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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170627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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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打造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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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一直都是这样看待欧洲人移民北美大陆的：他们是自东向西推进的，从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的新英格兰滩头一直扩展至太平洋沿岸。六代精力充沛的拓荒者将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推进至荒无人烟的地区。为了完成其作为上帝选民的使命——建立一个由一群品行端正、热爱自由的人士组成的，从一片大海延伸至另一片大海的联合共和国——这些开拓者同大自然及其未开化的孩子进行殊死搏斗，直至对手屈服投降。至少19世纪新英格兰的历史学家们愿意让我们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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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真相是，当时西班牙帝国正在新大陆不断扩张，而欧洲文化最初就是由这些西班牙战士及传教士从南方携带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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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看来，一支西班牙远征队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一百多年后，第一批英格兰人在詹姆斯敦下船时，西班牙的探险家们已经长途跋涉穿越了堪萨斯的平原，领略了田纳西大雾山的风采，站在了亚利桑那大峡谷的边缘。这些探险家已经绘制了俄勒冈海岸和加拿大滨海诸地的地图——更别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并且命名了自芬迪湾至火地岛的一切。16世纪初，西班牙人在佐治亚和弗吉尼亚海岸创建了短暂存在的殖民地。1565年，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创建了圣奥古斯丁——今日美利坚合众国最古老的城市。[1] 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已经在索诺拉和奇瓦瓦的荒漠之中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的新墨西哥殖民地正在欢庆其五周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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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美利坚合众国最古老的亚文化并不是在大西洋沿岸的科德角或者下切萨皮克发现的，而是在新墨西哥北部和科罗拉多南部干旱的群山之中发现的。自1595年起，西班牙裔美利坚人就一直生活在北方这个地区，坚决捍卫自己的遗产，又因自己同墨西哥裔美利坚人被归为一类而耿耿于怀。墨西哥裔美利坚人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才出现在这一地区。这些西班牙裔美利坚人的领导人对系谱学抱有极大的热情，这份热情可与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那群移民的后代的热情相提并论。同时，这些人也认为自己承担着将文化火炬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的使命。1610年，他们修建了圣菲总督府，即现在美国最古老的公共建筑。他们将17世纪西班牙的传统、技术以及宗教庆典一直保存到20世纪。他们用木犁犁地，用中世纪笨拙的手推车运输羊毛，四旬期时仍然坚持中世纪西班牙的习俗——确确实实地 将他们中的一个人钉在了十字架上。时至今日，现代技术已经降临——将人绑在十字架上时使用的是绳子而不是钉子——但古老的西班牙的影响保留了下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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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6世纪的其他竞争对手相比，西班牙人先发制人。西班牙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富有强大，以至于英格兰人将其视为对所有新教徒的致命威胁。事实上，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Ⅵ）认为西班牙是欧洲诸多君主国中“最天主教”的国家，并于1493年授予西班牙几乎整个西半球的所有权，尽管当时人们尚未发现美洲大陆。这是一份大得令人咋舌的礼物：16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几乎是西班牙本土的80倍大，跨越两大洲，人口约1亿，其中一些人已经建立起了结构复杂的帝国。当时西班牙人口不足700万，只答应了一个附加条件便获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馈赠：教皇亚历山大命令西班牙，让这一半球所有的居民都皈依天主教，并且“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一首要任务将影响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政策，并深深地影响南美三分之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包括北方地区。这将使欧洲陷入诸多战争中也许是破坏性最大的战争，并且在美洲引发了现在人口统计学家认为的史上最严重的人口毁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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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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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常常将美洲土著居民描绘成仅仅是由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后代主演的西方戏剧中的临时演员或者舞台布景。