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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170623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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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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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者：傅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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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 生于1954年，北京人，作家、编剧。1986年发表小说《狗日的粮食》开始引人注目，一些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菊豆》《本命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编剧作品有《秋菊打官司》《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窝头会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金鹰奖”最佳编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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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作家始终处在自我贬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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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个有体香的地方，尤其在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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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刘恒在西溪文创园区里的小院门，见他正靠在躺椅上，手里拿一本笔记，一整页上写满了字。见有人来，他一双脚挪下地，插进一对软耷耷的黑布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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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有暗香，不知来自那棵柚子树，还是别的什么。三支拖把斜斜插着晒太阳，桌子上一支电蚊拍，一瓶止痒金水，一瓶六神花露水，一瓶叮痱灵。在这个绿荫环抱，小溪从旁流过的静处，只有蚊虫对闭关写作的主人，以及院墙上的颜体大字“净”“敬”“静”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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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刚从美国回来，看儿子去了。在那里，他头一次点开了“江南Style”的视频，迷惑着，琢磨着，最后“时不时点一下，乐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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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园里的几位保安招呼“你好，你好，你值班儿啊”，如同在北京招呼街坊“您遛弯儿啊”。他跟妻子通电话细语温存，不见中国男人惯常的“贱内不用客气”。他在园里的食堂吃完饭，下起雨来，朋友说，我去给您拿把伞吧，他连说“不用不用”，顶了张报纸一头扎进细雨里。曾经被谣言泼了污水，他说“挨了一刀，却没有丢了性命，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对第一读者老伴的评语，他净拣好的听，“一打开门，我虚心着呢，嘴在别人脸上，我不虚心也占不着什么便宜”。走在杭州大街上，没人认得他，“走哪儿都不会有人认出我”……这是一个文坛公认的“活明白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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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赵大年曾说，当年“北京四刘”，除了小说写得漂亮，大概因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青年作家，语言精彩，还有一份农民的“狡猾”。朋友们聊天，刘恒不插嘴，看似漫不经心，却句句入耳，筛过之后便一一做了他写作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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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祖居北京门头沟地区的斋堂，刘恒的父亲刚解放那会儿进的城，“等于是进城打工留下来的城市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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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饥荒时，刘恒正上小学。“早上起来，拿个小碗，倒点酱油，撒几粒葱花，拿开水沏，喝一碗汤，上学去，没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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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勾子后头拴一绳子，扔河里，把水草勾上来，洗干净，拿开水煮，完了清水淘，放点儿玉米拌着吃。大杨树上咖啡色的穗儿，如法炮制，跟棒子面、玉米面和着蒸，蒸也不成团，是散的。印象最深是有客人（我姑父）来，蒸馒头，揭开锅一看，只有一个馒头，是给客人吃的。秋天北京郊区红薯收完了，我们小孩儿去拣，拣没收干净的。个儿又小，抢不过人家，怎么办呢，就捋几把白薯叶儿，装书包里，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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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都要回农村，‘文革’停课，整个就回去了。我对农村的感受，在15岁当兵前就有了。”1986年，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问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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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这东西，挺要命的。老说中国人窝里斗，中国人什么时候够吃过啊？从来粮食就不够吃，不争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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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转过头来看西方：“人家社会的长处一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政治理念的产物。我甚至觉得还有天文地理的基础，比如辽阔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利于农作物生长，农作物长好了就不缺吃的，不缺吃的就不会争夺，不争不夺人性中的恶就会相对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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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农村，农村也在搞运动，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真是不堪回首啊。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逍遥颂》，发在《钟山》，刚好1989年，出来以后无声无息。写的是我们院里的故事。我们院里有个小孩，他自己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刻章，印袖标，印红卫兵证。完了晚上骑个三轮出去，打砸抢，就是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之间火拼，完了把抢来的东西放三轮车上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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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说，因为贫农出身，“红五类”，抄家、下放、劳改，这些事没发生在他们家，他是在一种非常热闹、新奇的环境里度过“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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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死人，被打死的，然后人和人之间相互欺侮。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学校给有问题的老师和教职员工办的学习班儿，它要找一些出身好的学生掺进去看着他们。我们几个小伙伴，出身都比较低，有的就会动手打人，十二三岁，小孩儿，动手打老师。我在边上看着，心里就发紧，我不会动手。但是打人那个也是非常好的孩子，他打完也挺高兴的。有被办学习班儿的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小孩儿就会往他身上吐唾沫，我也觉得有点别扭。事后我就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还是人和人的类型不一样，性格类型不同，个体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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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一代许多青少年一样，刘恒也是为鲁迅“落了枕”的。十几岁开始读鲁迅，一直读到30岁左右。“像小说《伤逝》，年轻时读特别有感觉，就是这个社会让自己特别委屈。现在读，没那么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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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正在写一个关于鲁迅的话剧，切入的时间点是1936年鲁迅去世前。《窝头会馆》的巨大成功让他对话剧这种折旧率较低的创作有了信心。他要从密密麻麻的笔记里，从几十年的思考里炼出“一个作家和那个令他伤感的世界的关系”。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指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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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说，好作家都是很难过的作家，对这个世界比较悲观，比较绝望。一个智力和感受力过剩的写作者，若生来内向，只好折磨自己。长期的自我要求甚至苛责已经和他的相貌长在了一起。他身上，有一种温暖的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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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写过：“这个人刻苦，执拗，还有点儿伤感，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写作者。”这个人，现在就在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