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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十四章 第一批分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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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要将1789年宪法的批准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最高成就。然而,当时生活在美国的大多数人却并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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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之外的地区,许多人对这样一份文件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是一份反革命的文件,目的在于压制民主,将权力集中在地区精英、新兴的银行家、金融投机者以及土地大亨手中,而这些人对北美大陆的族群文化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忠诚度可言。事实上,大名鼎鼎的开国元勋们毫不掩饰这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他们称赞未经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因为参议院将“制止民主的厚颜无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终止“民主引发的动荡以及愚蠢行为”(埃德蒙·伦道夫),并大力赞扬广袤的联邦选区,因为选区会“分裂社区”,“防御民主所带来的不便”(詹姆斯·麦迪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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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英格兰人并非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狂热支持者。在战争期间,纽约东北部的新英格兰移民脱离联邦,成立了被称为佛蒙特(Vermont)的独立共和国。佛蒙特共和国的宪法禁止奴隶制以及投票时对财产的要求。佛蒙特共和国的领导人对纽约土地投机者的阴谋,以及联邦新出台的向穷人征税的政策(从而帮助那些富有的战争债券投机者)深恶痛绝,因此拒绝加入联邦。战后,他们甚至试图与英国谈判结盟,以保护其居民免遭联邦精英的伤害。马萨诸塞西部以及康涅狄格西北部的农民四处游说,希望将自己的领土并入这个小山共和国。直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纽约土地大亨施压,要求他们谨慎地处理自己的问题之后,佛蒙特人才勉为其难同意加入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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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对宪法改革的抵制最为强烈。新宪法侵犯了边民们对与生俱来自由的信仰,推翻了他们1776年强加给宾夕法尼亚的激进宪法。事实上,无论是在大陆会议还是制宪会议上,大阿巴拉契亚人都没有任何代表,因此他们对这两个机构都相当怀疑。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当时唯一的边民们真正拥有政治权力的州——反对批准宪法。当得知内陆地区人打算在宪法草案副本送到西部各县之前就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投票时,他们冲出了议会。这些代表后来被一群“志愿者绅士”从床上拖出来,带到会场,扔到他们的座位上以达到必要的法定人数。只有在内陆地区邮政当局销毁了他们在邮件中发现的所有反宪法的报纸、小册子以及信件之后,宾夕法尼亚才通过了宪法;最后,只有18%的合格选民投票,其中大部分在内陆地区。其他州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几乎没有设置投票站,从而保证投票人数少于精英们控制的沿海低地或南方腹地地区。1789年,大阿巴拉契亚民众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强大联邦政府。时至今日,很多大阿巴拉契亚人仍然这样认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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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边民们发动的起义被斥责为穷乡僻壤流氓们的暴徒行为。这些边民过于无知,无法理解税收带来的好处或解决债务的必要性。事实上,边民们并非反对税收或诚信行为,而是在抵制一个可以同21世纪头十年的华尔街计划相提并论,极其腐败、贪婪、无耻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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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大陆会议没有钱给士兵发工资,也没有钱补偿被征用粮食及牲畜的农民。相反,会议给了所有人政府借条。这种做法持续了多年,直至在臭名昭著的不道德银行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金融管理之下,宾夕法尼亚才宣布不再接受会议借条作为税收支付的凭证。由于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其他形式的货币来流通,许多贫困家庭别无选择,只能把借条卖了,富裕的投机分子以面值的四十分之一至六分之一的价格收购了这些借条。不久之后,400多人便持有宾夕法尼亚96%以上的战争债务,28人控制了近一半债务,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罗伯特·莫里斯的朋友和商业伙伴。此后不久,莫里斯及其门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控制了联邦财政政策,通过操纵这些政策让自己朋友们的废纸变成了金银。在莫里斯和汉密尔顿的操纵下,联邦政府使用为评估新联邦消费税而筹集来的贵重金属,按面值回购债券,外加6%的利息。这些消费税大部分落在了一开始就被迫接受毫无价值的借条的穷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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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等,还有更多。大多数大阿巴拉契亚人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过现金了。边地农民们生产出的最接近现金的东西就是不易腐烂、非常畅销且易于运输的威士忌。了解到这一点,莫里斯和汉密尔顿愤世嫉俗般地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大阿巴拉契亚产品征税,尽管他们并不鼓励下属向沿海商人征收所欠的税款。与此同时,两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自己以及私人银行家朋友们有效地控制了新国家的货币供应——其中大部分货币由归莫里斯私人所有的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印制——但一旦出现问题,联邦纳税人将承担责任,并收拾他们留下来的烂摊子。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斯和汉密尔顿两人都是缺乏种族或地区忠诚度的移民。出生于英格兰的莫里斯和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汉密尔顿对北美的看法与英国人一致:一头值得挤奶的奶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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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1929年或2008年不同的是,这一计划的受害者们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而抵制联邦精英阴谋最强烈的就是大阿巴拉契亚人。