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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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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积重难返。尽管给予阮诗高度评价的,皆为硕学大师,也仍不敌以人废言的传统。迄今为止,哪一本文学史曾给阮大铖应有地位?不要说应有的地位,一席之地也谈不上。连我们这些中文系出身的人,都从未从课堂上知道阮大铖能诗,更不知其成就如此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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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个人对阮诗所更关注的,还不是成就与地位。那的确值得反思,但补正工作要由古代文学史、诗歌史研究者们来做。我从中思考和提出的,是另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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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对他的诗作,诸家都认为属于陶谢王孟一脉,且极得其纯与正——我之困惑即由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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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派作品,是我私衷最抱好感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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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流向。尤其陶渊明诗,我置之心中最高位置。不单那种极朴、极淡,是我理解的最好的诗艺,还因为它们的纯任率真,是我极感亲切的人生态度。“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品得其意,人生熨帖。照理,我们都会认为,这样的心怀,与阮大铖那种人相距何远?虽然他曾下大的功夫来研摩,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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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里居八年以来,萧然无一事,惟日读书作诗,以此为生活耳。无刻不诗,无日不诗,如少时习应举文字故态……吾诗渊源于三百篇,而沉酣于楚骚文选,以陶王为宗宜,以沈宋为法门,而出入于高岑韦柳诸大家之间,昼而诵,暮而思,举古人之神情骨法,反复揣摩,想象出入,鈢心刿肝,刳肠刻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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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明明知道,技术层面可以学,风格层面一定程度亦能摹仿,心性却没法由外植入。它根植自身,乃是襟抱中固有之物。以阮诗对照其为人,我一度完全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因为在他诗中,有许多感受、意动,确非技巧和风格可以解释,而是无此心断断乎到不了。前面胡先骕文章列举了一些,我也随手摘一句:“村煖杏花久,门香湖草初。”[101]前半句犹可,后半句如非化心于自然而眷恋之,根本不能体会。我们不怀疑陶、王等将启发他如何写诗,但我们不相信别人能代替他思考和感觉。这样的心灵,的的确确只能是他自己的。可是,难道不奇怪么?一个那样权焰、贪婪、羁于名缰利锁的人,却有如此澄静、松恬、温柔的心境,能张开每个毛孔去呼吸自然的气息。请勿以“虚伪”、“假相”论之,心到不了,谁也写不出这句子。那些感受,清晰地呈现于阮大铖心间。他的灵魂,可以际会这样的美、愉快和单纯……后来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回避一种似乎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亦即,尽管此人在社会或政治方面有很多丑陋表现,但自我精神世界确有着清净的角落。如果脱离外部生活实际、回到内心、单独面对自己,他可以听见这样的心声,专注它、凝视它,并确切从中领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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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得了一种启示或假设:对于阮大铖,其诗与其人,或许可以分开。所谓分开,并非忽而是人、忽而是魔鬼,而是说他的心灵具有两面性,他存在自我分裂,受到这两面的争夺和撕扯。进而,我还有一个推想,当他行种种丑恶之际,未必没有自我鄙视和憎厌——他其实知道,自己做的某些事,是卑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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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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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兵临之前,阮大铖逃离南京。钱秉镫说,他出逃的路线是先到今安徽境内的太平县,再从太平逃奔浙东,在金华投朱大典。朱大典是个没有党派色彩的正派人,钱秉镫说他跟阮大铖“交好”,所以收留了他,然而金华的士绅不乐意,“公檄声其罪,逐之出境”。阮大铖转投绍兴方国安,马士英也在那里。在绍兴待了近一年,其间,开始通敌,“杭越书信,往来不绝,大铖因是潜通降表于北,且以江东虚实启闻北帅”,为满清当卧底。“丙戌(1646)六月,贝勒渡江(钱塘江),马士英与方国安等走台州,大铖独至江头迎降,盖冯铨已荐为军前内院矣。”[102]到此为止,阮大铖写完自己从受害者一变权奸,再变叛国者的明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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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清朝篇章,极短暂,转瞬即逝。其之死也,去降未久,具体日期不可确考,然据《小腆纪传》“越数日,始舁板扉上,天暑,尸虫四出”[103]描述,知当时天气犹热,应不迟于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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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降清至离世,阮大铖这两个月左右的余生,幸有《皖髯事实》为我们备述。情节来自其间一直与阮大铖左右相处的目击者,“耿君字伯良,粤东反正,擢升司空,戊子(1648)冬在端州刘侍郎舟中,叙其事甚详,袁总宪在坐,属予纪之。”[104]如果钱秉镫所言为实,下面一切应十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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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述,每个细节都给人异样感,为了确认,我反复读了多遍,终于相信,降清后的阮大铖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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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大兵所过,野无青草”,清军上自内院下至从征官仅饭疏食,伙食很差。阮大铖却每每可备一桌盛馔,“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众人皆讶,问从何而来。阮大铖这样回答:“小小运筹耳。吾之用兵,不可测度,盖不翅(同“啻”)此矣。”驴唇不对马嘴,别人只是好奇丰馔从何而来,他却夸耀自己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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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营中,初不知其戏剧大师名头,后渐耳闻,乃询之自己能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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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起执板顿足,高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附识:此可证阮大铖确会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诸公帐内剧谈,听者倦,既寐有鼾声,乃出。遍历诸帐,皆如是。诘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帐中,聒而与之语,或育其枕上诗。诸公劳顿之余,不堪其扰,皆劝曰:“公精神异人,盍少睡一休息。”大铖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犹一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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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前一情节,犹不足凭,到了这里,辄可以断言:阮大铖已经精神失常。或曰,其乖常表现,是为了讨好清军。这种因素,应亦存在。但讨好清军的动机,无助于解释他的亢奋、夸张、整夜不眠、不顾体统、于他人态度和反应(厌倦、不堪其扰)浑然不觉等状。这是明显的自我意识模糊、自制力丧失、精神紊乱的表现。我们可以不认为他已彻底疯掉,但不得不说他有疯掉的迹象,或处在了疯掉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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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还在发展。一天,忽然脸肿,大家为他担忧,对负责的人说:“老汉(是年阮虚岁六十)不宜肿面,君可相谓,令暂驻衢州,俟我辈入关取建宁后,遣人相迓。”负责人把大家意见告诉阮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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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铖惊曰:“我何病?我虽年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幸语诸公,我仇人多,此必有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离间)我,愿诸公勿听。”又曰:“福建巡抚已在我掌握中,诸公为此言,得毋有异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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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反应,所说每个字,皆可入《狂人日记》而无不当。所谓此必有东林复社奸徒、所谓福建巡抚已在我掌握中,是典型的妄想狂症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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