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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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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道难关,不是如何活着,是不被活着所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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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死后大约四个月,发生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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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法(徐枋表字)匿身松陵,全发被获,长立不跪,叩亦不答。主者无如何,乃髡而释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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髡,就是剃发。满人发式,髡其前顶,而以脑后之发结辫。中国则自古任其自然,幼年散发披肩,成人束发而冠。清军入关后,最初仅规定出来做官的须改满人发式,对民间无要求。乙酉年五月下江南后,却突然改变政策,在全国不分阶层全面推行薙发令。当时,徐枋隐姓埋名,匿身乡间,终还是被捉住而惨遭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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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惨”字,今天大抵也不知从何说起了。事情本身,无非关乎几绺头发,何伤大雅?如今,谁又在乎换换新的发型呢?历史沧桑,有时确实让人哭笑不得;同一桩事,今人觉得或仅涉趣味、时尚,古人却目为性命交关。打个比方,按那时中国人心情,把头发剃作满人那副模样,就好比业已习惯以衣裹身的文明人,突然被强迫赤身裸体,或如野人一般仅以树叶、兽皮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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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如何可以接受,又如何不激起拼死抵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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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明清鼎革一段,人往往以为,满清灭明引发了尖锐民族矛盾。实则细细考究,单论明朝灭亡本身,并未如何造成巨大冲击。江南初下,各地都还平伏。清军占领南京后,一路东进,颇称顺利。计六奇在无锡目睹清军过境,有“观者如市”[11]的描述,民间态度可谓处之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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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涛陡起,全因那条薙发令。此令既下,旬日之间,江阴、嘉定、松江、无锡、吴淞等地义帜遍树,烽烟四起。那么,满清本可“平稳过渡”,却为何惹是生非,死活要搞薙发令?其实,双方对此事的读解是一样的。汉人把薙发视为亡国奴标志,如刺于罪犯额上的金印。满清则对汉人心理明镜高悬,知他们虽“观者如市”,暗中还是以文明人、优等民族自居,而视胜利者和新统治者为野人部落;所以,决意借薙发令打掉其自尊心,令彼知悉今日世界乃何人之天下,以及谁是主子、谁是奴才,胆敢不遵,格杀勿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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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头发或发型,成了1645年中国的殊死主题。如今,听说过“嘉定三屠”、“江阴八十天”的人总还有一些,然而,知道这些大血案完全都因薙发令而致,恐怕是不多的。在此我们却可明言,若无薙发令,根本不会有那些惨剧。多少人为此死去?整座江阴城,最后仅剩躲在寺观塔上隐蔽处的五十三人[12],嘉定“浮胔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膏浮于水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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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徐枋受髡放置在上述大背景下,来领略他的奇耻大辱。应该提到的背景还有,乃父徐汧是为不受薙发之辱匆匆自尽,徐枋最尊敬的两位父执杨廷枢、陈子龙,他的经师朱集璜(《朱子家训》作者朱柏庐之父),也都为反抗薙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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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先要蒙受这个耻辱、忍住死的冲动,继而又带着这样的痛楚、顽强活下来,事中事后对徐枋都是可怕的折磨。徐枋于这遭际,自称“偷生苟活,致毁体辱亲。”[14]《答吴宪副源长先生书》悲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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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姓名,匿迹芦中,濒死数番,流离四月。意或可以徼倖万一,不谓更罹意外,身婴骇机。