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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之遗民与贰臣 从明遗民史家对崇祯帝的评价看清初对君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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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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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渍衣襟诏一行，殉于宗社事煌煌。此时天帝方沉醉，不觉中原日月亡。”这是王誉昌《崇祯宫词》之一首，咏1644年崇祯自缢于北京万寿山事。[1]《宫词》凡一百八十六首，写成于1691年。[2]其时满清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已经稳固，而北京银泉山里崇祯的陵墓亦早已“茅塞榛荒，寂不可堪”[3]。王誉昌以崇祯的“身殉宗祧，为四千年之仅事”，于是综合崇祯“十七载之旰食宵衣”，发“暮年辞赋”[4]，对于这位末代帝王的遭遇，再三嗟叹而咏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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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诗人对崇祯帝的怀念与同情是相当普遍的。[5]他们怀念崇祯，也就是他们对故明的系恋。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甚至一般民众也追念先朝。我怀疑当时流行于福建沿海地方的太阳教，便是以“大明”和“崇祯”为崇拜对象的。因为该教的经典《太阳经》里说，“太阳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香灯”[6]，太阳是万光之源，隐指“明”朝；而“三月十九”，正是崇祯的忌辰。如果这一推测正确，则崇祯以一个末代帝王而得享民间如此的崇祀，恐怕是国史上仅有的事了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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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清初的明遗民中，除了那些感慨故国之诗人群，尚有为数不少对国族朝代兴亡与政治制度演替关心的史家，在理性的一面，他们对明亡的事实与崇祯帝又有不同的评价。我们概称他们为“遗民史家”。在他们私修的明史著作中，这些遗民史家却把他们的“先帝”“鞭尸”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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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遗民史家对崇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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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遗民史家私修的明史著作中，崇祯被肯定为一个“独夫”、“暴君”。这些史家认为崇祯“好自用”，却“无知人之识”；他不听谏言，而且“喜迎恶咈”，大臣所说的话，“一言不合，非杀即贬”；虽然他登极之初便诛魏忠贤，但后来却重用宦官，任由这些“内珰播弄于大臣之间”，以致造成朝廷里朋党阿附的局面；他又“刻于理财”，不但对一般人民剥削，甚至厉行“捐助”于臣属之间。总括来说，遗民史家认定崇祯“虽非淫虐如隋，非昏懦如平献恭昭”，但终不免落得“亡国之君”的下场，这完全是他本人“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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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崇祯这样概括性的攻击，在清初私修的明史著述中俯拾皆是。如夏允彝的《幸存录》里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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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皇帝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称用。而每当大举措，则内珰每发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若满朝之用舍荣枯，则一视首揆之趋向，亦似为所阴移而不觉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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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继佐《罪惟录》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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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勇求治，……独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于是诸臣救过不暇，即贤者亦或宁自盖。而坚任内侍，益灰豪杰之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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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石匮室后集》里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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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只因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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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崇祯作严厉而最有系统性的抨击，则莫过于谈迁的《国榷》。此书以编年体记有明一代的史事[11]，于崇祯一朝事实记载独详[12]。而谈迁对崇祯的攻击，则不仅如夏允彝、查继佐、张岱那样的概括，且胪列了史事为证，逐一批评了崇祯。以下列举一些较重要的例子，并类别之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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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祯不听臣下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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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卷九十五记崇祯九年（1636）四月，御史詹尔选在廷上面折崇祯屡行捐助一事[13]，崇祯怒不可禁，声色俱厉。但尔选“侃侃数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听臣，事尚可。即不听臣，亦可留为他日之思”。崇祯“益怒，欲下之狱”。后得阁臣申救，始以削籍了事。谈迁就此事肯定崇祯不是一位“愎谏之主”，说他“圣明英露，喜迎恶咈”。后二年，黄道周以直言见忤于崇祯，谈迁又提到尔选的事，并说：“人主之威，犹雷霆也。人臣召对，往往十不达一。伺指望色，茅靡波随，比比然也。先帝天性严重，詹尔选危于前，黄道周见于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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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崇祯刻于理财而又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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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论崇祯屡行捐助一事，批评崇祯误以“诸臣之自急公，而要非诸臣意也”，并指出明朝官吏“俸薄，割养廉之需以填巵漏，何异毫末。且苞苴干没，朘削攘夺，互登其毒。民寒伤国，大盗日拱手而睨其旁”[15]，到崇祯屡下罪己诏，申说其爱民之心，谈迁又批评这些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国榷》卷一百引崇祯的最末一次罪己诏附有这样一段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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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而无指实。朝廷好负人，亟则引咎，缓则反汗，愚夫习而知之。……倘即减今岁田租之半，躬阅内府，尽出其所有金币珠玉等，尺寸毋少靳，明示吏民以充禄饷。诛一二掊克之吏，锐意更始，而吏民不为感动者，未之有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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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谈迁看来，崇祯在罪己诏中所说“减膳”和“撤乐”，无非是他“汲汲要誉”的手法。《国榷》卷九十九记崇祯“屏金银，用铜锡木器”，并“命文武诸臣各省约”，便评论崇祯此等政策纯是为沽名钓誉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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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崇祯重用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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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之任用宦官，极不为遗民史家谅解。谈迁屡就此事攻击崇祯。如《国榷》卷九十七述论崇祯十三年（1640）诏撤各镇的宦官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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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臣出镇，掣任事之肘，隳庶吏之心，此悊庙时秕政也。先帝最严察，再遣再撤，非不知神丛难借，乳虎难驯，直谓三尺在我，此曹亦何能焉。其信外臣不如信内臣也。遣示权，撤示断，虽未易窥测，终为内臣所用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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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兵临北京，崇祯召太监曹化淳守城，谈迁复就此事攻击崇祯重用宦官的政策，并引用杨士聪的话来支持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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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的《玉堂荟记》首先指出崇祯在位十七年中，一连选了三次“净身男子”来充当内侍，这和崇祯朝以前的政策是大不相同的。（杨士聪说自辛丑[1601年]以后，明室二十年不选净身男子。）结果崇祯宫中多了一万多宦官，增加了一大笔费用（每月米增三万二千石，每年靴料银增五万两）。而崇祯不但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反而使政权旁落于宦官的手上，终导致明室的灭亡。《国榷》引杨士聪的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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