因为本书主要关注的是那些主导北美事务、基于族群文化认同感的民族（ethnocultural nations），所以本书将极其不情愿地采用此类模式。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牢记关于新大陆土著文化的几个因素。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许多土著民族的生活水平比同时期欧洲人的生活水平高；他们身体更加健康，饮食更加营养，生活更加稳定，有更加良好的卫生、医疗和营养。土著文明极其复杂：大多数土著人从事农业生产，事实上所有的土著人都被编织进了一张横跨美洲大陆的贸易网络，一些土著人修建了先进的城市中心。西班牙人在新墨西哥遇到的普韦布洛人并非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生活在带有地下室和阳台的土坯房中，这些土坯房有五层，周围是宽敞的集市广场。阿兹特克人位于墨西哥中部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为20万，公共用水通过石渡槽供给。特诺奇蒂特兰的宫殿和庙宇让西班牙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相形见绌。当时，美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多。墨西哥中部有2500万居民，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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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同西班牙人的零星接触，传染病和战争传播开来。到1630年，美洲土著人的数量骤减80%～90%。从缅因的森林到秘鲁的丛林，由于没有足够多的幸存者来掩埋尸体，印第安人的定居地到处都是死尸。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他们自己征服行径认可的一种表现。西班牙士兵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的反应就极具代表性，这位参加过征服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战役的老兵如此回忆道：“基督徒因战争而筋疲力尽之时，上帝认为是时候传播天花给印第安人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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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迅速征服阿兹特克和玛雅帝国以及随之发现的金矿和整座银山使得西班牙国王相信，上帝不仅朝着他们微笑，而且希望他们继续坚定不移地创建“普遍君主制”。先知们曾经预测普遍君主制终将带来末日审判。16世纪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曾经利用从美洲攫取的大量财富来建立规模庞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舰队，以此征服新教徒掌控的欧洲。腓力二世动用这些军队之时，欧洲陷入了一系列宗教战争的旋涡。宗教战争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削弱了西班牙政府的债务清偿能力，使得数百万人丧生。在宗教战争中，有人曾向他的儿子腓力三世谏言：时之终结即将降临，他必须打败土耳其人，然后继续征战“非洲，亚洲，包括加尔各答、中国、日本及其邻近岛屿，在他们来之前征服所有的一切”。[6] 最后证明这是一个馊主意。1648年三十年战争临近尾声之时，新教徒势力较先前更加强大，而西班牙则沦落为一支势单力薄、负债累累、逐渐土崩瓦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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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所有这一切又与北方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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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带头扼杀新教改革，西班牙人招致了英格兰人、苏格兰人以及荷兰人旷日持久的仇恨，他们将西班牙人视为梵蒂冈密谋奴役世界的腐朽堕落、愚蠢无知的工具。这种强烈的反西班牙情绪深深植根于新英格兰、大阿巴拉契亚、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文化之中。19世纪，在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反墨西哥种族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有关种族混合观点的支撑下，这种强烈的反西班牙情绪在北方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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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企图消灭欧洲的新教徒耗费了西班牙帝国如此之多的精力、能源和资源，以至于西班牙实际上无力支持其美洲帝国向北扩张。结果，即使按照西班牙殖民地的标准来看，西班牙在北方的殖民地——尤其是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上加利福尼亚以及索诺拉北部地区——都人手短缺，供给不足，极其贫穷。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夫妇则生活在罪恶之中，因为他们请不起神父来为自己主持婚礼。由于没有学校，读书识字的人不多。就在1778年，北方最著名的定居点之一圣安东尼奥依然只是一个贫穷的小村庄。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总督被迫住在监狱之中。北方殖民地只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偏远边陲，不受正在崩溃的帝国的重视，在接下来的250年中仍是如此。由于同欧洲其他文化的定期接触被阻断，北方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其中的很多文化特色同墨西哥中部截然不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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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西班牙人到达北方时，帝国的宗教使命已成为殖民政策的关键因素。