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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三 旧贵族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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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鼎革之际，宗室贵族包括摄政王在内，共有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有爵位者169人。[15]进入民国时代，少数王公贵族，特别是其中的皇室近支，凭借溥仪小朝廷的余威，以及庞大的祖遗家产，继续过着豪侈腐朽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已如流水落花，一去不返。自己又没有经营能力，只好坐吃山空，日销月蚀，逐渐淘空了家底，步入破落之途。民国初年对官庄、王庄的大规模丈放，促使贵族土地所有制迅速崩溃，加快了旧贵族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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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庄王庄的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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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庄的丈放始于清朝末年，其前提则是允许旗民交产。咸丰二年（1852），清廷为了解决“旗民生计维艰”问题，公布《旗民交产章程》，正式承认旗地可以卖给民人。但这一规定，施行范围只限于关内，还没有将东北地区的旗地包括在内，并且在咸丰九年（1859）一度取消旗民交产法令。此后，同治二年（1863）再次施行，光绪十五年（1889）开禁，几经反复，终于在三十一年（1905）将东北地区的旗地包括在内，彻底消除了旗民不准交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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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为了开垦升科，增加财政收入，开始丈放东北各地的官荒、围场，就是内务府的牧地也大量放垦，征收地价银两。宣统元年（1909），锦州官庄基本丈放完毕，共丈放官庄土地13500余顷，应收地价银182万余两，已收148万余两。[16]从此，庄头全部裁革，土地所有权转归私人。锦州官庄的丈放是土地所有权的一次大转移，由原先的皇室私有转归庄头、壮丁、佃户所有。但皇室也从中得到了不少于150万两的地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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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末年，主要依照勘丈锦属官庄地亩章程，对盛京官庄进行清丈。查丈过程中，围绕承领权问题，庄佃间展开激烈争夺，加之清丈机构屡屡变动，清丈工作迟迟未能结束。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清丈工作随之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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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2）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优待皇室条件》和《待遇皇族条件》的规定：皇室、皇族私产一体保护。[17]这样，皇室虽然丧失了直接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权力，却仍然保持着役使官庄壮丁和佃户的经济权力。但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盗典、侵蚀皇室庄地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与此同时，抗租霸地斗争也愈演愈烈。怡僖亲王在奉天“催纳属丁，仍旧封差。各户丁皆称，此际无君无法，何有王差之说，坚决不纳”；有的佃户“将王产盗卖盗买”；有的“散布通告，私结团体，竟将各王公府户地亩，概行注销”。[18]总的情况是，“自共和成立，各庄佃对于王公地产，时生野心，抗租不交者有之，私自税契者有之”。[19]皇室庄地已难以维持。于是，有的贵族将各处有租之地，一律将租价变卖，[20]如郑亲王府、安郡王府都陆续拍卖了一部分庄田。民国3年（1914），镇国公毓岐（仪亲王永璇的曾孙）在申请出卖庄地的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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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赏先祖仪亲王册地八千五百零八亩，坐落在奉天海城、复州两县界内熊岳、牛庄等处地方，历归本府大粮庄头康庆龄承种。现因生计艰迫，现状难支，又兼庄佃等屡抗租额，任意拖欠，欲将此项地亩概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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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些地方，王公出售庄地，也遇到庄佃的阻挠，有的还成立“保产会”，聚众宰猪，定盟结党霸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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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王公单独变卖庄地受阻，便想成立清理田产处，结成业主团体，同时呈请民国政府保护清理变卖。民国2年（1913），内务府办事处便仿照从前丈放锦州官庄的成规丈放庄田。民国4年（1915）奉天设立清丈局，制定《丈放内务府庄地章程》，中心内容是：无论正额浮多，一并清查丈放，正额地价拨解皇室，浮多地价收归国有；丈放庄地，先尽庄头交价承领，如庄头无力价领，取具该庄头退地甘结，准原佃承领，惟庄头如有私典盗押于佃户者，应归佃户承领。地价分为三等，上则每亩大银元7元，中则5元，下则3元；所有放出庄地，当年一律升科，其各庄头向例应纳粮差各款，自丈放交价之日起，准即一律免除。[22]这样，丈放的庄田，“正额地价，拨解皇室”，即为领地人的私产。此外，皇室的果园、贡山等项土地，也是因为“半为官家借用，半为人民侵占”，[23]分别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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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4年（1915），奉天清丈局还制定了《查丈王公庄地办法》。