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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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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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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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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周培源教授出任北大教务长，没几年又担任副校长一职。关于周培源到底是否政治进步的问题，北大党委内部有两种意见，未能取得一致。有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周过去是旧大学中最好的教务长之一，靠近党，肯提意见。另一些干部则觉得他很主观，不听意见，不钻研，不动脑筋，有事问他没有意见，我们做了他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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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的张群玉举例说：上星期订完教学大纲，草拟的报告都是党员做的。周培源却说，党员早已一层层布置下去，自己对情况反而漆黑一团，没法提意见。周甚至颇为恼怒地表示：“到底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张群玉也生气地说，周培源一有意见，我们党员就弄得非常被动。（见1953年4月12日北大党委《党团员干部会议纪录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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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隔阂在北大教学事务中几乎无处不在，强势的年轻党员干部想改造旧校园的面貌，动手能力强，又带有政治批判能力，自然容不得周培源按部就班的守成状态，时常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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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北大办了一个外国留学生中国语言专修班，周培源兼任班主任，助教大多是年轻的党团员。助教们心气颇高，看不上周培源的工作做派，有意忽略他的存在。他们一致认为“没有他反而更便利于工作”，因而一学期没有向他汇报过工作，连全班学生人数都没告诉过他，处理一些事情则直接找党委书记江隆基及高教部。有一次班里越级直接向高教部请求调一干部，高教部不准，把文件批回周培源处，不知情的周看后大发脾气，说：“这事为何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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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只好出面协调，肯定周培源政治上是进步的，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要使他“有职有权”，该汇报的大问题一定汇报。没想到，助教们稍一退让，周培源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他有意主动接触助教，碰到问题就会说：“我已看见你们的汇报了，这问题要注意，我去找谁谁谈谈。”波兰留学生文采琳不好好学习，班干部为此发愁如何帮助她提高成绩，周培源得知后就与班干部商量，在家中预备了茶点，特意请波兰同学到他家里聊天，了解学习中存在的难点，再三予以鼓励。班干部事后说，周培源的谈话真的起了作用。（见1953年5月市高校党委《北京大学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后各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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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周培源（后左一）与梁思成（前左四）、林徽因（前左一）、陈岱孙（后左三）、金岳霖（后左四）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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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对政治问题一直贴得很近，表态尚属积极，大都说正面性的话语。1954年市人代会的主旨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市长彭真报告中称解决问题的态度要坚决。周培源对这种表态较为满意，认为彭真的报告“很全面”“很得人心”，“这次会比每次代表大会都好”。谈及彭真动真格的态度，周培源颇为认同地说：“有些情况与大学很类似，大学的坏学生也要想法处理。”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高等学校的问题也应该开会谈谈，解决解决，有同样的问题存在。”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钱伟长在大会发言后特意走来问好友周培源：“是不是我的话说得太重呢？”周培源忙说：“不重，不重，很好。”（见1954年市高校党委《大学教授对市代表大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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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冬季，高校党组织布置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学习活动，首批动员北大、清华、农大、北医四所学校五十名教授参加学习，作为哲学学习的试点。大势所趋之下，到会教授都表示愿意学哲学，同意采用结合本门业务来深入钻研哲学经典著作的学习方法。北大教授张青莲、李继侗有畏难情绪，提出由于自己的政治理论基础很差，初学哲学时应强调多请人做报告，指导自学。周培源则平淡地说，首先要弄懂哲学基本原理，然后才能进一步结合业务来学习。清华钱伟长则超出一般议论，提出政治理论学习可否算入教师工作量内的问题迫使在座的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表示，可以考虑将理论学习算入教师工作日内，不能算入工作量。（见1954年12月25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43期《北大、清华、农大、北医50名教授参加学习》）涉及政治理论，周培源的表态永远是那么不愠不火，没有过多的激动，也没有一味的消沉，只是呈现了温和性格所必然带来的日常应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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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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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并不是始终平淡行事，他也有压不住火气、放任情绪的时候。