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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忧患深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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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经历可以说很单纯，可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太动荡了。年少时，家里生活困难。因为师范科不用学费，吃饭也不用花钱，徐中玉便考取了无锡省立中学师范科，毕业后先得去小学当两年教师，才能接着考大学。十七八岁的徐中玉，做了两年“孩子王”，然后揣着攒下的200块钱，考上了位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国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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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大学生活因为日军侵华，被搅得支离破碎：随高校内迁到重庆，又转而到了中山大学。学业却在受难的日子里毫不松懈，一口气读到了硕士。他在自己写的《忧患深深八十年》一文中说：“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复杂交错，很难截然划分。当时的感觉与后来回想时又有不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咀嚼这番话，你能深深感受到一位历经世事的老人的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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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多年间都“躲”在校园里，徐中玉却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呆子。在山东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自力更生筹措学习费用，徐中玉进大学后就开始发表文艺作品，为当时一些著名报刊撰稿。其间山东大学曾一度并入重庆中央大学，徐中玉担任中大文学会主席，组织各种活动，曾邀请郭沫若、老舍、胡风等到学校讲演，开风气之先。由老舍介绍，徐中玉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为协会中唯一尚在读书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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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徐中玉回到复校的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公开支持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指为“奸匪”，密令将他中途解聘。1947年，他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兼在同济、复旦中文系教课，同时在《观察》《大公报》等民主刊物上发表文章。徐中玉还与姚雪垠合编了《报告》周刊，但第一期印出即被禁止发行。上海解放后，徐中玉欢欣鼓舞。1952年，因院系调整，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在教学的同时，笔耕更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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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知识分子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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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学界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中，徐中玉的“硬朗”是其突出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来自于他果敢的性格、独立的操守以及不妥协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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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肃反”运动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把施蛰存先生作为批斗对象。徐中玉仗义执言，当众为施先生辩护。1957年，徐中玉公开发表了几篇文章，被划为“右派”，主要罪状为主张“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定案”后他被赶出中文系，发配到图书馆库房整理卡片。“反右”中，上海作协要批判徐中玉，老友劝他不要一味硬顶，硬顶是无益的，但徐中玉却抱着“宁折不弯”的决心，说：“我横竖横了（上海方言，意思是死也这样，活也这样）。”果然，到了会上，每当批判者的发言中有不合事实、乱戴帽子、大言吓人的情况时，他都据理与之争辩，甚至反唇相讥，以致后来被定为“极右分子”。即便如此，徐中玉还是不“悔改”。动荡岁月中的一次批孔大会中，他听了一些发言后，忍不住站出来称赞孔子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绝非有些人胡说的民族罪人，结果他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又遭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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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反右”后“文革”，二十多年间，徐中玉被剥夺了研究、写作的权利。逆境当中，他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700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1000万字”。因为这种丰厚的学术积累，他顶着“右派”的帽子还被选入了《辞海》编辑组，他后来编著的许多作品也都得益于这些卡片。正是对知识、学术的热爱和信念，使他得以度过那段异常艰难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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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徐中玉的大部分文章，无论是其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都贯穿着他的忧患意识。凡是他觉得于国于民于党有利的话，从抨击严重腐败之风到文化的失落、教育的困境、道德的沦丧，该讲的他都讲了，不仅私人场合讲，而且在公众场合大声疾呼，真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在和他共事半生的钱谷融老先生眼里：“中玉兄不但热心公益，勇于任事，而且敢作敢为，只要义之所在，他都挺身而出，绝不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徐中玉的学生、著名文艺理论家毛时安感慨道：“倘若有什么能概括先生形象特征的词的话，在我看来，最准确的莫过于‘风骨’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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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骨，徐中玉自己是这么解读的。他说：“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爱国，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古人之中，徐中玉最推崇苏东坡，历尽苦难而豁达大度，他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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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大学语文》的推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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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徐中玉已年过六旬，所幸他是第一批被平反的人，随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把中文系办得红红火火。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推广“大学语文”课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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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是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语文被取消，从此中断了二十多年。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联合徐中玉发出倡议，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这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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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学校里的语文教材其实都是政治教材，语文课就是政治课。到徐中玉编《大学语文》时，环境已经宽松很多。“胡适的文章是我第一个选进《大学语文》的，上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当时很多人都替我担心。而且，我选的那篇文章叫《容忍与自由》，大家都觉得有点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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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大学语文》教材问世，此后不断修订，至今已出第十版，印数累计3000多万册。编撰教材之外，由徐中玉担任主编、会长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后改名“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这些努力，奠定了数十年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说起往事，徐先生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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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问徐中玉：“现在一些大学的语文课程日趋边缘化，母语教育正在受到伤害。您如何看待这种现状？”徐中玉如此回答：“每个大学生应有一专之长，但通才教育需要他们尽可能具有较为广博的学识，高远的视野，具有人文精神与素质。对于以上方面，学好、教好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都是无法替代的，它的价值无法用一时的物质回报来衡量。可以说，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辈子有用，只能进一步加强，力求做得更好，绝不可忽视、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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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华东师大作家群”背后的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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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文坛都知道上海有个“华东师大作家群”，包括陈丹燕、格非、许子东、朱大可等数十个77级、78级学生，覆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儿童文学等各个方面。这被认为是教育界、学界、文坛的一大奇观。创造了这个奇迹、站在这个团队背后的主帅，就是徐中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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