西班牙人的计划是通过使美洲土著居民皈依天主教，并且通过神父管理的特别定居点来监督土著居民的信仰、工作、穿着及行为，使美洲土著居民融入西班牙文化之中。同英国人的计划相比，这一计划至少在理论上是针对印第安人的开明计划。美洲土著居民被视为低等民族，并不是因为他们固有的种族特征，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习俗。西班牙人称美洲土著民族为“缺乏理性的民族”，但认为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和训练，这些土著民族可以成为拥有理性的民族。在训练期间，这些印第安学徒被称为“新信徒”（neophyte），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受到监控。当然了，这需要非凡的努力。整个边境地区都要设立布道团，每个布道团都配备自给自足的大院和教堂；都要为传教士们修建舒适的住所；都要设立纪律严明的哨所以保障纪律的执行；都要修建制革厂、作坊、窑炉以及磨坊，如此一来，新信徒可以学习西班牙人的各种手艺；都要修建男女宿舍；都要修建马厩、谷仓，以及用于圈养马匹、骡子和其他牲畜的附属建筑。修士们会保护这些新信徒免遭贪婪的定居者或敌对印第安人的毒手——为了防止驻防士兵强奸她们，修士们在日落时分将七岁以上的女性锁在营房之中。当修士们认为这些新信徒已经成功地内化了天主教信仰、西班牙式工作习惯以及卡斯蒂利亚语时，这些布道所就成为他们的新村庄，传教士们则会继续在不断扩张的边境地区监督新的任务。或者说计划是如此进行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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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土著印第安人相对包容的态度反映了西班牙新大陆殖民地特有的种族人口学。因为西班牙帝国的女性殖民者一直匮乏，所以西班牙士兵和官员便娶阿兹特克人为妻，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孕育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儿（梅斯蒂索人）。到18世纪初，在现在的墨西哥和北方，梅斯蒂索人占当地人口的很大一部分。[9] 西班牙世界存在种姓制度（caste system）——纯种白人占据最高职位——但是，在新大陆，尤其是帝国的北部边疆，这一种姓制度崩溃了。在这些地区，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个非白种人先祖。本身就具有部分印第安人血统的殖民地高层当然不愿意出于种族原因诋毁印第安人。如果这一社会重组工程成功了，那么北方可能将其混血社会延伸至现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西部，也许就会获得足够的力量来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对抗政治对手的霸权地位。但这一工程进展得并不顺利，北方文化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一片毗邻新西班牙人口较为稠密的定居部分的相对狭窄地带。新西班牙是从加利福尼亚一直延伸至巴拿马地峡的西班牙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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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因为不够努力。1598年至1794年，西班牙人在现在的新墨西哥州创建了至少18个布道团，在现在的得克萨斯州创建了26个布道团，在亚利桑那州创建了8个布道团，在上加利福尼亚创建了21个布道团——在这一过程中创建了后来发展成图森、圣安东尼奥、圣迭戈和旧金山的城市。[10] 但这一系统存在几个严重缺陷。通过将这些新信徒同西班牙主流文化隔绝开来，这些修士使得新信徒很难被同化。实际上，这一系统被滥用了。修士们不允许新信徒改变他们自己关于同化的看法，并且不允许他们回归土著人生活。那些逃跑的新信徒遭到追捕并且在公共广场遭受鞭刑。传教士们还用鞭子驱赶新信徒前往教堂做礼拜，强迫他们在恰当的时间下跪，并用鞭子维持田间、作坊以及皮革厂的纪律。到访过加利福尼亚圣卡洛斯（现在的卡梅尔）的法兰西人称：“一切都让我们想起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殖民地……我们一提到它就觉得痛苦万分，（因为）一切如此似曾相识。我们看到男男女女都戴着镣铐，一些人带着足枷。最后，我们听到了鞭子鞭打的声音。”[11] 因为不用支付新信徒的劳动报酬，所以相对来讲教士们很容易获利。因此，这些教士几乎没有动力宣布这些新信徒已经开化了，并把布道团的财产转交给这些新信徒。营养不良、天花以及梅毒导致死亡率极高，分娩率极低，因此这些社区本身也很难有所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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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团墙外的北方生活同样专横，使得文明更加难以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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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西班牙人来到北方是因为帝国或者教会当局命令他们来的。几乎每一个文明前哨——布道团、堡垒以及城镇——都是由政府的远征队建立的。这些文明前哨都是受到法规高度约束的孤立社区。士兵、神职人员、农民、农场主、工匠、仆人（以及牲畜）成群结队地前往他们被指派到的地区，当局希望他们在余生中服从命令。未经官方许可，任何人不得从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城镇，或者在新开辟的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或者牧场经营活动。西班牙帝国的政策禁止他们从事大多数生产活动，并要求一切进口活动都要由官方垄断进行。得克萨斯人不能从自己的墨西哥湾海岸进出口货物；相反，得克萨斯人不得不推着笨重的木车，穿过数百英里干旱的平原，运输货物往返穿梭至韦拉克鲁斯。届时，消费税和运输成本已使进口商品的价格翻了两番，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又打击了个人的主动性。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这一地区仍将是南方各地区中惨遭剥削的一个殖民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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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不存在自治政府，不举行选举，当地人也不可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军事指挥官通常会担任总督，在毫无任何民主可言（比如管理委员会或者立法机构）的情况下行使统治权。