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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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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五 争取平等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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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一次改写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侵略、欺侮的辛酸史，中国人终于有了一次扬眉吐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会。然而，民国时期的满族人，尚没有取得与汉族平等的权利。最令满族人难堪的，除了生计的普遍贫困，便是社会上司空见惯的歧视。尽管《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明文规定“与汉人平等”，尽管民国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事实却表明，辛亥革命的成功未能圆满地解决民族矛盾问题。而清朝长期奉行的民族压迫、歧视政策，又在满汉两个民族间播下了仇怨的祸种。“鞑虏”、“胡儿”、“老爷骑马你骑（旗）人”、“满板”之类歧视性称呼不绝于耳。旗人谋职往往受到歧视。许多旗人为了生存，只有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尤其满洲旗人，几乎全部隐去自己的族属、姓氏，改称汉族从汉姓用汉名。旗装、辫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沉痛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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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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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潢贵胄”的嫡裔们，也同样受到歧视。如睿亲王多尔衮第十三世孙金寄水，在上小学时常被同学呼为“小满奴”。他少年时代的诗草中，就有“无故人前遭白眼，姓铜也比姓金强”的句子，可看出当时的苦闷心情。[73]因此，在争取各民族平等这一点上，他们与广大满族人民是同声相应的。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地位，在满族内部也有较大影响，所以，在满族争取平等的活动中，不仅有他们参加，而且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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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北京满族曾多次发起要求平等待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满族儿童升学、成人就业、不受污辱三项要求上，但活动规模较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溥儒等人发起组织的满族文化协进会（后改称满族协会），以及在该协会领导下层开的请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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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恭亲王溥伟之弟）的画与张大干齐名，号称“南张北溥”。沦陷时期，未曾去过伪满洲国，为时人所重。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特邀其代表满族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同时被邀的还有满族代表毕天民（医生）和穆精阿（新疆满族）。毕天民代表满族发言时，会上曾发生争执。事后有报纸诋毁“满族代表扰乱会场”。消息传到北平，在满族中引起很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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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溥儒（心畬）行草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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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回到北平，和溥芸子（大学教授）、宪度之（肃亲王善耆第十九子宪容）等人联络满族同胞，成立一个群众团体，作为进一步要求平等待遇的后盾。首批入会者多是文化界人士，遂定会名为“满族文化协进会”。[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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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进会以溥儒为理事长，下设理事、监事若干人，后改名“满族协会”。由于入会者踊跃，在北平内外城各区及各营房，西部外火器营、圆明园、健锐营等处，设立了会员登记处。满族协会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呈请解决满族升学、就业，禁止上演污辱满族的电影戏剧，与蒙、回、藏诸族平等待遇问题，均不了了之。接着，遇到两起事件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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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起，蓝鹰剧团事件。国民党蓝鹰剧团演出话剧《太平天国》，剧中骂满族是“狗达子”。引起京旗满族的愤怒。满族协会了解到蓝鹰剧团很有来历，仍向有关当局要求删去或改换污辱满族的台词。不久蓝鹰剧团赴他市演出，这起事件随即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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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起，电影《十三号凶宅》事件。《十三号凶宅》电影在中南海拍摄外景时，演员王元龙身着满族袍褂，向围观群众说：“我是满洲人的老祖宗。”激怒了在场的满族人。翌日溥儒主持召开理事会，命人草拟呈文及抗议信。王元龙慑于众怒，书面致歉。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十三号凶宅》上演，方知是以清朝郑王府为背景，极尽污辱之能事。电影梗概是：庚子之乱中，郑亲王被八国联军捉住，用马拖死。家境败落后，郑王后裔兄妹通奸，既而生出一女，长大后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只能夜间出来活动。后有两个大学生租住此宅，每夜看见鬼影幢幢，惊惧异常。看房人（即此女之父）遂为学生讲述郑王府的悲惨遭遇和没落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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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节均属编造。末代郑亲王金昭煦向北平法院控告《十三号凶宅》有意污辱。《十三号凶宅》电影组自诉只是艺术加工，够不上污辱罪名。双方唇刀舌剑，相持不下。幸好郑王是中国大学的校董，中大学生出面支援，满族协会也予以声援。最后此案以说合了结。影方删去污辱镜头，改换郑王府名称，电影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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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太平天国》和《十三号凶宅》两部影、剧，说明满族协会要求禁止污辱满族题材作品上演的呈文并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但久受歧视的满族人，却满足于这两次十分可怜的“胜利”，满族协会随之提高了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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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备行宪“国大”。溥儒南下南京，分访要津，第一次争得与蒙、回、藏诸族相等的代表名额（17名）。但满族协会成员的经济状况多十分窘困，以致满族代表名额多数被国民党高官抢去，满族协会理事入选的反寥寥无几。事实上，这时淮海战役已经展开，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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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六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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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满族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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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满族人民往往受到歧视，许多人改名换姓，隐瞒民族成分。以满族人主要聚居区北京市为例：民国初期约有60万人，到1949年将近40年，满族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锐减至3.1万人。[75]据说，全国登记在册的满族人口只有8万人。[76]1949年以后，一部分满族人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从全国来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满族有241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增至430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已达984万之多。目前，满族人口已逾千万，仅次于壮族，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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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满族人享有区域自治的权利。迄今，全国先后建立了新宾、岫岩、青龙、丰宁、本溪、桓仁、宽甸、清原、伊通、宽城、凤城、北镇等十二个满族自治县（部分县已改市）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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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满族历史掀开新篇章时，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们也开始了不断平民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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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清摄政王载沣于1951年农历十二月病故后，载涛成了皇室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他在清帝逊位后，没有参与皇帝复辟活动，与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也没有政治联系。新政权给了他很高政治荣誉。1950年6月，经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批准，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周恩来曾对他抱歉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没有请您参加，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77]同年8月，毛泽东签署委任令，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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