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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十二章 独立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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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东海岸的六个民族之间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被迫结成军事联盟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成功地粉碎了对其身份及习俗的各种威胁，并战胜了内陆地区的和平主义者以及保王党的新尼德兰人。但是，努力保护各自文化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一个具有某些国家特征的松散政治联盟，以及一场国家领导阶层觉得前景相当令人担忧、要求“民主”的民众运动。战后不久，这些民族面临着这两种发展趋势，并且各自对如何处理这两种趋势都有各自的看法。他们协商而出的或强加的各种妥协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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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开始时，殖民地唯一的共同组织是一个外交机构——大陆会议。大陆会议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条约组织，各成员国以多数票的形式通过决议。如果成员国一方拒不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其他成员国除了动用军事力量以强加自己的意志之外别无他法。为了有能力诉诸武力，并更好地抵御英国的威胁，条约组织的各方就像一个半世纪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做的那样成立了联合军事指挥部。他们称之为大陆军。由于内部争吵不断，这支军队由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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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如若要满足联盟的军事需求，那么很明显条约组织需要更多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维持各缔结方之间的和平关系。1776年7月，（内陆地区）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担心新英格兰会同其他殖民地分道扬镳，从而导致联盟崩溃。迪金森曾警告说，这种崩溃必将导致“众多联邦、犯罪和灾难——长达数个世纪的相互嫉妒、仇恨、战争以及破坏，直至最后那些穷困潦倒的地区将处于某个幸运征服者的枷锁之下，沦为奴隶”。“我们之间的不和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新尼德兰）新泽西北部的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在同一个月如此警告其议会同僚。（沿海低地）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认为正式结盟对于确保“内部和平”至关重要。威瑟斯庞补充道，如果战后各殖民地保持独立，那么“殖民地之间将爆发更加持久、更加血腥、更加无望的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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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担忧，他们做出的回应是制定美国第一部宪法——《邦联条例》。《邦联条例》起草于战争期间，直至1781年才获得批准。由于各民族之间互不信任，这部宪法并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甚至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而是建立了一个类似于21世纪早期欧盟一样的政治实体——一个由主权国家自愿组成、同意将某些权力下放给一个共同行政机构的联盟。这个联盟反映出美国领导人保守的本质，被分配的权力基本上是以前英国王室的那些职责：进行外交和发动战争。成员国自身可以像以往一样进行自我管理，而无须承担新的责任。大陆会议将接替英国议会（或今天的欧洲议会）的功能，通过涉及外交和战争的联盟立法，并将大多数权力留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都可以拒绝任何不赞同的国会法案，并且都保留了“自己的主权、自由以及独立”。与欧盟一样，邦联机构并非来自“人民”，也并非为“人民”服务，而是源自由各自主权立法机构代表的成员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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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起草并批准了第一部宪法之后，国会依然按各自所属地区划分成完全不同的阵营。1777年8月至1787年5月，新英格兰人同来自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代表南方四个地区的代表们针锋相对。在这十年间，这两大阵营中没有一个阵营的代表与来自另一个阵营的代表投票一致。来自“中间地区”（middle states）的代表充当了政界元老的角色，同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结盟；传统学者将这些中间地区的代表形容为游离选民，但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来自新尼德兰、内陆地区以及大阿巴拉契亚的代表们倾向于坚守自己的立场。例如，在新泽西，国会和新地方议会的投票习惯被分为新尼德兰北部阵营和内陆地区南部阵营。与其“同胞”新泽西人相比，每一阵营都与其在纽约或宾夕法尼亚西南部的文化亲属有更多的共同点。同样，即使在战争期间，两方也在为争夺宾夕法尼亚的控制权而进行斗争。其中的一方（立宪派）得到大阿巴拉契亚苏格兰-爱尔兰人的支持，而另一方（共和党人）则得到费城及周围的贵格会教徒和圣公会教徒的支持。大阿巴拉契亚阵营无一例外地站在新英格兰一边，而内陆地区阵营则经常站在南方人一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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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问题上，经济因素引导了各个地区代表的投票决定，但其他因素则与基本价值观有关。以1778年是否向广大公众增税以支付大陆军军官而非士兵（其固定工资是通过毫无价值的纸币来支付的）一半薪资的投票为例。