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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初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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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角度说,当时开封是座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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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城内有两支部队。游击高谦部,先期随抚台李仙风往河北剿寇。另一支则因闻警洛阳,由副总兵陈永福率领驰援。不久,李仙风得知洛阳的消息,亦率高谦赶往那里。我们不知道政府军方面是否料到李自成会接着来打开封,总之,开封兵力倾巢而出,已经没有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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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四年《开封府志》卷之一“图考”选图四•开封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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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左近环境,首先要注意黄河,其次是大堤和朱仙镇两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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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四年《开封府志》卷之一“图考”选图三•开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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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开封与东南西北四方的关系。其中“西至河南府”,即洛阳。初围时,李自成大军就是从那里向开封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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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自成那边,却尽悉开封实为空城,为之兴奋不已。“二月初九日甲寅,贼乘汴兵尽出,疾走三昼夜,十二日丁巳,直抵汴梁。”[18]如此高强度的急行军,显然是意识到机会难得,于是一口气直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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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二日辰巳时,上午九十点钟的样子,闯军一支先头部队抵达城外,大约三百人,都是骑兵,显然负有侦察任务,因为他们都化了装,自称官军。但开封居民仿佛嗅出了什么,纷纷入城躲避,城门随即关闭。午未时(下午一时许),闯军大部队及李自成大营赶到。巡按高名衡下令,所有城门一律以沙袋堵死,开始固守。同时,主要官员迅速分工。祥符县(开封府治所在地)知县王燮带领衙役兵(相当于公安干警)登城守御,左布政使梁炳负责东门、右布政使蔡懋德负责曹门(东北门)、管河同知桑开第负责北门;由于闯军主攻方向在西门,此处由高名衡亲自坐镇,开封府推官黄澍与守道苏壮协守,另有周王府内侍曹坤与左长史李映春率王府卫士八百人,登西城之上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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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粗当,各官遂分头履其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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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祥符知县王燮即刻邀集全城有声望及影响力的人士会议,榷定以下方案:马上组建民兵队伍;开封有八十四坊(八十四个街道社区),每坊立一社,每社兵额五十名;各家出兵原则是,全部由富人承担,越富则出兵越多,家庭资产一二千银者出兵一名(或两家合出一名),资产过万者出兵二至三名;这样,八十四社共得民兵四千余名;每社设长、副二人统之,全部八十四社再依五门分为五个总社,各置一人为总社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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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民兵守城的构想及方案,既有效克服了开封无兵可用的困境,又解决了临时建军而无兵饷的难题(军饷按额分配给建制内军队,政府财政并无单独款项可供额外的军事消耗),同时,严格体现公平原则——受益愈多则分担愈多,由富人贡献所有人力物力,与普通百姓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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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社兵组建一事,可略见知县王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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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开封政界的高效与干练,与洛阳之涣散浊乱恰为鲜明对照。其于开封的久围不下,是很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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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大不同,在福王、周王之间。明室宗亲,有远近、有大小、有穷富。福、周二王,其显赫及富有相当,而所借不同。福王靠的是所谓“神宗爱子”,与今上血缘最近,原本连紫禁城都可能让他来坐,虽德行不修,又哪里有人奈何得了他?周王不然,该王虽为朱元璋诸子一代最老亲王之一,身份尊贵,然而如果看看二百多年来第一批亲王怎样或削或废或得罪或破落,即知能够葆其福祜至今,殊为不易,故不可像福王那样有恃无恐,而须另有进退之道。这一点,当着开封被围之际,立刻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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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梁守城记》说,周王不但以八百王府卫士投入战斗(不必说,费用完全出自王府),且将大批银子直接搬上城头,立此为证:谁建功,立马给赏。这笔钱有数万两。他开出赏格:打死一个敌人赏五十两;能够退敌、解围者,赏十万两,外加保奏皇帝授升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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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汴围湿襟录》,捐资初非周王主动,“知县王燮巡视兵情懈怠,单骑驰入周府,启王云:‘城破旦夕,王多积藏,万一失守,恐非王有,乘此人心未危,兵民可鼓,重赏犒之,或可救急!’王随发饷金数万,遍赏合城,敌忾大振,城遂可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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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出王燮之劝,周王至少能够纳其言。而且以上还是初围时情形,最后,李自成三围开封过程中,周王总共支出一百二十余万两银子[20],或作为赏金、或作为给守兵购粮之用。另外,他还捐掉了自己当年的“岁禄”——我们正好知道他一年“岁禄”是多少,《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七“亲王禄赐考、各府禄米、诸王公主岁供之数”载:“周王岁支本色禄米二万石”。[21]二万石,姑且不依围困中开封离谱的粮价算,即按平常的米价,崇祯十六年每石值银三点三两(此为北京米价,至于别地,崇祯初即可高达每石值银四两)[22],折成银子又至少值六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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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又想起朱常洵如同割了心头肉一般,拿出的那三千两慰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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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面同样立有赏格:出城斩敌一级者可得银五十两,射杀一人赏三十两,措施有力,调配得当,官吏有为,周王表现也不让人失望。于是,开封士气便与洛阳判然有别。群众抵抗积极性高涨,除了组建起来的社兵,还有不少百姓自发参加守城战,“百姓挈弓矢刀槊登城者,纷纷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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