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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心理咨询师：来自咨询与治疗大师的启示 [:170626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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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经验家庭疗法”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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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因为有幻觉而入院，但若我有了幻觉，人们则称其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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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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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精神病医生，但他成长为一个特殊的精神病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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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儿童精神病医生，但他成长为一个这样的医生，并且学会和孩子们一起寻找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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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艺术家，但他的“经验家庭疗法”却堪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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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雕刻家，但他“塑造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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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摄影师，但他的“思维图片”随着岁月逝去更加精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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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真正的时代变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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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对心理咨询与治疗作了40多年的贡献，从历史学和教育学角度来看，这些贡献极具吸引力。总的来说，从1938—1978年，惠特克的个人成长和变化总体上概括并反映了心理治疗的成长和变化。他的个人发展和所处的文化之间有着微妙的相互作用，而正是这种相互作用造就了这位卓越的心理咨询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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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的著作始终具有指导意义。他的理论、他关于心理治疗的技术性观察、治疗者的培训、个人治疗、婚姻治疗、家庭治疗等，至今仍然很适用并正在付诸应用。他的思维成果反映了他自己的经验，而不是对任何一个正规学派或治疗流派的简单模仿。这正是一个天才的心理咨询师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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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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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教与惠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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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惠特克（Carl Whitaker）于1912年出生在纽约雷蒙韦尔的一个大牛奶场里。这家牛奶场生活单调，工作时间长，条件简陋。更糟糕的是，强调通过善行获得救赎的“加尔文教”给人们的生活平添了一份紧张。儿时的惠特克除了在家里，生活中缺少亲密的同伴。幸好他的母亲一直想做护士，便向不断固定来访的病人敞开了家门，他们可以在宽敞的家里坐坐，从而缓解了惠特克与社会隔绝的感觉。他回忆起每天面对季节更替和生死循环对他的性格形成影响，让他感到人的改变的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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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羞涩、敏感且患有哮喘病的惠特克来说，他的家庭搬到了一个过于喧闹的城市。他在高中生涯的开始便承受了巨大的震动。他痛苦地感到自己被世界孤立了，几乎神经崩溃。在某些方面，他的经历类似于同样来自纽约州上层高度宗教化区域的沙利文。不过，两人却有值得注意的两大不同之处。第一个是家庭情感的氛围。沙利文的家庭冷漠、疏远。在那种天主教式的精神气质中，几乎没有希望逃脱世俗的痛苦或永恒的毁灭，致使沙利文变得孤立、自我保护和悲观。相反，虽然惠特克生长于加尔文教的传统中，但是工作可以给他以救赎，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他冲出自己孤独的禁锢，逼着自己结交朋友：“我选中了我高中班上最聪明的男孩和最善社交的男孩，有意识地和他们形成了一个三人小圈子。这个圈子持续了整个大学三年。就好像是我建立了一个协同治疗小组，以此打破我的孤立。”从那时起，惠特克就基本上与治疗交织在一起了。强制成长，人际关系的“治疗性”方面，拒绝孤立——这些主题在人的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重现。这与加尔文教对“人的条件”的宿命观是多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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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心理咨询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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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拉丘兹大学医学院，惠特克决定专注于临床科学。然而在纽约城市医院两年的住院医生实习期后，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一领域的心理学方面。于是他走出异于传统的一步，决定在锡拉丘兹精神病院完成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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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梅耶（Adolf Meyer）的影响下，美国的精神病学正开始从19世纪脱胎而出。虽然梅耶专注于功能与反应，但许多专家相信神经紊乱——尤其是精神病——是由目前还不能定位的脑部损伤或不能指定的中毒的因素引起的。这就是克雷佩林（E.Kraepelin）和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世界：描述性、客观、对心理动力学说充满敌意。除了最近引入的用于治疗普通瘫痪的锥虫胂胺和发烧疗法外，神经紊乱的治疗前景相当黯淡。但是惠特克了解后，却为此而震惊，他开始思考：“精神病是如何形成的？精神病真的不能治疗吗？”他对病人的处境感同身受（他经历了对病人处境的移情作用），然而权威的态度却令他感到挫败不已，一句话——“不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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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他申请并获得了一年的时间参与联邦基金会赞助的儿童精神病学研究。在等待该计划开始的期间，他携妻子穆里尔（Muriel）搬到了位于纽约的私立精神病院Brigham Hall，在那里做助理内科医生。这也是时间上的一步倒退，不过是退到了“18世纪”，因为Brigham Hall是一所仍然在从事“心理治疗”的真正的精神病院。7个月中，他与妻子生活在这个闭塞社区的许多精神病患者之中。在锡拉丘兹精神病院时，病人就是“怪人”。而在这里，他懂得了他们是与生活斗争着的人。这对惠特克来说是一段复杂的经历——惠特克极为敏感，凭着他的无所畏惧，能够跟这些精神病患者共同度过漫长的时光，他对他们就如同对自己一样充满兴趣。这些遭受痛苦的伙伴与世隔离，沉迷于一种生动的“内在真实”。在这些人身上，惠特克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感觉到了一种提供帮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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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完成了自己的心理学博士论文《慢性酗酒并非精神病？——一项继续研究》，此文于1941年春提交。尽管还算不上范例性的研究，其结论仍显示出他在那个时期的思想水平。他指出：“有没有可能戒酒并不应该是治疗的目标呢？有没有可能真正的缺陷在于情感的不成熟和分裂呢？我们感觉到，以这种生物心理学的途径研究酗酒，可能会提供一些通过生物化学、生理学或统计学等过分依赖于客观实验的途径无法获得的信息。临床研究应当秉持着这样一种目的来进行，那就是：不把对多因素的研究作为病理学研究的唯一基础，而是作为这一领域（指整个生活空间）研究的一种补充。同时，临床研究应当借助对导致酗酒的系列事件进行越来越细节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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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梅耶式”的改良派态度。个体及他们各自应对生活压力的特定反应，应当像这样得到考虑。同时，我们还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心理病理学是对分裂和不成熟的表达——梅耶的说法更隐晦，而惠特克的说法则更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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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的影响及其理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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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惠特克和妻子搬到了Louiville，开始了他的儿童指导诊所的合伙项目。此外他还在医学院工作，他发现这项工作十分值得去做。当时的系主任是阿克利（S.Spafford Ackerly），此人和一群职员都进行过精神分析疗法，但是所教的却是梅耶的观点，强调“心理社会平行论”（psychosocial parallelism），“反应类型”（reaction types）以及获取“完整的图景”（whole picture）。然而儿童指导诊所的环境大大受到首席社工兰克（Otto Rank）的影响。在诊所的工作使惠特克接触了一群病人，他们对心理疗法技术的抵触并不比Brigham Hall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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