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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十三章 北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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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美国人，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加拿大为什么会存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为什么只有13个而非18个北美殖民地发动叛乱？为什么年轻的新斯科舍殖民地会比年轻的佐治亚殖民地更加忠诚于大英帝国？为什么刚刚被英国征服的新法兰西人并不急于推翻占领者，成立一个或多个主权国家？就像其南方的邻居一样，答案与各方的文化以及各方认为确保其生存的最佳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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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我们所谓的加拿大滨海诸省，有些人确实参加了叛乱，而且几乎所有参加叛乱的人都是来自新英格兰的新来者。这些新来者把这个地区当作新英格兰的延伸。1775年，生活在新斯科舍以及新不伦瑞克的23000名欧裔美洲人中，有一半是新英格兰人。这些新英格兰人重建了被他们抛诸脑后的新英格兰社区，每个社区都有强大的镇政府以及平均分配的农田。新斯科舍最西端的塞布尔角的新英格兰渔民完全倒向缅因湾对面的波士顿，几乎从不承认位于哈利法克斯新村落的英国当局的管辖权。用新斯科舍历史学家约翰·巴特利特·布雷布纳（John Bartlet Brebner）的话说，新英格兰人通过影响“保王党及后来的移民，让他们创建一个更类似于新罕布什尔和缅因而非其他保王党避难所的综合区域”安大略，“从而永久地奠定了新斯科舍生活的根基”。革命爆发时，新英格兰移民拒绝同自己的兄弟作战，并成功地请求新斯科舍议会免除自己服兵役的义务。帕萨马科迪湾东部（今天的新不伦瑞克）的移民要求大陆会议接纳自己加入革命联盟，而圣约翰谷（St.John Valley）的移民则请求马萨诸塞人占领这一地区并且保护他们。新斯科舍半岛的新英格兰定居地的代表不再参加地方立法机关会议，而英国官员警告自己的上级，大部分民众将支持叛军入侵。缅因以及滨海诸地的新英格兰人都请求乔治·华盛顿批准1775年的入侵计划，但华盛顿将军拒绝分散围攻波士顿的为数不多的军队力量。1776年4月，大批英军增援部队抵达哈利法克斯，起义的希望随之破灭。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滨海诸地的主流文化仍然是新英格兰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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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兰西的情况出人意料地相似。阿卡迪亚地区无法参与任何叛乱，因为七年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已经把它从地图上抹去了，并清洗了大部分讲法语的人口。（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民众被困在当时仍然由法国控制的路易斯安那南部的沼泽地里；直至今天，这些卡津人仍然保留着新法兰西文化的主要特征。）然而，魁北克人口太多，无法对其进行种族清洗。在1763年举行的一次和平会议上，英国向70000名魁北克人保证其讲法语以及信奉天主教的自由。因此，新法兰西的核心在英国的接管中幸存了下来——事实上，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同样如此——新法兰西文化基本上完好无损。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推进，没有人能完全确定魁北克会效忠于哪一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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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不同于新斯科舍，华盛顿将军的手下认为魁北克在战略上至关重要。在英国人放弃波士顿后，新英格兰人占主导地位的大陆军于1775～1776年的冬天从两面入侵了这一不断扩张的殖民地。新法兰西人并没有付出很大努力来保卫这块英国人控制下的殖民地，成千上万的新法兰西人认为新英格兰人解放了自己而热情地欢迎他们。“我们的枷锁已经断裂，”大陆军军队进城时，一群蒙特利尔人宣称，“渴望已久的荣耀的自由现在已然到来。我们现在正在享受自由，这向我们的姐妹殖民地证明了……我们对我们幸福的结合所感到的由衷的、毫无掩饰的满意。”数百名魁北克人加入了叛军，组成了两个加拿大军团。其中一个加拿大军团参与了整场战争，甚至参加了遥远的南方战役。三河城（Trois Rivères）的一家工厂大规模生产迫击炮以及军需品，从而帮助侵略军围攻魁北克城。不幸的是，对于魁北克人来说，围攻没有成功。1776年5月，面对着英军的增援部队，新英格兰军队开始撤退。一路上，新英格兰军队交不到朋友，用尖刺刀从居民那里抢夺供给，或者用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购买供给。当最后一批新英格兰人离开魁北克时，几乎没有人因他们的离去而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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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后，新法兰西才重新获得独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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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拿大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一代又一代的加拿大人都是在“保王党神话”（Loyalist Myth）的教育下长大的。加拿大人认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起源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逃往加拿大的28000名难民的政治观点、态度和价值观。这些保王党人被塑造成英勇可敬的英国臣民。仅仅因为拒绝背叛国王和国家，这些人便被暴力粗野的美国暴徒赶出家园。在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加拿大之后，这些人建立了一个以等级制度、尊卑秩序以及服从权威为坚固基础的更加文明的社会。这些人为自己的英国身份及其在帝国中的地位感到骄傲，将北美大陆打造成本应令人愉快和遵纪守法的地方。这里的人民致力于实现一个更加宏伟的共同目标，而非简简单单地让最粗鄙的个人占有一切。“保王党神话”基本上将加拿大人定义为英国人，并且以自己不是美国人为傲。第一种说法几乎完全是错误的，而第二种说法也并不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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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这些保王党难民并未成功地奠定加拿大英语区的文化基础，也完全没有取代新法兰西的文化基础。他们在加拿大滨海诸地建立大英帝国乌托邦的努力未能取代新英格兰人以及新法兰西人在该地区的先例，特别是该地区继续受到邻近的新英格兰及魁北克的深刻影响。他们在安大略的计划失败了，因为移民到那里的绝大多数“保王党人”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来自内陆地区以及新尼德兰的德意志人、贵格会教徒以及荷兰人。