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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四章 打造新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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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安排，新英格兰的主要殖民地是由那些完全反对沿海低地士绅们视若珍宝的几乎所有价值观的人士创建的。这些科德角的朝圣者和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对有地贵族、贵族特权、英国国教以及保王党事业充满了敌意，对自己的新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憧憬。新英格兰是一个由教堂和学校组成、注重道德的民族。在新英格兰，每个社区都是一个自治共和国。新英格兰将在美洲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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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朝圣者和（在更大程度上的）清教徒来到这片新大陆并不是为了重建英格兰乡村生活，而是为了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实用的宗教乌托邦，一个基于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教义的新教神权政体。他们将在新英格兰的荒野之中建立一个新的天国（Zion），一个“山巅之城”，以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为世界其他地方树立榜样。他们相信自己会成功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通过一种类似《旧约》式协议同上帝绑定在一起。如果他们都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回报。如果一位成员不这么做，他们就都可能受到惩罚。早期的马萨诸塞并不存在所谓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这种情况：整个社区的救赎有赖于大家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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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利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神话记载，新英格兰的创始人是逃避国内迫害、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对于那些朝圣者而言——数百名英格兰加尔文宗教徒于1620年在科德角定居——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来说，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清教徒很快将控制普利茅斯和新英格兰的其他殖民地。大批清教徒于17世纪30年代离开英格兰——短短12年之内就有25000人离开——因为他们不愿在宗教政策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其他殖民地欢迎所有人到来时，清教徒禁止所有未能通过宗教一致性测试的人在自己的殖民地定居。持异议者遭到驱逐。贵格会教徒因容易辨认而惨遭毁容：鼻孔会被割开，耳朵会被割掉，或者脸上会被烙上代表“异教徒”（heretic）的字母H。清教徒对犯下通奸、亵渎神明、偶像崇拜、鸡奸甚至青少年叛逆等违法行为的人判处死刑。他们对在安息日照料奶牛、耙干草或猎鸟的农民处以罚金。因为离家三年归来后在家门口吻了自己的妻子——在法庭看来这是“猥亵和不得体的行为”——波士顿地方法官曾于1656年将托马斯·肯布尔（Thomas Kemble）船长关入监狱。和被移民们抛在脑后的英格兰相比，早期的新英格兰不太容忍道德或宗教方面的越轨行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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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其他方面，清教徒创造了一个彻底变革的社会。通过欺骗，清教徒为自己的殖民地获得了一份王家宪章（特许状）。如此一来，他们便不再承担封建贵族（就像早期的马里兰和新法兰西一样）或遥远公司（就像弗吉尼亚和后来的卡罗来纳一样）的义务。新英格兰人打算自己统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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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早期的移民中近一半移民来自不列颠群岛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东安格利亚。东安格利亚最东边的七个郡是英格兰人口最稠密、城市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反抗独裁统治的历史悠久。东安格利亚地区深受尼德兰的影响。尼德兰是欧洲经济和政治最发达的国家，就位于英吉利海峡对面。尼德兰的加尔文主义、共和主义、农业、建筑、艺术以及商业都在这一地区留下了烙印。这一地区有郁金香花园、山墙式房屋，还有一批文化水平很高的手艺人、工匠以及自耕农。作为日耳曼自由观念的拥护者，东安格利亚人参加城镇会议，挑选行政委员来管理地方事务。在英国内战中，这一地区坚决支持议会并反对国王也就不足为奇了。东安格利亚的这些特征中许多都被移植到了新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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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英格兰的清教徒的人口特征与沿海低地、新法兰西以及北方地区的人口特征完全不同。这些新英格兰移民都是一家人一起来的，通常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物质财富大致相当。沿海低地的移民大多是一些年轻的、没有一技之长的男性仆人；新英格兰的殖民者都是技艺娴熟的工匠、律师、医生以及自耕农，没有一个移民是契约用人。早期的新英格兰人抛弃国内舒适的生活，选择难以预料的荒野，并非为了逃避贫困以寻找更好的生活。70%的新英格兰人来自名门望族，这使得早期新英格兰的性别和年龄比例比其他民族更加典型。这一人口优势——以及新英格兰流行病相对较少这一事实——使得新英格兰的人口从最初的定居基地开始就迅速壮大。虽然16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很少有移民进入这一地区，但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欧洲人口每隔一代都翻了一番。到1660年，新英格兰人口已经达到60000人，是沿海低地人口的两倍多，尽管沿海低地有领先一代的优势。作为格兰德河以北最大的人口中心，新英格兰已经成为最有凝聚力的地区，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出于几乎同样的原因同时抵达这里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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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移民并不是由出身高贵的贵族或士绅——实际上这些人从未来过新英格兰——领导，而是由受过教育的精英领导。“这些人拥有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更高比例的高智力人士，”法国贵族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5年就早期的新英格兰如此写道，“也许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取得的成就闻名于欧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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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清教徒一直敌视王室和贵族的特权，在美洲他们依然如此。从一开始，新英格兰就反对创建土地贵族阶层，对继承特权和炫耀财富持怀疑态度。在殖民地中独一无二的是，新英格兰的领导人并没有将大片土地分给朋友、家人以及盟友，否则后者就可以通过向其他人零售大量土地来致富。