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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家风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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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宜凡告诉笔者：“祖父对我们这些后辈要求很严格。我们虽没有正式的家训，但基本要照孔夫子的9个字去做，‘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是说平时要有教养，要守规矩；学业、工作都要严肃认真，不得马虎；为人处世要诚实守信、忠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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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顾宜凡曾供职于美国摩托罗拉总部。“在摩托罗拉工作待遇很好，压力也不大。但我从小很喜欢影视，同时在国外深切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便决定创业做传媒，通过媒体让全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顾宜凡认为，对于自己的这个选择，如果祖父在天有灵，也是会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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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笔者看来，顾宜凡的谦虚、诚恳是顾氏家风最直接的体现。采访过程中，顾宜凡多次强调说：“我并不是顾家后人中最优秀的，顾家人各自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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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因为重要合作方的来电，工作人员几次上前希望暂停片刻，顾宜凡却表示与客人交谈不能随便打断，并一再对笔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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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顾宜凡翻出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向记者一一介绍顾家后人的现状：顾毓琇的七个子女大部分都成了博士、教授：长子顾慰连曾担任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次子顾慰庆，也就是顾宜凡的父亲，做过西北电力建设局总工程师和副局长；长女顾慰文则曾是上海交大教授。另外四个子女都在美国长大，他们均上了常青藤名校并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顾家孙辈也都进入了美国名校学习，顾宜凡和他的姐姐顾宜音都拥有博士学位，顾宜音是20多项医药化工专利的发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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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时，顾宜凡对笔者说：“祖父晚年总是讲，生前了俗事，身后少虚名，所以我很少对外人聊起他。但他身体力行的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共同拥有的，在物质繁荣的今天，那些精神遗产和人格力量很值得我们后人共享。”（撰文：毛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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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屠呦呦：非常诺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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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屠呦呦（1930— ），生于浙江宁波。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71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1972年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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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屠呦呦：非常诺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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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像神话里的魔法杖，所指之处，冷板凳变成烫手热，小众的科学家转眼街知巷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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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改变了。八年前，笔者与她相识时，她的家是京城一隅平静的书斋，几无访客，偶尔登门的记者得从“什么是青蒿素”这种扫盲级问题开始采访。当时的屠呦呦有充裕的时间耐心讲述，攀高俯低打开一格格的抽屉，拿出一沓沓的资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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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获得诺奖后，屠呦呦的家里日日贵客盈门。蜂拥而来的中外记者在楼梯口一边等候一边高谈阔论青蒿素的发现史。访客们个个喜气洋洋，85岁的屠呦呦反倒表情严肃，言简意赅。她的先生李廷钊代行话务员和接待员之责，不断向来客解释：“实在太累了，实在没时间……抱歉，请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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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热闹来得太急太欢，以至于大家都没留意到一个细节——诺贝尔奖评委会还找不到屠呦呦。当屠呦呦从电视上知道自己得奖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评委会的新闻官见到笔者，立即拜托道：“你能帮我们找到屠教授的联系电话吗？”第二天上午，评委会常务秘书终于打通了屠家的电话，亲口告诉她授奖决定，并邀请她12月赴瑞典参加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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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往日的寂静到今日的喜庆，中国人的诺贝尔科学奖情结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然而科学本身应是寂静的，一场场“寂静的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更何况屠呦呦走的是一条比其他科学家更寂静的路。40多年前，她在“文革”中埋首实验室；40多年来，“出国热”“博士热”“院士热”“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缩写，是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其收入量是中国科学界重要的评定依据）热”里都没有她。青蒿素是一份来自特殊年代的礼物，循着特殊的路径，把屠呦呦带入诺贝尔奖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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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项目中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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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在发动针对越共的“特种战争”四年后，美国终于坐不住了，开始直接派美军前往越南参战。在越南的热带丛林中，交战双方饱受疟疾折磨，装备落后的越共军队更是苦不堪言。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告诉笔者：“当时越南共产党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助他们研制抗疟药物。为了支援越南，也为了消除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疫情，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指示，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启动抗疟新药的研发。这意味着，研制新型抗疟药不再是单纯的科研工作，更是一项政治任务。”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制订了研究计划。“为了保密，就以‘523’作为任务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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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过去了，“523”任务进展并不顺利。“医学研究作为高端的科学研究，需要专业的精英人才。但是在‘文革’期间，许多医药领域的专家都被打倒了，正蹲在牛棚里。”张大庆说。在这种情况下，“523”任务四处寻找年轻的研究人员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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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年初，“523”任务的负责人来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希望能得到科研支持，39岁的屠呦呦也参加了会谈。中医研究院在接受任务后，很快成立了课题组。“屠呦呦当时很年轻，在单位属于第二代科研人员，但科研能力受到广泛认可。”与屠呦呦共事多年的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姜廷良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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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式进入军工项目“523”任务之前，屠呦呦遇到了些许波折。政审时，有人提出屠呦呦亲戚中有海外关系，不能参与机密项目。好在屠呦呦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上取得成果，还曾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于是负责的领导以此为证，批准屠呦呦加入了项目，还担任了课题组组长。“有人叫屠先生‘三无科学家’，调侃她没有国外留学经历。在那个时代，她要真留过学的话，也就进不了这个项目了。”张大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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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起疟疾的疟原虫已经对原有的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导致原有药物效果不佳，因此屠呦呦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新药。姜廷良对笔者说：“接受任务后，屠呦呦整理历代医药书籍，请教老中医专家，还仔细查阅了各地群众的献方。在此基础上她精编了包含640个方药的《抗疟方药集》。”后来，屠呦呦被派往海南疟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疟区的临床试验中，她发现研究人员之前关注的胡椒并不能根治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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