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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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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事情就不那么轻松了,龚鼎孳需要面临人生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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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甲申年(1644)二月获释,出狱刚一个月,就遭遇天崩地解的大事: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命殒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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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围困城中的龚鼎孳,和其他千名明朝京官一样,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这场巨变。他在事件中的行止,《贰臣传》仅录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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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孳从贼,受伪直指使职,巡视北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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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个人遭际,往往被如此简化。因为较诸国家陵谷之变,个人渺如芥豆、微不足道。龚鼎孳并非无名之辈,但是当我们试图搜集他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四十余天之中的踪迹时,却发现寥寥无几,可凭可信的更近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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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以还能在那草草一语之外,为龚鼎孳城陷之后的日子,补上一些重要细节,得感谢同时代一位古人、龚的朋友顾景星。他在康熙四年,读了龚鼎孳怀念方以智的一首诗,百感交集,和以诗篇的同时,写有长序,记下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我们完整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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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岁癸未(1643),公建言忤政府,致下廷尉。烈皇帝降《哀痛诏》,始出公于系,犹不免戍谴。朝夕冀见帝陈国是,仓皇难作不可为矣,江左流言絓公。又四年,丁亥遇公丹阳舟中,执手呜咽。是夕匆匆别去,明年秋,拏舟送公梁谿,比舷结缆,浃旬不忍去。一日始旦,公衣短衫襦,过予舟,出袖中书,大如车轴,皆奏疏及所拟上书,述遭难壮(状)甚悉。公于三月十九日闻变,二十日即亡走。史官方以智为贼得,劫令索公。胁降不可,抵金不得,五木交下无完肤,然后舍。公曰:“是区区者,吾未尝以示人也。”而顾独示予,毋亦谓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不可使知吾者不知邪!又十五年,壬寅遇药地禅师于清江,言与公合。药师者,即以智也。自岭峤跳归得,付曹洞法矣。又三年,乙巳从卢大恭所见公忆以智诗并序,嗟呼,今如不言,后世何述!灯下步原韵四章,兼怀药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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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是讲丁亥年(顺治四年)与龚鼎孳意外邂逅于丹阳,而听龚鼎孳亲口讲述自己在北京城破后的遭遇。其大概经过是:三月十九城破,二十日龚鼎孳逃亡,潜于某处。闯军先抓到了方以智,方知道龚下落,又供出龚,龚由此被逮。逼降不果,勒金又无,遂遭严刑而体无完肤,然后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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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顾景星还对龚的自述做了求证——又过十五年,康熙元年,顾见到另一当事人方以智,就事情经过询问方本人,“言与公合”,龚、方说法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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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的为人颇能保证这材料的可信。他入清后屡征不仕,以遗民终老,事迹可在《明遗民录》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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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庚子,征天下山林隐佚之士,大吏强之,不起。康熙戊午,又以博学鸿儒征,有司强迫就道,辞不赴。杜门息影,翛然遗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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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是龚鼎孳的朋友,但依其人品,我们没有道理怀疑他会因为褊私而说谎。而且我们看到,他不光待朋友有情有义,对事实也很负责、谨慎,花了十五年时间来求证,然后才记于文字。由于他的认真,我们终于握有龚鼎孳在北京国难期间的一条确切线索,这也是迄今仅有的完全没有疑问的材料。从中我们知道,龚鼎孳当时从家中逃亡,躲藏在外,不想投降,而且遭遇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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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堂集》顾赤方龚鼎孳往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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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龚鼎孳与老友顾景星在丹阳舟中意外相逢,互赠诗篇,其中都涉及龚鼎孳曾经殉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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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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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金陵有“ 秦淮八艳”,顾媚既列其中,且是最树大招风的一位。嫁龚鼎孳后,人称横波夫人,龚则称之善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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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方以智提供的旁证,严格说只到龚鼎孳被闯军抓获为止。之后的事情,即龚鼎孳所述他遭到拷掠然后释放的情节,已经没有目击者。野史所记与他自述相反,说他接受了“伪职”;《贰臣传》持相同说法,却没有指出材料来源,应该是以野史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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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明末的野史,因为出版和商品经济相当发达,许多情形与现代已很相似,凡社会关注度高、因而有明显牟利空间的重大事件,编辑家和写手的反应十分敏捷,第一时间搜罗撰述,编成纪实时闻,售而获利。这当中,有几分事实,又有几分得之耳食、捕风捉影,乃至生造臆测,实际很难搞清。尤其甲申国变这种塌天大事,真真假假的传闻,更无从断之。举个例子,后被阮大铖借题杀掉的周镳,便是“以南身记北事”的一位。他当时编了两本书,一名《燕中纪事》,一名《国变录》,被失睦的亲戚告发为“私刻”[28]。这类根本不在现场,却言之凿凿、有如亲历的叙事,曾让杨士聪忍无可忍。他在北京,也被闯军逮捕、羁押,但因与闯军某将交好,未受拷打而脱身南来。到了南方,他发现,上述经历根本无人相信,不由分说一致认他必定身降,有人说其所授为“伪户政府少堂”,甚至“亲见门粘钦授官职”[29],好像千里之外的人们,竟比当事人更了解事实。杨士聪觉得岂有此理,于是写了一本《甲申核真略》,专讲真相核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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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核真者,以坊刻之讹,故加核也。坊刻类以南身记北事,耳以传耳,转相舛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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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起于各种原因的道听途说,对事实的轻率以及急欲落井下石的心态,还受到道德义愤的有力怂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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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坊刻竖儒,未喻厥旨,乃谬引刑不上大夫之说,横生巧诋,何比拟之非伦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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