虽然帝国官员严格控制着英属加拿大政治的发展，但加拿大主要的文化传承人是魁北克东部的新英格兰人以及西部的内陆地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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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王党人的努力在滨海诸地差点成功。在滨海诸地，保王党在新斯科舍开辟了一块全新的殖民地，作为大批平民难民以及战败的逃离叛乱殖民地的民兵部队的避难所。新不伦瑞克是为纪念乔治三世国王（属于不伦瑞克家族）而命名的。新不伦瑞克的出现正是因为难民领袖认为新斯科舍受到了新英格兰以及共和党的影响。1786年，托马斯·邓达斯男爵（Baron Thomas Dundas）自圣约翰向上级报告称：“他们有可能经历过新斯科舍先前居民经历的所有伤害。新斯科舍的居民对英国政府的不满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新建地区。”同时，邓达斯补充道，新领地的“旧居民”是一个“可鄙的种族”。保王党人有理由希望自己能从人数上压倒新英格兰人。1783年，13500人移民到现在的新斯科舍，使那里的人口数量几乎翻了一番；14500人移民到现在的新不伦瑞克，在那里移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那些卑鄙的旧定居者的人数，人数比达到5∶1。但新英格兰人拥有一些保王党人没有的东西：一种统一且富有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穿过圣克罗伊河和缅因湾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达缅因和马萨诸塞。新不伦瑞克北部和东部的1600名法国阿卡迪亚人同样如此，这些阿卡迪亚人可以直接进入魁北克，从而获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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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保王党人缺乏一切形式的文化凝聚力。1783年底，英国人放弃了他们在新尼德兰的据点，绝大多数人是作为大规模移民浪潮的一部分来到了这里。当时，大纽约市已经成了反对独立的民众的最后一个美洲避难所，吸引了来自各个殖民地的家庭以及民兵。新不伦瑞克的移民中将近70%的移民来自新尼德兰或内陆地区。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群体，包括费城的贵格会教徒、曼哈顿的圣公会商人、新泽西的农民和商人，以及宾夕法尼亚“荷兰”区讲德语的和平主义者。7%的移民来自切萨皮克以及南方腹地低地。许多人带着家奴。另外22%的移民是新英格兰人。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与难民同胞相比，这些新英格兰人与“旧定居者”有更多的共同点；唯一有凝聚力的保王党定居点是帕萨马科迪湾上半岛以及岛上来自缅因地区的新英格兰人定居点。新斯科舍的保王党组合如出一辙，外加3000名非裔美洲人。这些非裔美洲人绝大多数曾是奴隶，为了换取自己的自由而响应英国人的提议，为国王而战。这些保王党人群龙无首，缺乏自然凝聚力，分裂成相互敌对的宗教、职业、阶级以及民族派系。他们非但没有同化他们中间的新英格兰人，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新英格兰文化同化。他们的贸易及文化生活更类似于邻近的波士顿而非遥远的伦敦。事实上，当英国和年轻的美国在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中发生冲突时，新不伦瑞克西南部的民众不但拒绝同缅因东部的邻居、远亲以及朋友作战，而且借给他们火药，以确保广受欢迎的7月4日焰火表演不会被取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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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王党的计划在五大湖区有更好的初步前景，在那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创建了一块新殖民地。上加拿大地区（Upper Canada）脱离了英国控制下的魁北克，为保王党难民提供了在滨海诸地无法得到的东西：一个未经任何人染指的地区，在这里他们可以建立一个不受欧美竞争对手影响的新社会。这个殖民地后来被人们称为安大略，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所在地，拥有威斯敏斯特式的议会，英国王冠镶嵌在当地的汽车牌照上。安大略的乡村到处都是和大英帝国相得益彰的地名：金斯敦、伦敦、温莎和约克。但安大略绝非保王党一派。这些“保王党”虽然先于北美的竞争对手到达该地区，但他们发现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甚至连政治上的共同点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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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1784年，安大略首批“真正的”保王党人的规模很小：大约6000名来自纽约北部的新英格兰农民，以及英国人和部队已被解散的黑森士兵。但很快就有10000名“姗姗来迟的保王党人”加入他们队伍之中。这些“姗姗来迟的保王党人”于1792年至1812年源源不断地来到此地。英国当局以及后来的神话创造者们喜欢将这些后来者想象成心地善良、热爱君主制的英国臣民，碰巧要额外花上一二十年的时间逃离令人发指的美利坚合众国。事实上，他们只是一群一无所有、寻求良机的移民，被英国提供的廉价土地以及极低的税收吸引而来。这些“姗姗来迟的保王党人”通过陆路，从位于内陆地区的老家跋山涉水来到此地，其中四分之三的移民是农民，不到五分之一的是工匠，其余的几乎都是一贫如洗的苦力或水手；250人中只有一人是士绅。“在加拿大，移民们更加谦逊，”1798年，一位到访纽约北部和安大略的游客说道，“大多数移民是穷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经营政府分给他们的农场。”但与真正的保王党人不同的是，这些移民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文化。这些移民都是内陆地区人，其宽容、多元的文化遗产将在五大湖北岸地区生根发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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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英国记录显示，将近90%的移民来自新泽西、纽约以及宾夕法尼亚的“中间地区”，而同时代的记录则表明大部分移民是来自特拉华河谷的和平主义者。成千上万讲英语的贵格会教徒、讲德语的门诺派教徒以及浸礼会教徒（兄弟会）由于在解放战争中拒绝选择阵营或拿起武器而遭到迫害，决定找一个自己不会受到任何打扰、能够和平相处的地方。他们的许多同胞后来会向西进入俄亥俄河谷，向美国心脏地带输入内陆地区的社会价值。但是在18世纪90年代，易洛魁联邦（Iroquois Confederacy）的印第安人猛烈抵制对其土地的蚕食。相比之下，安大略则一片祥和，因为英国人在占领新法兰西的三十年中汲取了外交经验教训，开始将印第安人视为自己重要的战略伙伴。帝国官员也表示，将授予内陆地区人整个乡镇，并承诺不干涉他们的日常事务。1812年战争中断移民之前，数千移民重新安置，在种族特色鲜明的城镇定居安家，旁边还有为数不多的新尼德兰人、新英格兰人以及苏格兰高地人。内陆地区的早期移民给在国内的朋友写信，在安大略，“他们会找到美国独立战争前的宾夕法尼亚的翻版”。安大略的开拓者们心胸开阔，与众不同，对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漠不关心，乐于让帝国官员们为国家的政治和混乱的事务操心。到了19世纪20年代，大量爱尔兰人、英格兰人以及阿尔斯特-苏格兰人开始从不列颠群岛移民到该地区。