在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城镇，如圣菲、圣安东尼奥、图森和蒙特雷，市镇议会是由社区最富有的市民组成的自我延续的寡头政体。到18世纪末，大多数市镇议会都已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市政事务落入地方军官之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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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应该向当地的保护者效忠。保护者一般是负责普通人福祉的家长式的精英人物。保护者提供就业机会，照顾孤寡病残，举办宗教盛宴，开展教会活动。保护者的雇农服从他，尊敬他。这一制度——类似于中世纪的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拉丁美洲很普遍，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北方的政治和社会行为。[15] 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政治评论员们经常指出，北方的选票就如同牛的期货一样可以买卖；如果一个人贿赂了一个社区的保护者，那么他通常就可以获得这一地区90%以上选民的支持。在1941年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竞选中，林登·B.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给当地的大佬乔治·帕尔（George Parr）打了一个电话就赢得了北方6个县中90%的选票。然而，就在前一年的州长竞选中，这6个县中95%的人都给他的竞争对手投了支持票。1948年，约翰逊在帕尔的家乡“赢得”99%的选票进入参议院，家乡的选民投票率高达9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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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地区继承了新西班牙的政治遗产，但在其他方面与总督府所在的人口稠密、封建制度盛行的热带地区有很大不同。在新西班牙——后来的墨西哥——人们认为北方人的适应能力更强，更能自给自足，更加勤奋，更加好斗，更加容忍不了暴政。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革命和90年代反对腐败的革命制度党（PRI）的政治叛乱中，墨西哥的北方人都发挥了主导作用。19世纪，新墨西哥的北方人提议脱离墨西哥，加入加利福尼亚，以及现在的内华达、亚利桑那和科罗拉多，以创建一个民主的墨西哥北方共和国（República Mexicana del Norte）；1836年，得克萨斯的北方人支持成立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Republic of Texas），而他们在塔毛利帕斯、新莱昂以及科阿韦拉的邻居则宣布成立格兰德河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Rio Grande，格兰德河共和国惨遭武力镇压）。难怪，令人尊敬的墨西哥历史学家西尔维奥·萨瓦拉（Silvio Zavala）将北方戏称为这个国家的“自由卫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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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为了应对北部边境的特殊情况而演变出来的。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定居点远离拉美裔美洲文明的中心。人力、通信、工具、食品、宗教物品以及其他物品都是通过政府的官方补给特派团获得的，这些特派团然后将各布道团和各村生产的所有商品运走。以新墨西哥为例。新墨西哥距墨西哥城1500英里，要花费6个多月的时间才能走完这一痛苦的旅途，所以由牛拉木车组成的供给车队每三四年才来一次。加利福尼亚同帝国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被敌对的印第安人切断，所以这一地区完全依赖为数不多的政府船提供给养，这些船只往返航行于索诺拉太平洋沿岸的瓜伊马斯，航程为1000多英里。所有货物、旅客以及信件必须继续经由陆路运送到墨西哥城。由于北方所有地区都被禁止同外国人进行贸易，所以只能通过韦拉克鲁斯而不能通过更近的旧金山或是得克萨斯的马塔戈达向西班牙运送货物和乘客。到19世纪初，西班牙短暂试用帝国某一立法机构之时，新墨西哥的代表将3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试图前往西班牙这件事上，而得克萨斯连派一个代表的钱都没有。[18]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由于没有道路连接北方各个地区，所以这些地区也无法相互帮助。似乎这种孤立状态还不够糟糕，北方的定居点（无可非议地）不断受到敌对的印第安人和后来欧洲其他列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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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所以同生活在墨西哥城附近的中部地区的人相比，北方人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从而塑造了这一地区的性格。那些想要摆脱修士和军官严格审查的西班牙裔美洲人在偏僻地区安家，甚至在印第安人中间安家。由于保存记录不够严格，梅斯蒂索混血儿、黑白混血儿或者被同化的印第安人往往都可以绕过帝国的种姓制度，通过口头声明成为正式的白人。18世纪中叶的一位耶稣会教士自索诺拉报告称：“实际上，所有希望被视为西班牙人的人都是混血儿。”在北方，劳动者也拥有更多的选择。农民们可以选择成为佃农，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从大地主那里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在牧场和布道团的土地上，牛倌们可以在远离上级监视的边远地区长时间活动，那些尚未皈依的人为了寻找最佳条件可以从一个牧场迁移到另一个牧场。事实上，正是这些独立自主、自给自足、居无定所的牧场工人发展了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西部牛仔文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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