新英格兰代表集体投票反对此项措施，因为这些代表认为向穷人征税以赋予（通常情况下富有的）军官阶层特殊权利是不道德的。沿海低地、南方腹地以及新尼德兰的贵族们强烈支持这一提议，因为这完全符合他们的世界观：社会存在是为了支持特权阶层。那些来自内陆地区和（宾夕法尼亚）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代表采取了一种实用的办法：为了保证军官们能够全身心地打败英国人，向他们发放抚恤金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代价。（在战争期间，大阿巴拉契亚的其他地区基本上仍然没有代表，这也增加了他们对沿海民族的怨恨。）1782年，随着谣言——如果不能立即全额偿还对军事承包商的债务，那么大陆军可能发动叛变，反对资金短缺的议会——开始蔓延，分裂再次出现；新英格兰拒绝了优待富有承包商和军官们的要求，但被南方人、内陆地区人和新尼德兰人组成的联盟否决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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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1778年英国间谍保罗·温特沃思（Paul Wentworth）报告称，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美利坚共和国，而是存在三个美利坚共和国：一个“由教会和地区独立人士组成的东部共和国”（新英格兰），一个“容忍教会和地区的中间共和国”（新尼德兰和内陆地区），以及一个“几乎是从英国抄袭过来的混合政府组成的南方共和国”（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保罗认为，这三个共和国之间的差异比欧洲各国家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即使在战后，伦敦的报纸也曾报道称：“各州都认为自己是十三个独立的地区，只受各自议会的控制。战争期间，他们有必要服从大陆会议的权威。现在，他们几乎完全摆脱了大陆会议的权威。”英国人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令人担忧，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西班牙的“外快”。战后英国间谍爱德华·班克罗夫特（Edward Bancroft）预测，美利坚邦联肯定会土崩瓦解。剩下的“问题是这十三个独立的州（是否）会结成联盟，还是新英格兰、中间地区以及南方诸州将组成三个新的邦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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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洲各民族领导人在国会大厅外还要应对另一个重大挑战：民众对一个被称作“民主”的新颖理念的支持在战时意外高涨起来。事实证明，越是推动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和更强大的中央控制，民主对他们构成的威胁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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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之外，大多数民众因为缺乏财富而被法律排除在选举之外，因而从未真正参与过政治进程。（所有地方都不允许妇女或黑人参与投票或担任公职。）即使在对财产要求很低、足以让80%的成年男性获得投票资格的新英格兰，选民们也倾向于听从几乎完全控制着全州办公处的本地区知识界以及商业界的精英们。同一家族一代又一代地出现在殖民地议会上，占据着高级职位。特别是在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这些家族宣称自己为贵族世家。无论如何，几乎在所有殖民地，人们只能投票给下议院的立法者们。州长、议员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则是由立法者或国王推选而出，以确保那群乌合之众不会让“错误的人”上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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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帝国危机初期，美洲领导人开始担心来自下层的异常动荡。“上帝赋予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新罕布什尔的一个新英格兰人大声疾呼，“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说，金钱被美洲各地区的创立者当作衡量人民自由与否的基本条件。”此类想法在大阿巴拉契亚地区似乎尤其危险。1776年初，弗吉尼亚沿海低地贵族兰登·卡特（Landon Carter）警告华盛顿，“野心”已经“蒙蔽了整个殖民地如此多无知的人”。卡特报告称，在无知的民众中，独立“被视为一种政府形式。通过摆脱富人，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北卡罗来纳高地梅克伦堡县，边民们指示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为“简单民主”而斗争，或“尽可能为简单民主而战”，并“反对一切贵族或手中掌握权力的富人和首领用权力压迫穷人的倾向”。来自宾夕法尼亚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志愿民兵组织成员通知立法者“应该承认所有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家的人都有权享有该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各地的要求都极其相似：建立民主政府，政府所有的立法官员都通过选举直接产生，大多数白人成年男性可以参加投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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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动员的过程中，殖民地领导人将这场斗争定义为一场反对暴政和压迫的战争。这些领导人鼓励老百姓加入民兵组织，参加群众集会，在会上大声批准领导人提出的议案，并组织暴徒用棍棒、热焦油以及羽毛来执行这些决议。但这一过程使许多平民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可以参与政治，一些人开始阅读和创作有关民主的书籍。1776年，托马斯·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 ）和《独立宣言》的出版激发了类似情绪。在整个殖民地，解放战争正在号召人们进行真正的革命性变革。1776年，波士顿的平民得知有钱人可以花钱逃避征兵时，他们发动了暴乱并高呼：“暴政就是暴政！”