此时安大略的文化已经颇具规模了。安大略南部地区人口稠密，时至今日基本上仍然是内陆地区人的天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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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同胞不同，无论是滨海诸地的新英格兰人聚居区还是安大略的内陆地区人聚居区，在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中都没有太大发言权。18世纪末以及整个19世纪，伦敦的官员们决定应该由谁以及如何治理国王统治下的各个地区。受到美国叛乱的刺激，英国官员们采取措施以确保这些殖民地不会演变出独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以及惯例。政府采纳沿海低地模式，只有王室任命的人才能代表地方士绅。投票权极为有限，新闻界受到严密控制。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的方案必须得到由王室任命的终身服务的显要人物所组成的议会、王室任命的总督，以及伦敦的帝国行政机构的批准。总督——一直是英国人，从来不是殖民地的臣民——可以随时解散地方立法机关，而且总督的预算也不需要接受地方立法机关的审查。用安大略第一任总督的话说，这是一个旨在“最终摧毁或清除民主颠覆精神”的制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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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魁北克以及滨海诸地在文化上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它们是相同的：受一个远在天涯的大国的控制。它们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则是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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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Bartlett Brebner，The Neutral Yankees of Nova Scotia ，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70，pp.24-29，54-57，312-319；Ann Gorman Condon，The Envy of the American States：The Loyalist Dream for New Brunswick ，Fredericton，NB：New Ireland Press，1984，p.78；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ed.，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 ，Vol.3，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5，p.315；Phillips（1999），pp.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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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ck P.Greene，“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Transfers，” Early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2008，p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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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ustin H.Smith，Our Struggle for the Fourteenth Colony：Canad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Vol.1，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7，p.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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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mas Dundas to the Earl Cornwallis，Saint John，N.B.，28 December 1786，” in Charles Ross，ed.，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first Marquis Cornwallis ，Vol.1，London：John Murray，1859，p.279；Condon（1984），pp.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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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don（1984），pp.85-89，190-192；Stephen Kimber，Loyalists and Layabouts：The Rapid Rise and Faster Fall of Shelburne，Nova Scotia ，Scarborough，Ont.：Doubleday Canada，2008，pp.3，10，291-29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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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an Taylor，“The Late Loyalists：Northern Reflectio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27，Spring 2007，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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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an Taylor，“The Late Loyalists：Northern Reflectio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27，Spring 2007，p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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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lan Taylor，“The Late Loyalists：Northern Reflectio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27，Spring 2007，p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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