当是时,全发被戮,早见先人,未始非初心也,而事与心左,复受髡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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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用词是“被戮”,认为等于死过了一回。经历此事,身虽犹存,感觉却如百孔千疮。可以想象,当他挺直身躯,一语不发,仰受耻辱,“活着”怎样变成了冷酷的刑罚。倘听从于内心,他必愿一死;难就难在父命在身,竟不能死——他的用语是“偷生”和“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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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父亲的生命,也许都在于证明什么。不同的是,徐汧用死,徐枋却必须用活着来完成。后者其实是更难的。五十一岁那年,他检视既往,郑重地说:“二十八年未尝有一转念,未尝萌一退心”。此语的分量,在于说这话的人内心已无生理,生命每分每秒都仅剩下痛苦,然而却要咬牙坚持。有时我想,当徐汧要求儿子活下去时,大概未曾替他虑到这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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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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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1684)秋,国亡四十年之际,徐枋编定其文集《居易堂集》,为之序。曰:四十年来“束身土室,与世诀绝”[16]。又曰:“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室。”[17]这是他对自己“死志未遂,苟存于时”生涯的基本概括。此等情状,我们今天也有一词,叫“自闭”,自我封闭。乙酉年后,徐枋用以抵抗现实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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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四个月,显然是为逃避薙发,他变换姓名,藏身吴江乡下一朋友处,终于还是“全发被获”。翌年(1646),草葬父亲于长洲县金墅镇,遂结庐于墓,此即“居易堂”,其文集取名于此。墓地应处偏远,《徐俟斋先生年谱》引《苏州府志》:“金墅镇在长洲西北五十里。”又在提到有朋友来墓庐看望时,称“徒步至先生山居”[18],想来人迹罕至。这段居易堂时期,凡十二载,止于16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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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生逋赋麻烦(稍后叙之),他连安居也不能了。1659年,避迹积翠山寺,“依穹窿南宏大师”。1660年,避迹邓尉山青芝山房。1661年,避迹梁溪常泰山某寺。1662年,避迹秦余山(即阳山,秦余是其战国古称)。四年播迁四地。1662年冬,经灵岩和尚筹措,于天平山上沙村为徐枋筑涧上草堂,“先生自是不复移徙矣”[19],直至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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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室”,非谓后二十年回到了城市、在城内居住但不出户室。其实是,前二十年虽不入城市,却因到处播迁做不到足不出户;涧上草堂安稳后,才不但远离城市,亦终于做到自闭茅屋,真正与世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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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自闭型人格,对与外部世界、人群打交道缺乏自信而离群索居,心理学所称“广场恐惧症”是也。徐枋的自闭,与此无关。他与外界隔绝,是竖一道墙,挖一道沟壑来保护自己。因为生活本身关系到一些非常实际的方面和内容,唯有把自己封闭,才能守住立场和父亲的遗命。1657年,因为贫困,徐枋不得不令长子孟然入赘苏州郑氏。这意味着,孟然离其左右回到城市。临行,徐枋作《诫子书》[20],长达万言,嘱以十事。这十件事,约略可见在徐枋那里,城市或人群聚集之处,对他构成哪些难题与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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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件事相互关联,依次为“毋荒学业”、“毋习时艺”、“毋预考试”。里面的关系,今人不易明白。以我们看,学业即考试、考试即学业,徐枋却既要其子“毋荒学业”又命之“毋预考试”,岂不矛盾?其实徐枋并不怪异,反是我们处在误区。真学问与考试向来无关。当然,这里“毋预考试”之禁,有其特定含意,即不入仕途。科举考试,只是做官资格考试。不打算做官,考那玩意儿一点意义没有;反过来,既然参加科举,也不存其他解释,就是准备做官。我们知道,徐汧为子孙立下在清朝“长为农夫”亦即永不做官的规定,“毋预考试”之禁实由此来。但“毋预考试”之前,徐枋又有“毋习时艺”之禁,这需要单独解释一下。“时艺”,即八股文,是科举专用的文章套路。学做八股,目的完全在于考试,不预考试,它毫无用途,既不关知识教养,亦无增文才诗采。总之有关上述三事,徐枋付诸儿子的道理是:书要读、学宜为、心智须文明,但功名之念丝毫不能有。如果孟然一直在他身边,空对山林,徐枋不必有此担心。现在不同,既然无奈送子返城市,对那种环境下的诱惑、影响,必须考虑到,而给以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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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与徐枋准则的对立,从后几条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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