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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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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从囚徒到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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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张郎郎感慨自己离开祖国很多年了，但不曾想“乡音无改”却成了他这些年来赖以谋生的本事。“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到了尚未回归的香港，在那里住了八年，除了日常工作外，我用乡音——地道的北京话教中文。也给当地杂志写京味儿的小说，一来是怀念，二来是过瘾。离北京越远，越体会到北京话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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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张郎郎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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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于1943年生于延安，他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先后在育才、一○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他，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政务院办公室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张郎郎说，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想避开外部的干扰。我们没想用诗来反对任何人。我们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心怀不轨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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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张郎郎因成立“太阳纵队”等“罪行”，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就这样被判了死刑。1970年3月5日，在即将执行死刑时，他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年底，张郎郎假释出狱，后漂泊海外。他曾在文章《迷人的流亡》中回忆：“小时候，觉得流亡是一个很浪漫的词，似乎和文学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普希金写的《致恰达耶夫》《高加索俘虏》这类的好诗都和流亡有关系。那个时代在俄国，要当作家或诗人似乎都必须被流放，要去孤寂一番。这简直是必要的资格经历。等我真开始流亡生涯以后，就常常想起雷马克在《流亡曲》那本书里所写的那个老朋友：他的外号叫‘候鸟’，每次在某种严冬来临之前就当机立断飘然而去，扔下了一个个多年来曾赖以存身的窝。决不留恋，决不回首。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和那只候鸟一样，不断出现提前逃离任何现场的强烈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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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张郎郎到了美国。他告诉笔者，在大洋彼岸还是靠中国文化底子养活自己。在退休之前的最后八年，他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工作的外交官。“去年，我的最后一位学生，就是现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副大使王晓岷先生。同事们开玩笑说：‘你应该晚几天退休，就可以教完骆家辉先生，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去北京。现在是中国文化，全球各地生根开花！’”张郎郎则笑答：“‘一招鲜，吃遍天！’这句老话，现在应该改成：‘学好北京话，走遍世界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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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叹，他这个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陕北延安窑洞里的孩子，如今到这么远的地方落脚，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也许我的母亲想到了。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我告诉母亲想走文学之路，妈妈说：‘那你先得学会一个谋生的本事。因为文学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比如你学会剃头，至少可以吃万家饭。这样就可以行万里路了。’我记住了妈妈这句话，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有什么计划，首先想到要会养活自己。我们在国外，的确存活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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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说他多少年来也在纠结，是靠画画还是靠中文。“我父亲张仃是个画家，我母亲陈布文是个文学家。也许遗传的基因让我拿不定主意，于是，我主要靠中文谋生，不时也得画画。”张郎郎自嘲，“也许是因为脚踏两只船，也许是一代不如一代，至今我写文章写不过妈妈，画画画不过爸爸。但这都不会让我放弃，我得创作，我得不断努力。他们俩永远是我前面的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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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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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毕加索加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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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晚年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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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21日，张仃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在90多岁时还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个小学生。”在艺术上，他是位顶级大师，而在生活中，却一如孩童般纯真明净，不谙世事。张郎郎说：“人们说我爸是‘包装新中国’的大美术家，是中国美术的‘立交桥’。人们在赞扬着他的才华，在感慨着他的机遇，生正逢时！但他们不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必需的铺垫，不单在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领域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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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1917年出生于辽宁北镇。20世纪30年代，他的职业美术生涯开始于张恨水任校长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日本人侵入东三省后，张仃拿起笔，成为一名反抗侵略、反抗专制的漫画斗士。1938年，他来到延安，和作家萧军合作，在当地创建“作家俱乐部”。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同文艺工作者交流。在张仃看来，抽象的“国家”必须有色、形、物的形象化传达，才能被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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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经历，使张仃获得担纲新中国形象设计的“资质”。他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天安门的庄严雄伟极大地震撼了张仃，于是，天安门成为他笔下国徽方案的主体元素——弧形的地平线上，天安门巍然屹立，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言简意赅，立意精准，这一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1950年，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上。这一年，张仃32岁，同时还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团队。1949年，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他创造性地设计并挂上八个巨型宫灯，用这一传统文化语汇给天安门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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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曾被称为是毕加索的东方知音。1956年，他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与居住在加里富尼别墅的毕加索会面。他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画集》，估计毕加索受了齐白石作品不少的影响。对于张仃，这次拜会的意义不可小觑。次年，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第一副院长。工作之余，他以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勃拉克等人的作品，尝试创造一种新的画风。20世纪60年代，他历时半年，带领学生去云南各地采风，创作了一批经典作品，如《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哈尼女民兵》《集市傣女》《油灯》等，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这次展览后来却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人私下嘀咕：“张仃为什么搞变形？这不是在搞流派吗？”搞流派，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评判，它意味着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个人表现，以及脱离党的领导；也有昔日的同事指出，他的画是“毕加索加城隍庙”。依当时的语境，城隍庙总是和封建迷信连在一起，而毕加索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表。毕加索加城隍庙，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加封建主义，是后来严厉扫荡的对象。而张仃对这一切似乎毫无觉察，一发不可收拾，陷入狂热的创作中，到“文革”前夕，已完成了数百幅这样的“毕加索加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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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的“黑画”批斗会上，有人责问，张仃的《苍山牧歌》“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穷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这一时期，对于张仃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一场最惨烈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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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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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家中的“伙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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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告诉笔者，艺术家永远是个孩子，而时代却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美术院校去当领导。“特别是‘文革’期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父亲受到猛烈的冲击。作为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他想不通。殊不知父亲能走过那段艰难岁月，全在于他的背后有一个坚韧的梯队，为他铺路、为他支撑，甚至为他牺牲。这就是以我母亲陈布文为首的整个家族，包括姐姐陈乔乔，大哥耿军，我，弟弟大伟、寥寥、沛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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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文1920年生于江苏常州，1937年和张仃结识，互慕才华，结为终身伴侣。他们共有六个子女。1938年，陈布文来到延安，从事鲁迅研究工作。“母亲当年也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去延安以前，在上海、南京，她已被人们称为‘大有小鲁迅之风’的才女，给《论语》《宇宙风》等杂志撰写杂文。她非常理性，20世纪50年代，我父母面临的选择是：家中两人必须有一个做出牺牲，否则都会一事无成。母亲毅然辞去工作，专做家务，自称为‘伙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