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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170623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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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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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者：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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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赴德，1992年回国。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思考与批判》《中国现代思想研究》《历史与实践》《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德国哲学十论》《中西哲学十五章》《时代的思者》《哲学与人生》《〈存在与时间〉释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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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狂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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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7日，复旦大学西光华楼305教室，新学期第一堂德国古典哲学课。讲义之外，张汝伦带来一本黄色硬皮封面、页面泛黄的《小逻辑》。他翻到某页，开始朗读40年前在淮北农村初遇即为之动容的段落—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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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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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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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德国哲学家的句子冗长、抽象、晦涩。它们的意思，对应于底下满室的笔记本电脑、iPad、触屏式手机、Hello Kitty文具，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在张汝伦元气充沛、朗声动情的宣读之下，别有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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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张汝伦一次次在课堂上、演讲中带出他的青春，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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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很亲切。上海69届下乡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阳专区太和县，靠近河南省的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种不出东西。许多年后母亲说，你下乡时我们有万箭钻心之痛，是因为你不能受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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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1949年前的大学生，父亲在工厂，母亲是教师，家门里认“唯有读书高”。二三十年代，外公送母亲姊妹几个去上学，旁人不理解，女儿是赔钱货，念书做什么。外公以为，女子读点书会不一样，至少不会那么依赖男人。父母平时的言行态度透露着，他们所尊重和推崇的，都是读书人。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父亲说，这是真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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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时一年的生活费是20块钱，主食是红薯干，每天只能吃个半饱。那东西吃多了，胃酸厉害，回城大概有十多年我一见淀粉就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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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之前我基本上是以书店为家的。从吴兴路骑车到市中心，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或者福州路上的四家书店，一晃就是一天。那时候还有一些旧时代的老人——你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可能从前是洋行的高级职员，也可能是北洋军阀的后代——有学问。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来，一支雪茄，一根拐杖，跟我们一样，他不买，只是翻各种书，你愿意聊，他就跟你聊。他对国学，尤其是各种工具书的用法门儿清，我最初的国学知识就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哲学知识也从书店里来——有人告诉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说，有个人比康德还了不起，叫黑格尔……慢慢地就交了一批年长的朋友，他们会介绍书或借书给我看，朋友滚朋友，书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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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后来都失踪了，大部分沉在社会底层，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并没有把一代精英打捞起来。他们可能是运气差，也可能不适应考试，总之没有进入体制。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水平不比现在大学里的某些教授差，只不过他们比较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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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春节我回上海探亲，看到《参考消息》上说，北京书店里可以买到汉译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开放了，上海一定开放，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南京东路书店（我对那家店特别有感情），果然！那里可以买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有卢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买了好多。虽然当时接受起来还有困难，但跟平常看到的“东风吹战鼓擂”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给你打开了一种文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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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小时候不理解：饭都吃不饱，怎么有心思看这种书？我跟他讲：我在书里看到人类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我就要拥有它。有它们做启蒙老师，还有什么话好讲，你不会只看到个人那点事，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去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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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高考不理想，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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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心高气傲，张汝伦说自己还是小学生时就有睥睨纵横的气概，觉得天底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青年时代，“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一言不发，以至于90年代与王先生真正交往后，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前不久学生问他，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59岁的张汝伦半开玩笑半认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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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张汝伦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师从刘放桐先生。两年后攻读博士，导师本应是清代大儒全谢山的后人全增嘏。但张汝伦只在入学时见过全老一面，再见已是追悼会上。于是，社科院哲学所王玖兴先生（冯友兰弟子，德语译著尤见功力）成为他的导师。张汝伦每年北上一次求教交流，大部分靠自己学。偶尔跟师兄们一起论学，导师说，就你话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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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在哲学里，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像文学、音乐、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哲学最能满足我，而且它比较难，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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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海话讲，张汝伦的眼睛好比生在额角上，他自设的各项起点颇高。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他都有兴趣进入，作为一种修炼，而非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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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接触西方文化越久，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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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时代他就声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狂者进取》，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狂”。彼时，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渐渐有了名号：复旦的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