相反，清教徒将城镇特许状赠予了获得批准的移民团体。这些移民团体反过来选举由同龄人组成的委员会，从而选择公共道路、教堂、校舍以及城镇绿地的位置，并划分家族土地。虽然较强大或较富有的家族可能会得到较大片的土地，但分配出人意料地公平。小镇居民常常用自己抛诸脑后的英格兰东部城镇的名字命名定居点：黑弗里尔、伊普斯威奇和格罗顿（在萨福克），斯普林菲尔德、莫尔登和布伦特里（在埃塞克斯），林恩、欣厄姆和牛顿（在诺福克），以及林肯郡南部波士顿港。小镇居民应该为了社区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人们认为为土地和其他物质方面的东西争吵会干扰他们在上帝面前履行自己真正的使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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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定居模式不仅在城镇的存在方面与沿海低地不同，在赋予城镇的权力方面也与之不同。清教徒认为，上帝选民的每一个社区都应该在不受主教、大主教或国王干涉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事务，每一位会众都应该是完全自治的。世俗事务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每个城镇都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完全控制着法律的执行、学校和房产的管理、税金的征收和（大部分）支出，以及组织民兵自卫。虽然各县几乎没有任何权力，但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政府：一群由教会成年男性选举产生的行政委员。这些行政委员担当多重行政人员角色，而城镇的合格选民参加镇上各种大会，并承担微型议会的职责。虽然新英格兰是一个不宽容、在许多方面都很独裁的生活场所，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新英格兰的民主程度令人震惊：60%～70%的成年男性（占成年人总人口的30%～35%）享有选举权，富人和出身好的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面前都没有特权。这种自我统治、地方管理以及直接民主的传统依然是新英格兰文化的核心所在。直至今天，遍布新英格兰各地的农村社区依旧通过一年一度的镇民大会来管理大多数地方事务。在镇民大会上，对每项开支进行辩论和表决的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而是居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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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英格兰人对政府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他美利坚民族无法理解的。新英格兰人从一开始就认为，政府可以保护公众利益免遭有钱阶层自私阴谋的危害。政府可以通过禁止或管制不良活动来提升公民道德。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学校上的公共开支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同美利坚其他任何一个群体相比，新英格兰人更加认为政府应该由他们自己管理，并且认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管理政府。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没有比操纵政治进程以谋取私利更令人愤怒的事了。新英格兰的理想主义从未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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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阅读《圣经》来获得神的启示，这一信念影响深远。如果希冀每个人都读《圣经》，那么每个人都必须识字才行。因此，每建立一座新的城镇，就随之创立由带薪教师担任职员的公立学校。17世纪中叶，美利坚其他民族没有任何类型的学校制度——教育是富人的特权——新英格兰的法律则强制要求所有的孩子都要被送到学校接受教育。1660年能读书识字的英格兰人少之又少，而马萨诸塞三分之二的男性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女性都可以自己签名。基础教育普及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得到了其他社会出身名门望族者才享有的尊重和敬重。新英格兰初期存在一个精英阶层。这一阶层由通过联姻开始主导政治和宗教事务的名门望族组成，但是这一精英阶层的基础并非财富而是教育。在最初来到马萨诸塞湾的15000名移民中，至少有129名移民是牛津或剑桥的毕业生，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129名移民中，几乎所有人都担任了领导职务。在早期的马萨诸塞或康涅狄格担任总督的人中没有一个是贵族，但许多人都毕业于英格兰的大学或哈佛。哈佛是在第一批清教徒到来仅仅六年后便创建的本土大学。（根据1645年的一本小册子，创建哈佛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学习，使之延续到后代；害怕把目不识丁的牧师送进教堂”。）据说，今日的波士顿是北美大陆的智慧之都；事实上，自创建之日起，波士顿便一直是北美大陆的智慧之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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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教徒闭门不出，邻居可能就不会注意到他们。但是，最终导致其他民族如此厌恶新英格兰的正是新英格兰的欲望（实际上是它的使命 ），即把自己的各种方式强加给其他人。因为清教徒不仅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还相信上帝已经责成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腐败罪恶的世界宣扬上帝的旨意。人们认为新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者担负着一个“使命”。通过这个使命，他们将像牧师一样延续上帝的事业。无论是传教士、商人还是鞋匠，他们在履行这一使命时都务必时刻保持警惕。游手好闲是不虔诚的表现。人们希望个人财富重新投资到自己的善事上面——专业的或慈善的——从而使这个世界更符合神的规划。其他社会和文化群体可能会看到“山上之光”并希望遵从，且为那些不遵从的人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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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往往会因差异性而受到冒犯，并且恐惧差异性，这会使他们成为相当危险的邻居。清教徒尤其害怕荒野，即位于他们自己领地边缘撒旦潜伏、混乱无序、令人冲动的地方。在这里，撒旦时刻准备诱惑那些远离社区监视的人。森林里的人和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显然受到了魔鬼的影响：他们举止放荡，性行为开放，衣着暴露，信仰幽灵，无视安息日。同新法兰西的移民不同，清教徒认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正常道德义务——尊重条约、公平交易、拒绝屠杀无辜——并不适用于他们。1636年，在一群心怀不满的清教徒移民进入荒野，擅自创建康涅狄格殖民地时，马萨诸塞当局策划了一场针对佩科特（Pequot）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战争，希望以此为借口，通过征服从占领者手中夺取这一地区。在一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他们包围了一个防守薄弱的佩科特村庄，几乎屠杀了在那里发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以及孩子，大部分人是被活活烧死的。这场屠杀震惊了清教徒的临时盟友纳拉甘西特（Narragansett）印第安人，他们称这一事件“太让人愤怒了”。普利茅斯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承认，“看着他们在烈火中燃烧、血流成河真是一个可怕的场景”，但他最后总结道，“胜利似乎是一种上帝为他们策划的如此美妙的甜蜜牺牲”。同印第安人的全面冲突贯穿了整个殖民地时期，清教徒在同一个部落交战时攻击中立或友好部落的行径使得许多冲突升级和恶化。被俘的印第安儿童要么惨遭杀害，要么被卖给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主。