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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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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看起来，祖逖这句话和多数年轻人的豪言壮语一样，仅仅是说说而已。祖逖的工作在几个王爷之间调动，只是按部就班地升迁。刘琨在仕途上似乎要得意一些，并且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里。他是金谷园的“二十四友”之一，这个团体才华横溢，但出入于权贵之门，说起来并不那么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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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八王之乱，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置身事外。荡阴之战，前侍中嵇绍血溅帝衣，与这位忠臣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时惠帝身边的“百官侍御皆逃散”，在逃散的人群中，就可以看见祖逖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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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祖逖在洛阳城里安静地居住下来。他目睹了其后这座古老都市所经历的劫难，然而没有再介入任何纷争。祖逖先后拒绝了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人发出的邀请。等到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的时候，祖逖的母亲去世，他更可以用守丧的名义，名正言顺地不去上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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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被卷入得则要深得多，永康元年（300）之后的一系列无聊而恐怖的动乱中，刘琨的活动相当频繁。他的对手为刘琨兄弟的脑袋开出的悬赏是“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并且，厌恶他们的不仅是敌人，刘琨的兄长刘舆被人比作油垢，意思是沾上就不免被污，刘琨和这个哥哥走得很近，他的名声，这期间大约也不会好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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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在刘舆的建议下，光熙元年（306）刘琨出任了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这仍然是王爷们争权夺利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并州虽称边境，其实却接近中央，它向南通往河内郡，往东则联系司州和冀州，并州出产的武器精锐，并州的健儿和良马更是驰誉中原。控制并州，就是在北方多了一个战略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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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琨一开始可能并没意识到自己此行的意义。他在这一年的九月底出发北上，从此他的人生，将全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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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并州刺史刘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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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的经历，对刘琨显然是个考验。他已经亲历过战争，对流血和死亡并不陌生，然而眼前的景象，还是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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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上任的两年之前，在并州已经出现了一支实力强劲的反政府武装，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政权。魏晋以来，匈奴人和羯人大量涌入并州，各种民族矛盾积蓄已久，这时一并爆发。两年内，匈奴人的势力迅速扩张，并州东南的一系列军事重镇落入了刘渊手中。也就是说，并州刺史的行政命令已经无法下达到本州的东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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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并州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刘琨的前任司马腾，实际上是在刘渊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逃离的。他在离开时，兼职充当了人口贩子，抓了大批胡人作为奴隶贩卖到太行山以东。另外一万多逃亡者组成了他的军队，这支队伍的名字真切地点出了当时并州人的心境，叫作“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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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招募了千余人，上任的道路变成了转战之旅。一路上交替出现在刘琨眼前的，是大批绝望中流亡的难民，和暴露于荒野中的白骨。一时是哀号之声刺穿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一时则是不闻半点人声的死寂。山路险峻，群胡数万周匝山野。政府高官的身份不能带来安全感，刘琨于途中写了一道奏章，其中略微夸张地说道，一睁开眼看见的就是敌人，只要挪一挪脚跟，就可能遭遇新的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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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耽搁在路上的时间，远比预计的要漫长。只有在壶关，他得到过一次物资支援，所以最终携带的资粮告罄，唯有靠薇、蕨之类的野菜充饥。刘琨出身高贵，在洛阳时更是生活豪奢，交往的朋友里不乏像石崇这样的人士，他们以肆意烧钱而精于美食著称。不难想象，眼前的食物会令他格外难以下咽。刘琨还曾作了一首《扶风歌》以描写当时的场景：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可见上任的途中过得是如何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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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足半年以后，刘琨终于到达了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当两山之间的缝隙里，隐隐露出晋阳城城垣一角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长出一口气的感觉，但走进晋阳后就会发现，这里的景象，更加令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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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这个并州刺史已经没有了办公的地方，因为府寺建筑早就被全部焚毁。城市内荆棘遍布，豺狼在大街上行走，僵卧的尸体覆盖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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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写自己这段经历的诗作中，刘琨尽情宣泄了脆弱的伤感情绪，并表达了对洛阳城华美宫阙的思念之情。“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这样的句子也许会让人觉得，这位作者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一次诗人比诗歌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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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尸体，剪除了荆棘，重建了府朝市狱，以城门为战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来犯之敌。刘琨来晋阳的途中，洛阳城里晋惠帝驾崩；当刘琨筚路蓝缕地在晋阳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他的哥哥刘舆又策划了一起政变。然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和刘琨无关，他要考虑的，只是怎样面对眼前并州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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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汉政权建都于离石，位置在晋阳的西南方向，相距大约仅三百里，快马奔驰，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到达。看起来晋阳的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刘琨相当程度地瓦解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得大批匈奴以外的胡人部落不再对刘渊表示效忠。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反而是匈奴人选择了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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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大动乱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在刘琨的经营下，晋阳城成了一个难得的避风的孤岛。终于，这里人口慢慢聚集，一处传出鸡鸣犬吠之声，远远地，也可以听到一些呼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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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刘琨所能做到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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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称，刘琨长于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但却没有能力安抚和驾驭他们。所以恢复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天之内，晋阳城有大量流民到来，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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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刘琨的名士习气。在洛阳城，刘琨交际的圈子大抵不出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几个身份往往是交叉的）这个范围。即使是到各地奔走游说的那几年，他接触的也仍是朝廷的方面大员。刘琨很容易让这些人感受到自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利用他们的心理弱点。但此刻，面对眼前这些来自底层的饥民，即使充满同情心，刘琨恐怕也不免和他们彼此隔膜，缺乏沟通。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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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致命的是，本质上，刘琨仍然是一个公子哥儿。一旦情况稍有好转，对奢侈生活、音乐还有女人的爱好，他就无法克制。永嘉六年（312），即洛阳沦陷之后的一年，这个局势紧张的关头，他为了一个音乐家而处死了一位重要的将军。这时，连刘琨的母亲都对儿子感到绝望，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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