1781年，来自宾夕法尼亚边远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士兵们罢免了自己的军官，并向费城进军，要求支付自己长期遭到拖欠的工资；在他们的大炮瞄准国会之前，华盛顿匆匆忙忙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沿海低地弗吉尼亚穷苦的白人煽动者告诉其他民兵：他们在进行一场普通人兴趣不大的“由任性的士绅发动的战争”。从波士顿到查尔斯顿，自由黑人开始主张自己的公民权：诺福克的黑人要求允许自己出庭作证，马萨诸塞的黑人七人小组向立法机关申请投票权。类似的民众压力迫使精英们在战时做出令人不安的让步。财产要求在许多殖民地被降低，在大阿巴拉契亚控制下的宾夕法尼亚革命政府则完全被取消。马里兰的议会将更多的税务负担转移到奴隶主身上。新尼德兰哈得孙河下游河谷那些满腹牢骚的佃农得到获得自己农场的承诺之后欣然同意重新加入大陆军，新英格兰、大阿巴拉契亚和内陆地区的士兵也得到了类似承诺。新泽西曾（短暂地）允许女性投票，沿海低地统治者在重压之下允许自由黑人投票，（马里兰）允许黑人担任公职。与此同时，马萨诸塞西部一贫如洗的退伍军人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以反对当局取消农民房屋赎回权的企图，而这些农民并未因战时的服务而真正得到报酬；叛乱分子占领了斯普林菲尔德的联邦军火库，最终惨遭联邦军队的镇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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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下层阶级”会失控，许多民族的领导层认为自己的安全和权力需要通过一个对民意以及各州的独立性进行大规模审查的更强大的联盟得到保障。《常识》呼吁直接选举产生一院制的立法机构。约翰·亚当斯对此感到震惊，因为这些立法机关是“如此民主”，如此缺乏“约束，甚至没有任何平衡（富人利益）的企图，那么必然会滋生各种混乱以及邪恶行为”。纽约市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将联盟称为“联邦政府的影子”，并预言如果不成立联邦政府，那么各州很快便会因领土和经济差异而爆发一场“战争”。“我预测一个半饥半饱、步履蹒跚、每一步都要拄着拐杖的政府将会带来最坏的结果，”华盛顿在1786年写道，“我认为，如果我们无法在某地建立一个权力中心，并把其影响力以充满活力的形式覆盖到全国，如同一个州政府把权威扩散到几个州那样，我们就无法作为一个国家长期存在下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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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萨诸塞西部发生叛乱之后，这些以及其他富有的美国领导人敦促国会召开各州特别会议，以改革政府体制。1789年，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上，来自新英格兰、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精英代表们围绕着所谓的“弗吉尼亚方案”（Virginia Plan）展开激烈的讨论。“弗吉尼亚方案”计划以沿海低地为原型，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并任命一位总统以及一个参议院。（纽约市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更进一步，号召选出一位强大的终身统治的君主，并让广大底层民众及地方利益集团远离政治。）他们的反对者——来自内陆地区和新尼德兰的代表——围绕着“新泽西方案”（New Jersey Plan）达成一致意见。“新泽西方案”设想对现存的类似欧盟的联盟进行小规模的改革。“弗吉尼亚方案”最终以7个州赞成5个州反对而胜出。马里兰代表团分裂为内陆地区代表和沿海低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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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关键性的辩论涉及两院的代表权问题，以5个州赞成4个州反对做出了最后的妥协（众议院席位按人口计算，参议院席位在各州之间平均分配）。奇怪的是，分裂并不是出现在大州和小州之间，而是在新英格兰和南方腹地之间。新尼德兰人支持新英格兰人。沿海低地和内陆地区就是否对西部有领土要求而分裂了（因为那些有领土主张的人预计会比那些没有领土主张的人多得多）。像往常一样，大阿巴拉契亚几乎被排除在了讨论之外，只有一位代表出席了大会（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最后证明，将大阿巴拉契亚排除在会议进程之外是对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诅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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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一部新宪法是一回事，让每个州都批准这部新宪法是另一回事。1787～1790年，每个州都就是否批准宪法而召开会议，进行表决。同时，支持和反对宪法的宣传人员都发表大量演讲，创作了大量的小册子以及报纸文章，其中一些还提出了令人无法容忍的主张。（反对者警告称，宪法的措辞有可能使教皇当选为总统，并且有可能促使首都迁往中国。）新尼德兰人拒绝投票表决，直至国会同意按照《关于移交新尼德兰的投降条款》（Articles of Capitulation on the Reduction of New Netherland）中所列明的公民自由为原型，增加13条修正案。在1664年将殖民地移交给英国之前，荷兰曾就此条例同英国人斡旋。长期以来，新尼德兰人一直生活在远方强权的专制统治之下，因此希望得到保证：新尼德兰人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以及调查自由不会遭到新帝国的践踏。如果国会没有通过《权利法案》来满足这些要求，那么美利坚合众国可能不会迎来其十周岁生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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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考查批准宪法的各州投票结果的地域分布，就会发现各民族之间存在分歧。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代表，包括宾夕法尼亚北部和长岛东部的代表，普遍支持修改宪法。新尼德兰人、内陆地区人、南方腹地人以及沿海低地人的代表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反对他们的是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民众（除了弗吉尼亚以外的大阿巴拉契亚其他地区拒绝通过宪法），还有新罕布什尔的苏格兰-爱尔兰飞地居民、马萨诸塞西部发动叛乱却惨遭镇压的农民，以及纽约北部心怀不满的新英格兰人和苏格兰-爱尔兰农民。