清教徒传教士威廉·哈伯德（William Hubbard）赞同这一做法，将捕获如此之多的“同一窝蛇崽儿”视为“上帝保佑英格兰”的另一征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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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的征服计划并不只是针对印第安民族。在英国内战期间和内战结束之后不久，马萨诸塞的士兵和传教士企图在马里兰和巴哈马发动由新英格兰人领导的政变，吞并保王党殖民地缅因，并将康涅狄格、普利茅斯和新罕布什尔纳入自己《圣经》联邦的外围地带。四十年来，波士顿一直作为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 of New England）的首府统治着这一地区，这一联合殖民地包括了除罗得岛以外的所有新英格兰定居点。清教徒法庭将加尔文主义道德观强加在生活困难的缅因渔民身上，还驱赶了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圣公会牧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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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美国帝国主义时代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即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的核心。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而天定命运论则认为上帝希望美国人统治从这片海到那片海的这块大陆。这两种思想都起源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思想，并由新英格兰之子加以发展和捍卫。直至19世纪初期，虽然此时已经非常明显，他们自己的文化不会像主宰整个新英格兰般主宰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但是这些概念在新英格兰依然很流行。令新英格兰人失望的是，其他民族会积极抵制他们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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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新英格兰人就反对在沿海低地正在形成的为贵族社会所珍视的价值观，包括他们的“诺曼”文化身份。英国内战爆发时，数以百计的清教徒返回国内，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新模范军中作战。新模范军是一支建立在激进观念基础之上的军队，这种观念为个人的晋升应该基于个人水平高低而非个人社会地位。当与保王党军队作战时，这些清教徒开始相信他们是为了从诺曼侵略者手中解放盎格鲁-撒克逊这片土地而战的。600年前，这些诺曼侵略者同征服者威廉一起来到了这里。“英格兰的领主是什么，”一群普通的士兵向造访自己营地的一位战时来访者宣称，“只不过是征服者威廉的上校而已？”他们认定，国王查理是“征服者威廉的最后继承人”。人民如果想要“从诺曼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将其赶走。士兵们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协定》（Agreement of People）的崇高文件。这份文件肯定了他们生来便享有的自由，要求每个教区挑选自己的神职人员，并要求在法律上终结贵族特权。“我们的法律是由征服者制定的，”一位新模范军退伍军人断言，“我们现在是在为我们的自由而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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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沿海低地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随着英国内战的结束而终结。新模范军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独裁）引发了“骑士出走”弗吉尼亚，也使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得以吞并他们的邻地。对于沿海低地的士绅来说，新英格兰——叛国叛乱以及处决国王的帮凶——是一片煽动人心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激进分子致力于摧毁整个社会的根基。对新英格兰人而言，沿海低地是反动势力的堡垒，沿海低地的领主们致力于延续由他们的诺曼先祖开启的对英格兰人民的奴役。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君主制很快便被恢复了，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了由保王党同情者组成的“骑士议会”。新英格兰人的担心又变得紧迫起来。弗吉尼亚的士绅们和马里兰的卡尔弗特家族再次得到伦敦方面的支持，清教徒的年轻民族则面临着致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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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正迈向第一次革命。但首先，有一些外国人要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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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rstin（1958），pp.1-9；Greene（1988），p.19；William D.Williamson，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Maine ，Vol.1，Hallowell，ME：Glazier，Masters & Co.，1839，pp.380-381；Fischer（1989），p.55；Alice Morse Earle，The Sabbath in Puritan New England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 & Sons，1902，pp.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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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eene（1988），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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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Vol.1 ，New York：Knopf，1945，p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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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mas Jefferson Wertenbaker，The Puritan Oligarch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7，pp.44-47；Fischer（1989），p.3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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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ischer（1989），pp.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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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ylor（2001），pp.19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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