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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战乱中与“画牛郎”的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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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问我和可染是如何相识的，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民间说生在这天的都是织女一样的巧人。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这是天意吧？我们之间真的有许多说不清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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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是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彼此同在一座城市多年，却不相识。本来我们之间没多少交集，“七七事变”后，战火顿起，烽烟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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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一路上飞机追着我们的火车扫射，不断有人从我身边掉下去。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他们家住在岳麓山下，而我家住在山上。后来长沙也守不住了，我们在一个早晨逃了出来，可染也是同一天离开的。这是日后我认识他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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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长沙后不久，我母亲在漂满死尸的河里洗衣服时，把手弄破了，结果染上了病毒，第二天就死了。我辗转到了重庆姐姐家，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上学。巧的是，那时可染也从贵州逃到了重庆。重庆并不安全，眼见一架架飞机像麻雀一样飞来，密密麻麻的炸弹扔下，大家就一窝蜂地往防空洞里跑。有人跑得慢，被炸死了，肠子就挂在树上。可染经常到一个大隧道里躲着，有一天，他的朋友硬拉他出去，那是他唯一一次没在隧道里躲炸弹。就在那天，几万人因为缺氧死在隧道里，他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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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与同宿舍一个女孩很投缘，就是可染的妹妹李畹。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她跟我念叨自己有个哥哥，叫李可染，曾是西湖艺术院的学生，校长林风眠特别喜欢他。渐渐地，我听熟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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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末的一天，阳光格外好，我突然心血来潮，要出去画水彩，就在离学校不远的路边选了个景，画了起来。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摇摇晃晃走了过来，看起来病恹恹的。他打听艺专怎么走，我就给他指了路。他顺口问我一句，有个叫李畹的学生认不认得，我心想，你可问对了，她就住我下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李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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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到我们学校教绘画，住在教员宿舍，也就是一间茅屋，能摆个床，放个画画的小板子。可染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正好我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他拉胡琴时，我就在旁边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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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住的地方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竹笋，我就帮他天天浇水，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他唤作陪竹，正好是我名字的谐音。又想到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就给这茅屋起了斋名“有君堂”。这对我也有很大触动。一些日子相处下来，我们越来越珍惜对方，要知道，我们都是死了几次没死成的人，感情非常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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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我们结婚了。可染出身贫农，我的家境好一些，但是战乱时，连身上的衣服都丢光了，也是一穷二白，算得上与他门当户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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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时，我们借了学校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又借用老乡堆草的一间屋，还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都摇晃的方桌，一把窄的条凳。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凹凸不平。为表示是新房，我和李畹买了扫把和石灰，把墙刷了一下。不刷还好，一刷更花了，但是意思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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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可染37岁，我24岁，可染的前妻苏娥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三子一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我们刚遇见时，他全身长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痛难忍，决心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并把他的身体调理好。结婚后，我养了几只羊，还喂了几只鸡，用鸡蛋给可染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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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年底，我们的长子李小可出生。有一次，可染出去办事，一连三天没回来。我很着急，等他回来我才知道他去听戏了，因为戏好，就一连听了三天。我大发雷霆，竟把床都坐塌了，我问他：“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他知道自己理亏，没有说话，以后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对他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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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可染到北平教书，直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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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生活辛苦却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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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股潮流认为国画是封建文人画，画些花花草草，只讲求格调，没有烟火气，像什么样。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都不屑上国画课，李苦禅先生因此无课可上，可染本来是教国画的，也只能去教水彩，但是他的心里始终不以为然。他学过西画，也画过抗战宣传画，他认为国画可以展现当代的现实，就决心改革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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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经常出去写生，但我最怕的也是他去写生。写生时跋山涉水，鞋子很重要。可染的脚和常人不同，有畸形，脚底下有块突出来的地方，走路会痛。我就在他鞋底挖一个洞，刚好合他的脚形，然后再加一层鞋底。这辈子我做了多少双这样的鞋真记不清了。鞋坏了之后的路程对可染来说异常痛苦，但他还是会坚持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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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他和张仃、罗铭想去江南写生，却都没有钱。一家杂志社的主编预支了100元稿费，他们这才出去，一路住马车店，吃路边摊，100元花了几个月。可染的衣服破了，鞋也漏了，鞋底垫着个纸片，就这样到了南京我大姐家。大姐帮他缝补鞋袜，还替他买了回程车票。等到他回来时，就跟叫花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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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每次出去写生，不管多长时间，都对家里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有我在。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为了使可染完全投入到创作中，我放弃了雕塑，承担起家庭的担子。我们有五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要赡养，可染的哥哥、姐妹家中有困难都需要我们帮助，老家亲戚钱不够，也要寄去。每到月中，我俩的工资就都花光了，总要向别人借。后来学校决定给我们每月补助20块钱，但可染是要强的人，领了一次就谢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每天光批改作业就要到半夜，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少睡觉的功夫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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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辛苦都有回报，可染成绩斐然。他把写生路上的所见，甚至连上海的汽车、洋房都收入画中，用国画的笔墨画现代生活，非常协调。当有人说，中国的传统走到穷途末路了，可染只回了四个字：东方既白。今天，大家都说可染的画意境非凡，对国画开拓有功，却不知道他画笔背后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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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从没埋怨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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