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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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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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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鲁迅将郭沫若一语定为“才子＋流氓”——其实，并不专指郭沫若，而是整个创造社都一网在内的。那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原说的是：“新才子派的创造社……”不过，郭沫若和张资平被特别地点了一下名：“这就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我想，也是有些才子＋流氓式的。”[1]彼时，郭沫若因了大革命失败，躲在日本避风头，他所见的鲁迅文章，是经日人译成日文的,与原文自稍有出入，于是到郭那里，“才子＋流氓”变成“才子＋痞棍”，意虽相近，却益发恶劣些，郭大忿：“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2]就为此不忿，他专门作了一部自传体的《创造十年》来表白和洗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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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号之后的部分，只能说历来见仁见智，前头两个字则鲜闻异议。虽然民国初年以盛产才子著称，若论到才情的广博、辞藻的天纵，在郭氏面前却都不免落些下风。但我们眼下要讲的主角却并不是他，只是借重他，来引出一位古人。早年，我之注意起这位古人，即因郭沫若而起。那时我的惊讶在于，居然有这样一个人，让我们公认的郭大才子五体投地，不吝笔墨、连篇累牍，写了好些诗文外加一部五幕大型剧作，那便是《南冠草》。须知郭泰斗的剧作，岂泛泛之辈可厕其间而居一席之地？更不必说还是舞台中央众星拱月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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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是谁呢？他姓夏名完淳，表字存古，明末华亭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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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姓名，想来如今很多人闻所未闻，全不知其何方神圣。也罢，且看郭大才子如何谈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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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完淳无疑地是一位“神童”。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不仅文辞出众，而且行事亦可惊人。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值得特别表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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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这个名称，近来不见使用了，间或在文字上称人为“天才”或“才子”，差不多等于是骂人的词令。但有这种幼慧早熟的人存在，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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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也是一位“神童”、“才子”，难怪郭氏惺惺相惜，于心若戚戚然焉。当年他挨鲁迅讥骂时，曾一边委屈，一边替古往今来的“天才”辩护说：“无论在怎样的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4]眼下相隔了十多年（《夏完淳》一文发表于1943年），仍不能放下，又说：“我不愿意摹仿一般轻薄的时髦谈客，一动笔便要嘲笑‘神童’，奚落‘才子’——这样的名称我们假使不高兴就改称为‘怪物’或其它的恶名都可以，但总不能否认人间世中是有这种现象的存在。”这“轻薄的时髦谈客”，其指鲁迅无疑。由此看来，夏完淳所以引郭氏一再吮毫挥墨，竟是拜鲁迅骂“才子”之所赐，隐然地成为郭氏借以浇自家块垒的酒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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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略微讲些题外话，博君一粲。其实，郭沫若写《南冠草》，态度是认真的，即便有一番慕惜其才的私衷，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还是为其事迹所感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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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夏完淳，确实是我们史上少有的大才子，郭沫若再才高八斗，跟他一比，也只好矮掉半截。诸君如若不信，现成有一本厚至七八百页的《夏完淳集笺校》，不妨找来翻翻，看看有谁可以想象那是一位享年不过十七岁的少年取得的成就。笔者回首自己十七岁之时，尚满脑子语录和社论，以为美国人民的日子比我们远愧弗如，除了这一点点知识，便“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今的十七之龄一代，自然远胜我辈，至少会做习题、会玩电脑、晓得美国人民日子并不太惨，然而，倘若也写一部《夏完淳集》，恐怕搜遍全国也找不出半个这样的十七龄童。还有一条，顶顶重要，夏完淳夏才子的大名后头，从来无人附以“流氓”二字，一定“＋”上两个字，只能是“英雄”。他是一位传奇的英雄，任何人提起，只能竖大拇指。怎样传奇，又如何英雄呢？一时似乎还找不出特别适合当代人理解力、一望可知的例子。就姑以刘胡兰为例罢——刘胡兰自然没有夏完淳的才学，其实事迹也无甚可比之处，但两人都是未成年而捐躯就义者，伟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辞，前半句不敢妄言，后半句加之于夏完淳，他是绝对配得上的。所以，郭沫若称之“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值得特别表彰的人物”，单论这句话，倒真是不折不扣、允当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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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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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他祖父这一辈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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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世为华亭人”[5]，是地道的华亭人。而华亭又是哪儿？便是如今上海松江。明代的时候，有松江府，下辖华亭等数县，府治便在华亭。民国初，华亭县改名松江县，华亭古名从此消失。松江另有一个古称，叫“云间”，那时诗文中常出现“云间”的地名，所以也先一并交待。在今日上海，松江已算郊县，可倒退二百年刚好得颠倒过来，松江才是这一带的中心、文人物的渊薮，特别是明末，松江文气之盛，海内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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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夏家在当地并不突出。完淳的祖父讳时正，字行之，别号方余，后辈都尊他“方余先生”。幼年夏时正很聪慧，学业出类拔萃，童子试名列第一，但不知怎的，后来功名一直不顺。陈子龙所写传记说：“久困省试，则刻意为古文词、诗歌，其才浩漫，纵横变合，不局局于绳墨。”[6]省试，即考取举人之乡试，夏时正一再败北，止步于生员。久之，便死了心。所谓“刻意为古文词、诗歌”，就是不再钻研应时的八股制艺，转而听凭所好，写作古文和诗歌。这其实是科场失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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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余先生自己功名不顺，教子却大获成功。他有二子，长子之旭没能超过他，也到诸生为止，次子允彝却不但考取举人，还终于登了进士。他的教子，颇有“魔鬼”的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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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严责课之。夕不奏文，即弗授餐，或不当意，稿必三四易，常中夜父子枵然相对，卒弗去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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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的文章不完成，就不给饭吃；就算完成，倘不满意，也得来来回回改。更绝的是，不光不让儿子吃饭，自己也陪着饿肚子，父子们经常大半夜相向而坐，饥肠辘辘，纹丝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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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时正活了六十八岁，不算高寿，却是从他算起祖孙三代男性家庭成员唯一善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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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夏允彝，亦即完淳的父亲，是明末士林极具影响的人物。陈子龙说：“余自为童子时，长乐君以举于乡，有盛誉。”夏允彝曾在福建长乐做知县，所以称他“长乐君”。夏允彝中举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而陈子龙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是时年方十岁，故云自己还是“童子”。夏的中举轰动闾里，他留有很深印象。可是，足足过了十九年，到崇祯十年（1637），夏允彝才成为进士。会试、殿试在乡试的翌年举行，每三年一次，据此可推算出，他足足考了六轮。陈子龙也是这年举的进士，竟然做了同年兄弟。当时，夏四十一岁，陈二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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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夏允彝就去做了长乐县的知县，政绩很好，年终吏部考核中被定为全国优秀县长。张岱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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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伏如神，旁邑有疑狱不能决，上官多下长乐令决之。冢宰建德郑公，荐天下廉能吏七人，以公为首。召见，将特擢，以丁内艰归，未及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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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玄涵《吏部夏瑗公传》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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