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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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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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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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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风云变幻之际，擅长研究魏晋宗教哲学的知名学者汤用彤在胡适力荐下，出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留守校长”一职。1951年转任副校长，职权有限，并没有分管学校教学工作，多少管一些陌生的基建等边缘事务，但总体境遇似乎比马寅初校长还要好些。北大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文重1953年初春告诉来访的上级统战部门人士：“相对来说，汤副校长在职权问题上还是解决得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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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长马寅初不被党委书记江隆基等党内负责人看重、马有意规避的情况下，汤用彤时常会作为校方行政代表人物的身份出场，说一些规定情境的政治用语，但大多不具备发号施令的行政事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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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由于当年面粉生产紧张，北京市不得不对面粉供应有了新的限制。在新规定中，出于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别，对工人每月供应面粉18斤，对教授只给12斤。党内高层担心教授们不易接受，会有许多牢骚话。10月30日上午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希望做通与会的系主任、教授们的思想工作，也期望不要听到太多的怪话。没想到，主任、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上持拥护、理解的态度，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流露，让原本紧张的北大党委诸位负责干部长舒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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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向达在会上说：“我们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保证大家都有饭吃。过去粮食分配不合理，穷人没饭吃。关于面粉问题，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今天政府关于面粉的决定很正确，可以刺激农民生产量的提高。向苏联领要面粉不行，咱们要机器，向澳洲买也不行。昨天小组会上讨论时大家谈到过去在国民党时吃美国面都感到难过，因为我们是以农立国，我们应该自己想办法。”汤用彤紧接着说道：“目前关于面粉问题决定不是说我们粮食有什么问题，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是往年产量的最高峰，今年至少不比去年少，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有剩余去换战略物资。面粉产量比以前增加，是因为过去大家的习惯看法认为吃细粮生活水平高，所以细粮不够多，这不是说粮食有什么问题，而应从积极方面看，它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是最好的事情，是国家往前进的问题。昨天1700多人一致拥护，而且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看到人民觉悟的提高。”（见1953年10月30日北大党委会《北大教授情况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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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面粉短缺所造成的市场困顿，被思想进步的教授们一说开，往往被披上迷惑、闪烁的光环，无视了面粉供应困难的实情。汤用彤说到粮食生产无问题、细粮增减的缘由，竟归之于国家向前进、社会主义改造、人民觉悟的提高，人为地拔高到概念性的思想高度，不知是上级的授意还是自己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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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回到家后，就决定每天早晨要吃一顿粗粮，并且向爱人讲增产节约的道理。1953年11月6日市高校党委会出了名为《各校教授对面粉计划供应的反映》的一期简报，汤的这一细节被记录到简报中，当作“积极宣传执行”的先进典型言行登在该期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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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毛泽东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任命汤用彤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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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汤用彤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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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那几年学者们对政治问题的表态，可以发现汤用彤一向说得较为诚恳、谨慎，基本表达了一种昂扬向上、乐观其成的进步倾向。譬如1954年6月报刊公布宪法草案，其中不少立意和框架还是颇让汤用彤等学人们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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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汤用彤副校长说：“宪法草案的公布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值得高兴的。有了自己的政权，才有这样的宪法，我们的宪法是革命的结果，不折不扣的人民的宪法，超过了过去人们的梦想，对流血牺牲的先烈们也是很大的安慰。”（见1954年6月16日高校党委《宪法草案公布后高等学校师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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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称赞草案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好”，整段发言虽为人们熟悉的套话模式，革命性强，但带有自然而然的喜悦之情，反映了相当多知识分子认同和迎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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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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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杂、高压的政治运动之下，汤用彤50年代前期的人生轨迹还是不断呈现萎缩的特点，说话变得愈来愈小心。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他深感关联就愈加万分谨慎。研究古典的一些学者对考证问题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应对？旧日学生、北大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悄悄地跑来问：“对考证怎么看？”汤用彤听后未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反问一句：“苏联对考证怎样看？”答案还是无处所求。（见1954年1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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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具体政治问题讨论时，汤用彤在公开场合一般附和较多，不爱挑头引话题，不好把握时就爱说一些模糊性的言语。1953年10月4日晚上，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在临湖轩召开系主任座谈会，讨论如何贯彻教育部综合大会精神。谈及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问题、宣传分寸，说深说浅，主持人江隆基颇感为难，几番向到会者询问。到会的主任们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压迫感，生怕又站到资产阶级文化的老路上去，怕给人“改造不好”的印象，发言时就竭力往教育部的文件精神上靠拢，有时还特别说一些有意味的“反话”。譬如，季羡林说：“可能有人弹冠相庆，好了，有出头日子了。”金岳霖也说：“若搞成‘又可以研究资产阶级文化了’，是不行的。”汤用彤此刻接了一句：“一提取精华去糟粕，可能都变成精华了。”（见1953年10月《北大系主任座谈如何贯彻综合大会会议的情况整理》）北大党委编写简报者认为发言者均有“怕惹麻烦、怕困难”的思想，畏缩不前，担心言语不慎招来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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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宜的场合，汤用彤也有说真心话、敢于担当的时候。1952年院系调整时，教育部撤并国内高校几个哲学系，把重要的师资力量硬性集中调到北大等校，不料矛盾滋生，人际关系、教学冲突日显，有全国影响力的哲学教授强迫笼络在一个单位，反而宛若一盘无法收拾的散沙。作为北大哲学系资深老人，汤用彤对其中的不良效果是有所体会的。1953年11月教育部综合大学会议上，他大胆提到师资调整存在的弊端：“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国六个系的教师，但并没有考虑如何发挥那些人的作用，只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算了。”严仁庚副教务长补充说：“有些教师感到冷落，情绪波动，我们甚至怀疑到政府对他们的政策，如有人说，‘是不是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怎么没有人理我们呢？’”涉及新政权的教育制度层面，直接面对院系调整活动的众多主事者，这种批评是尖锐的，多少透着一种不满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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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一黄姓副部长在报告中正面说到接受遗产的问题，张景铖教授在小组会讨论中高调表示，对于旧教师说来，还是应将资产阶级思想打碎了再建新的好。而在同一场合，汤用彤回应说：“文件中提资产阶级陈腐的一面，现在看来是否不恰当。”（见1953年11月高校党委《综合大学会议简报中有关北大情况摘录》）他表达清晰，反问也有力度。市高校党委会工作人员在编写简报中，在记录原稿中敏锐地发现汤用彤此次发言的异样点，一一摘录在简报之中，相反汤所说的不少套话、官话则不被采纳到简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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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的运动环境中，身居学校高位的汤用彤还是惜墨如金，张口三思。波及自身学术研究，一谈到政治性话题依然低调回避。他曾经认为空宗与有宗是有不同之处，甚至从材料中发现有宗里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始终不敢贸然提出这个说法，直到有一次苏联专家提到有宗的积极政治意义，他听后如释重负，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观点。1957年4月北大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病后的汤用彤发言时说着说着就讲述了自己的这一心曲，颇得与会者的理解和共鸣。他的表述是极为简洁的：“有宗里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想到它是宗教，就不敢提出来。现在苏联提出了，我才敢说。”（见1957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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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右一）、马寅初（右二）、江隆基（右五）和苏联专家在北大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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