不久，改订为《丈放庄地章程二十一条》。基本原则与《丈放内务府庄地章程》同，惟所收庄地、基地价款，以二成拨归国有，以八成收归各王公名下存款账簿，专储备领。浮多地价尽数拨归国有。[24]与内务府庄地之不同，就在于王府庄地的正额地价不能全部归原主，而必须将其中的两成拨归国有。当时的东三省，实际上并非民国政府所能管辖，而是由享有“东三省巡阅使”头衔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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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丈庄地一事，王公贵族们的态度并不一致。开始时，部分王公态度消极，如锺郡王、醇亲王、涛贝勒府等，均请求缓丈和免丈。此外如松公府、和亲王府、肃亲王府也拒不交丈。[25]当时有一叫锺豫的满洲官员致函醇亲王载沣，即代表了反对王公田产丈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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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闻一可惊可骇之事，乃张作霖忽有丈放王公田产之辈〔举〕，外似为筹一劳永逸之计划，暗实欲绝满洲命脉，其意大不可测。夫王公田产纠葛烦滋，清丈可也，何必强迫一律出售，是塞满洲归路也。初以为必有抗论阻其施行者，乃诸王公贪目前小利竟忘后图，无不赞成。此辈试思，优待经费不及二世，今上（指溥仪）万年之后天然取销。取销之后，诸王公虚爵仅存，将何所归，将何为计，苟失根据虚爵亦危，何皆一未计及乎？昔有元之世大封宗室于边疆，故至今犹能巩固不摇，有清宗室聚处京师已非久计，若能将固有田产一律放弃，数十年后满族将无存在之地，不销自销，不灭自灭，较失国之惨尤有加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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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豫反对丈放田产，主要是基于维护王公贵族长远利益的考虑，所以他不仅反对丈放，而且建议“宜去北京产业陆续增置东三省产业，立定满洲脚跟，以为子孙万世之计”。但锺豫代表的一部分人只看到田产尽失、王公虚爵所导致的不利影响，却不明白在王公贵族“贪目前小利竟忘后图，无不赞成”丈放田产的表象背后，实际起作用的是一种“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无奈心理。按丈放章程规定，王公庄地每亩地价上则大洋8元，中则地价6元，下则地价4元，减则每亩收大洋2元，比一般民地的价格低得多；而且王公只能领八成正额地价。问题是，继续坚持对庄地的所有，也难以保证地租收入，而如果清丈的话，至少还能领回大量银元。因此，除少数王公不愿交局丈放外，大多数王公如礼亲王、睿亲王、郑亲王、裕亲王、仪亲王、直郡王等都遵照章程请求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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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地价低，自然会引起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垂涎，积极置买庄地，而原先世代租种庄地的壮丁、佃农，虽有优先承买庄地的资格，但往往经济条件太差，无法凑足地价。大片庄地因此落入官僚、富户之手。这样一来，又引起一些地方的丁佃群起抗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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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城县四方台等屯毓公府壮丁、佃户抗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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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4年（1915）4月，王铁屯、四方台、双台子等处毓公府庄佃听说清丈局委员到县，鸣锣击鼓，聚集数千人，携带刀枪木棒，欲将委员等全部杀死。海城县廷知事反复劝诱，又调动武装威胁，聚集群众仍不为所动，“总以求缓丈为辞”。[28]这些庄佃抗丈，主要是因为“地价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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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佃抗丈活动，只是暂时保留了部分庄地。到民国14年（1925）军阀政府又下达没收全部王庄的命令，“凡未经呈请丈放之各王公庄园，自应一并收为省有”。[29]余剩的庄地，也被强行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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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关内的官庄、王庄也大部分丈放收价，只有少数庄田仍归原佃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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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官庄和王公庄田是清朝皇帝、宗室显贵保持经济特权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些地产的丈放，无疑加快了他们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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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府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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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丈放后，王公贵族大多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为了继续维持“阔富”的架子，只好拍卖房产、浮财，在银行存款吃利息。经济上入不敷出，年深日久，多数破落，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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