准，降巽亲王满达海及端重亲王博洛之子为贝勒；其分取睿王之家人、牲畜、财物俱籍没；投充汉人照贝勒应得之数给予，余俱释为民；惟敬谨亲王尼堪，因出征阵亡，仍由其子承袭王爵，但分取睿王家产一并籍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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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宗室贵族内争相踵，报复不断，与这一历史线索相伴终始的，则是皇权的不断上升与宗室诸王实力的削弱。福临治罪多尔衮，打击了宗室强藩，解除了对皇权的威胁。两黄旗与两白旗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长期斗争几经起落，以皇权胜利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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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生前领三旗，他将多铎子多尼归入正蓝旗，两白旗分给养子多尔博（多尔衮无亲子，乃抱养多铎第五子）。[49]福临亲政后，在原有两黄旗基础上，又把多尔衮麾下最精锐的正白旗收归己有，形成新上三旗（原正蓝旗换出）。上三旗下五旗体制正式形成。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地位高贵，下五旗则渐成诸王分封之所。与皇权颉颃几朝的旗主之权则成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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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确定后，福临又变更了八旗官职的名称。顺治十七年（1660）谕，“以后固山额真汉字称为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50]固山额真的汉意为“旗主”，事实上并不真正主旗。取消这一称谓的意义在于，皇帝为天下共主，不能与他人分享“额真（主）”之名。从此，八旗都统特别是下五旗都统，不再是以往王、贝勒的私属，而是渐与部院衙署官员等同，均是任由皇帝黜陟的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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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亲政虽只14岁，但不愿再听凭强藩摆布。顺治九年三月，他谕令取消诸王、贝勒管理六部、理藩院、都察院旧制。郑亲王济尔哈朗虽地位尊显，也只晋封“叔和硕郑亲王”，不再让他主掌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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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亲政后，时常把明代兴衰得失的历史经验引为鉴戒。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51]的道理，采纳汉臣范文程等人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认为这是既可解决“赋亏饷绌”，又可“弭盗安民”的良策。在四川等地，则实行由政府贷给牛犋种子银，“听兵民开垦”的政策，鼓励垦荒。但因政府本身财政拮据，无力筹措大量牛种银两，使这一政策收效不大，也难以在全国推广。顺治末年，颁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又颁行户部议定的官员垦荒考成则例，以官员的垦荒实绩，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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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实行“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农民的剥削。顺治十四年，福临为了防止地方官额外聚敛、豪蠹侵渔中饱，以致民生困苦，特命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数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的繁重加派，编成《赋役全书》。颁行以后，农民所受剥削较之明末有一定程度减轻。福临还下令停止了多尔衮为避暑之需，在边外修建新城的工程，免除各省加派银25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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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六年（1659）春正月，从遥远的南国传来清军攻取云南省城的捷报。至此，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之外，都被讨平。当有人提议举行祝贺时，福临的反应却意外地平静。他表示，大业一统，“非朕德威所能自致，何敢居功，宣捷表贺等礼俱不必行”。[52]摆在福临面前的，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但突然袭来的疾病，却注定他壮志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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