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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心理咨询师:来自咨询与治疗大师的启示 哈特曼:探寻自我真谛的“自我心理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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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并没有宣称人类行为只是驱力与幻想的结果;人类行为直接指向由人们和事物所组成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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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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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精神分析,人们提到最多的往往是它的开山鼻祖——弗洛伊德。这位人类传统文明的颠覆者提出了精神分析学说的诸多重要理论,然而人们却始终对之争议不断。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他一直坚持性本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泛性论”观点。而正是这一观点让人不免觉得有些紧张——梦是由于性驱力、抽雪茄是由于性驱力、孩童时期的行为是由于性驱力,似乎任何心理现象都来源于“本我”(包括性驱力)、“自我”和“超我”三者间发生的冲突。所以,在哈特曼之前,“自我”的功能一直被看做是被禁锢在不断的心理冲突之中。当哈特曼对“自我”进行了重新审视之后,随着“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这一概念被提出,致使他建立了整个“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体系。这一体系对经典精神分析过于强调自我与本我的冲突进行了开拓,使精神分析对自我的研究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将精神分析中的心理病理学发展成为一种为人类普遍适用的治疗方法。自此,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1894—1970)被誉为“自我心理学之父”,在精神分析的前进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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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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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一百多年的心理学史,有不少心理学家都自小成长于有深厚知识背景、富裕殷实的家庭环境下,比如罗杰斯、阿德勒等。饶有趣味的是,这一点有别于大多数的一般科学家。这或许暗示了对心理学研究的初始兴趣,很难发展于对温饱尚有疑虑的个体身上,而是需要在对其他物质条件都基本上没有烦恼之后,才开始对心理学产生兴趣并且从小立志。在这样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早已颇有名望或是小有成就,这就让年幼的后辈有着很好的条件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哈特曼正是出自这样的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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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1月4日,哈特曼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在知识界不可小觑的家族。他的爷爷莫利兹·哈特曼(Moritz Hartmann)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散文作家和文学教授,同时还是在1848年德国大革命中有所表现的国会成员。在临时民主党政府被推翻以后,他逃离德国到了瑞士日内瓦,并在那里安顿下来,成了家。哈特曼的外公,鲁道夫·克罗巴克(Rudolf Chrobak)博士是一位有着卓著学术地位的医学教授,就任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同时也是一名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出色的妇产科医生。正如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所说的,“他可能是我们维也纳最伟大的医生”。哈特曼的父亲卢杜·哈特曼(Ludo Hartmann)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成人教育运动的先行者。而哈特曼的母亲格丽特·克罗巴克(Grete Chrobak)则一直活跃在当时的绘画界与雕塑界,是一名不可多得的有着极高天赋与重大成就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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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的小哈特曼,几乎是日复一日的沉浸在各类知识汇聚的海洋中。缤纷多姿的艺术和文化深深地吸引了童年时期的他,从那时候开始,哈特曼对各种学科的广泛兴趣被激发了。由于平日里他家的宾客来自各个领域,包括文艺界、政治界、医学界、历史学界以及哲学界,小哈特曼置身其中,耳濡目染,小小年纪便领略了大千世界无尽知识的风采。如此家庭背景为哈特曼日后踏上精神分析的道路起到了奠定性的作用。他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开拓无疑受到了家庭的影响,他的创新与开拓精神源于其广泛的知识涉猎。此外,有学者认为,哈特曼提出的“没有冲突的自我(the conflict-free sphere)”正是他童年经历的体现,一帆风顺、衣食无忧使他在看待事物时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并不注重强调“内在的冲突”。他所提出的环境对自我的作用正如他本身的发展一样,“知觉、思维、语言和创造力等的发展都属于自我去适应环境的功能”。另有观点提出,正是哈特曼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保护者”和“妥协者”的身份。他的自我理论的提出,并不是想要推翻原有的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进一步拓宽、充实,从而更加全面地解释人类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对弗洛伊德的原有理论体系采取的是一种保护的态度,用自己更深远的剖析来捍卫整个体系。由于他的父亲和祖父均曾属于国家公务人员,因此国家法律、法规在哈特曼心中有着极为神圣崇高的地位,它们是不容挑战的。于是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与他的对原有理论的拓展和细化之间,哈特曼作出了巧妙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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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止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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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的早期教育完全是在家中完成的。父母请来的家庭教师教授给他这个年龄阶段所需要掌握的一切知识。直到13岁那年,哈特曼才告别了伴随自己8年的家庭教师,被父母送入了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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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基础阶段的学业之后,哈特曼凭借扎实的基础和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维也纳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在各个领域的学术探索。