纽约的投票结果充满悬念，这迫使新尼德兰人威胁称，如果来自新英格兰内陆县的代表不批准新宪法，那么他们将独立出来，加入新的联盟。“对曼哈顿岛、长岛以及斯塔滕岛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一位社论者警告道，“如果斯塔滕岛与新泽西结盟，纽约岛、长岛与康涅狄格结盟，那么这两个值得尊敬的州和新联盟一定会保护它们。”最终，威胁可能起到了作用。1788年7月26日，纽约以30票赞成27票反对通过了新宪法，从而从客观上保证了新联盟的存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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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敌对民族之间混乱妥协的产物。从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的士绅们那里，我们得到了一位由“选举人团”而非由普通人选举产生的强硬总统。从新尼德兰那里，我们获得了《权利法案》。这是一个非常荷兰式的保证，保证每个人将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集会自由。以下事实要归功于内陆地区人：我们不是一个在英国式议会掌控下强大而单一的国家；内陆地区人坚持州的主权，以防南方暴君和新英格兰的干涉。新英格兰确保小州在参议院拥有平等的发言权，虽然马萨诸塞人口众多，但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的比例代表制愿望都落空了。新英格兰也被迫做出妥协：奴隶主们在分配国会议员名额时，只计算奴隶人口的五分之三。按照新英格兰人的推理，那些不被允许投票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代表，而这一事实应该在国会代表的分配上得到体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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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邦所代表的联盟并不稳定，很快将面临两场声势浩大的分裂运动，第一场运动始自大阿巴拉契亚，第二场运动始自新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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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k P.Greene，“The Background of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Publius ，Vol.12，No.4，Autumn 1982，pp.32，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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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ck Rakove，“The Legacy of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Publius ，Vol.12，No.4，Autumn 1982，pp.45-54；Greene（1982），pp.37-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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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lvin C.Jillson，“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Pattern of Congressional Politics Under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Publius ，Vol.18，No.1，Winter 1988，pp.8-10；H.James Henderson，“Fac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State Legislatures；a new slant on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Oklahoma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1966 [Vol.47]，Oklahoma Academy of Sciences，1967，pp.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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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illson，pp.1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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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ul Wentworth，“Minutes respect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 and Sketches of the leading Persons in each Province [1778]” in B.F.Stevens，ed.，Facsimiles of Manuscripts in European Archives ，London：Malby & Sons，1889；“London，January 6，” South-Carolina Weekly Gazette ，10 April 1784，p.2；Bancroft quoted in Joseph Davis，Sectionalism in American Politics，1774-1787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7，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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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R.Pole，“Historians and the Problem of Early American Democracy” in Jacobson（1970），pp.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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