1954年9月市高校党委办公室来人调查，周培源突然说了一段分量颇重的“出格”话语：“科学工作者如何发挥作用问题，至今未很好解决，几年来科学工作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觉得发挥力量不够，英雄无用武之地，怀才不遇，心里总是很不开朗。这种感觉很普遍，觉得党没有把我们的才能肯定下来。”（见1954年9月18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高等学校重要教授反映汇报》第五号）言辞中有曲折之意，但对人的刺激还是能感觉到的，主管市委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刘仁读到此处时还特地用钢笔在文件原件上画了长段的粗线，在“党没有把我们的才能肯定下来”此句下多画了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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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以后，北大处在政治运动的运转之中，此时尚不是中共党员的周培源插不上手。1958年北大干脆由两位年轻党委副书记兼任教务长、副教务长，工作直接布置到系总支、党员系主任，各系各处的工作统统由新教务长掌握，周培源形容为“一竿子插到底”，自己倒落得一个无事的清闲。有时参加会议，也只是听取党委布置工作，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有时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陆平找他商量大事，但因为不掌握第一线的材料，也说不出好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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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感到党委具体工作抓得太多，分不清哪个是主次，哪个是原则问题。他跟陆平说，有时觉得党委抓多了，就抓不胜抓。陆平解释说：“党抓政策、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通过具体工作，不然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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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培源直率地问陆平到底党政如何分工？陆平说：“你应该在教学方面多讲话。”可是周培源感觉到，恰恰是在这方面往往不知道什么样该讲，什么不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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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周培源谈及领导体制的问题时说得非常直白，直接说党委常委们根本无须去钻研学术问题，不必去下什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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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在学校是否就只抓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行政工作、教学工作可以交给行政去做，党委可以进行审查。党委如果把具体工作抓多了，势必很被动。北大党委，特别是常委确实很忙，很多问题他们花了时间钻研，但是看来有些问题不必去钻研，特别是一些学术问题，不必也不能作结论。（见1961年7月21日市委大学部《周培源、傅鹰等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发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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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在专门研究学校领导体制问题的会议上，周培源说话的锋芒依然锐利，单刀直入地说：“知识分子管行政就要有三权：人权、财政权、发言权，过去都剥夺了。”他细致地讲解其间存在的问题：“人权方面，1958年以来相当混乱。配备教研室副主任，常常不和正主任商量。如高崇寿当理化物理教研室副主任，校委会通过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王竹溪还不知道。我那教研室配了两个副主任，我在校委会讨论时看了名单才知道，其中一个我就认为很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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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以来北大党委执行严厉的教员淘汰方法，只强调政治条件而忽视业务能力，先后以各种名目把一批业务好、政治较差的教师送出北大到外单位。周培源举例说，数学系就送走三位，对教学工作有很大的损失，就不知当时怎么决定这些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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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北大理科各系仓促间从五年制改为六年制，那一年周培源因出国任务多，常不在学校，陆平没有和他细谈，实在不解为何一定要改六年制？他批评说：“我怀疑是否一定要六年，这个问题校委会、教研室都没有很好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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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发言权，周培源只说了淡淡的两句话：“发言权方面问题大，很多人不发言。”在场领导再请他说几句，他又说：“任命几位副校长后，大家发言可能积极一些，但要知识分子畅所欲言，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见1962年2月9日大学部《情况简报》2期《北大周培源副校长对北大的领导体制和工作的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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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傅鹰、魏建功、王竹溪三位新任副校长分管相关各系的教学科研工作，有意增加他们的发言权，可以深入各系摸摸情况，找老教师谈谈心，做点思想工作。学校几个处联系各系的干部，应当多与分工管该系的副校长联系挂钩。但他心里也明白，在现有领导体制下，要达到这一步各方都会勉为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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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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