在那个时期,大多数成绩优异并且极具天赋的学生通常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之外,往往会参加非本专业的课程,哈特曼即是如此。比如他曾经参加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课程,这让他受益匪浅并且还极大地影响到了他日后的思考模式。在专业方面,哈特曼最初的兴趣是药理学,并且先后发表了两篇有关奎宁新陈代谢的学术论文。但是很快他将目标转移并锁定在了精神病治疗学上,此时的他发现只有精神病治疗学领域才能更好地让自己施展。从接触这一领域开始,哈特曼与保罗·谢尔德(Paul Schilder)合作,先后发表了若干篇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开始在精神病学界崭露头角。在此之后,如同大多数研究精神病治疗理论的学者一样,哈特曼对弗洛伊德的相关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开始了对弗洛伊德及其理论的深入探索。而这期间哈特曼发表的一些论文成为实验性精神分析理论方面小有成就的作品,其中成果之一是他以动作倒错的精神病实验,检验了弗洛伊德的“象征作用”这一概念。1920年,他成功取得了维也纳大学医学学位,并成为一名精神病医师,同时效力于威格勒-饶勒格(Wagner-Jauregg)诊所。然而哈特曼从来没有把学习限制在自己的学生时代,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他依然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哈特曼的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刻苦的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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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1934年,也就是从26—40岁的繁茂年华,在维也纳大学的精神病与神经病学研究所里,哈特曼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精神病治疗的事业中。他继续进行了自己早先对精神分析的研究,通过大量实验与案例,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一学说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此期间,他曾经去往德国柏林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而正是在这短暂的一年时间里,哈特曼完成并出版了《精神分析的基础》(1927)。直到1937年,哈特曼发表的学术论文累计已经达到20余篇,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双胞胎实验以及有关精神病、神经症、价值观现象、吸食可卡因等问题的研究。此外,他还为当时一部意义重大的《医学心理学手册》的编撰作出了莫大的贡献。哈特曼毕生发表与出版的历程可以粗略地被分为三个部分,而其中第一个部分就包含了众多关于临床诊断的论文。而这之中,最受人瞩目的莫过于他的双胞胎实验了。这一实验是以方法学理论为基础的,它最终成为双胞胎精神病治疗和双胞胎精神分析学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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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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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卡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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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哈特曼的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之时,著名精神病学家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向他发出了邀请——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教授席位正等待着哈特曼。然而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依然留驻在维也纳。这对于哈特曼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而又意义非凡的抉择。最终,哈特曼遵从了自己最初的追求,选择了后者。正如他一直所期盼的那样,后来的他最终成为那一代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中弗洛伊德理论追随者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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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作的投入和事业上的忙碌曾经一度让哈特曼的婚姻之路受阻,然而他最终顺利地娶了妻、生了子。他的妻子多拉·卡普拉斯(Dora Karplus)早先是一位儿童学家。受到哈特曼的影响之后,成为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医师。他们育有两个儿子,恩斯特·哈特曼(Ernest Hartmann),后来成为一名睡眠与梦的研究专家,同时也致力于他的父亲所奋斗终生的精神分析事业;另一个儿子劳伦斯·哈特曼(Lawrence Hartmann),与他的母亲一样投入于教育事业,并成为儿童精神分析师,最终成为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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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之子恩斯特·哈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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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自我”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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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纳粹占领,哈特曼被迫离开了祖国,来到了巴黎,就任于巴黎精神分析研究所,同时还担任着《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编辑。其后不久,他又去了瑞士,并最终于1941年来到美国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里,哈特曼担任研究所诊疗中心的首席督导,很多年以来直接领导着整个研究所。在那里,哈特曼重遇了自己多年的好朋友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和洛伊温斯坦(Rudolph Loewenstein)。三个人通力合作,撰写了一系列核心论文。洛伊温斯坦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尽管哈特曼是一个友好且容易相处的好朋友,然而他却是退缩的、并且基本上属于一个孤独的人。他很有幽默感,但这仅仅表现在谈论别人的时候,他几乎很少谈到自己。除了几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之外,他的自我压抑与自我约束使其对任何人都保持着一种明显的距离。这种特征可能起源于他的害羞或是自负,抑或是两者皆有。哈特曼当时的这种外在表现,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他在进行开拓的过程中遭遇到各方面的压力而产生的退缩。洛伊温斯坦还被哈特曼对于研究的专注以及诊疗的敏锐深深地打动了。然而,在哈特曼的著作中临床数据总是很少被提及,甚至被完全忽视。这是由于在哈特曼的观念里,只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宏观的理论体系才是主要并且重要的,而诸如临床观察等都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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