随后发生的最伟大的起义被嘲笑般地称为威士忌起义(Whiskey Rebellion)。不过真正的问题是,退伍军人并未得到任何报酬,反而被迫出售政府借条以支付政府税款。结果,这些退伍军人再次被征税,而那些趁火打劫的人又从他们的苦难中获利5000%。这些税款必须用农村多年来从未有人见过的金银来支付。当支付不起时,这些退伍军人的农场和财产将遭到没收和清算,这使得莫里斯、汉密尔顿以及他们来自沿海民族的投机者朋友更加富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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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们并非未经战斗就放弃了自己的农场或个人神圣权利。当邦联以及联邦当局开始试图收税并没收财产时,边民们拿起武器,试图脱离自己现在完全不赞成的联盟。这场大阿巴拉契亚抵抗运动持续了十多年,波及了从宾夕法尼亚的文化中心地带到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以及未来的西弗吉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这场运动始于1784年,当时北卡罗来纳(现在的田纳西州东部)西部领地的民众开始厌恶沿海低地对自己的控制。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纯粹的边民方案:未经任何许可就成立了主权独立的富兰克林国(State of Franklin)。边民们起草了一部禁止律师、神职人员以及医生竞选公职的宪法,在格林维尔村成立了政府,并通过了将苹果白兰地酒、兽皮以及烟草作为法定货币的法律。他们甚至申请加入大陆会议,并得到了七个州的支持;由于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代表们的反对,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此后不久,沿海低地控制的北卡罗来纳军队入侵富兰克林国,建立敌对政府,并于1788年在现在的田纳西州约翰逊市的一次小规模冲突中击败了当地民兵。富兰克林国领导层与西班牙控制下的密西西比河下游河谷的外国官员建立了联系,希望通过谈判结成联盟。但是,他们很快又与切罗基人爆发了战争,重新将边民们置于北卡罗来纳的保护之下,从而结束了自治实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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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兰克林国被取缔时,整个宾夕法尼亚西部的边民们已经切断了自己所在地区与外界的联系。近十年来,移民们一直将收税官、治安官以及联邦官员拒之门外,通过各种方式阻断道路:挖沟、砍树、分流、引发冬季雪崩,还有一次修建了一堵4英尺高的粪肥墙。为了销毁债务记录,边民们焚毁了政府办公室。市民帮派袭击了治安官、收税官以及法官,夺回被债主抢走的牲畜、家具以及工具,将邻居们从关押债务人的监狱里解救出来。许多反叛团体成立了自己的民兵部队,曾至少一次签署承诺书,“冒着生命和财富的危险反对制定新宪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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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密尔顿1790年的威士忌税使得穷乡僻壤的移民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时,内陆地区控制下的州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县政府官员取消大土地投机者所持资产的赎回权。边民们对这一最新暴行的反应与他们苏格兰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先祖一样:他们包围了收税官员,要求他们交出账本以及收到的任何资金或贵重物品。如果收税官员拒绝,那么他们会殴打、折磨官员,或者扒光收税官员的衣服,并在收税官员身上涂满灼热的焦油,让他在羽毛里打滚。同样的厄运降临到那些试图展开调查的执法人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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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92年,这种策略已经被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佐治亚州以及卡罗来纳州的边民们广泛采用。随着该地区停止征收消费税以及实施房产止赎权,胆大包天的大阿巴拉契亚领导人开始谈论推翻整个联邦政府的金融体系。最后,宾夕法尼亚的边民们提议建立一个“由阿勒格尼山脉以西人民组成的友好联盟”,将自己与马里兰州西部以及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同胞们联系起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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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地方官员和联邦官员正在背叛革命的边民们公开发动了叛乱。1794年8月,宾夕法尼亚的大阿巴拉契亚民众组建了一支9000人的军队,向内陆城市匹兹堡进军,威胁要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匹兹堡市的官员们立即投降,命令民兵加入叛乱,从而使这座城市免遭破坏。一周后,边民们在附近的空地上召开了地区独立大会。来自宾夕法尼亚西部和弗吉尼亚的226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们升起了一面有六条红白相间条纹的新国旗。这六条条纹代表了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四个县和弗吉尼亚西部的两个县。代表们讨论向西班牙和英国寻求保护。似乎北部边地即将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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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开独立会议期间,代表们得知华盛顿总统正率领着一支由10000名来自内陆地区和沿海低地最贫穷的阶层组成、装备精良的军队前来镇压他们。面临可能的军事失败,地方议会投票,决定向联邦政府投降。华盛顿的军队在经过宾夕法尼亚中部和西部的城镇时受到了冷遇。在那里,人们竖起自由旗杆——在独立战争期间曾象征着爱国者忠诚的高高的木制旗杆——作为反抗的标志。不过,没有人开枪。到了夏末,边民叛乱已经平息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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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新英格兰,抵抗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虽然对联邦腐败存在担忧,但是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新英格兰人却有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发现:新英格兰开始主宰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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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华盛顿于1796年卸任,美利坚合众国的选举人团以极其接近的票数选举约翰·亚当斯为美国第二任总统。当时存在的16个州中只有一半的州通过投票选出了自己的选举人,其余州的选举人则由立法者任命。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选举人皆遵循区域趋势。亚当斯是典型的新英格兰人,赢得了每一张新英格兰以及新尼德兰选举人的选票,也赢得了内陆地区绝大多数选举人的选票。亚当斯的竞争对手、种植园主士绅托马斯·杰斐逊横扫南方腹地、大阿巴拉契亚和绝大多数沿海低地。最终,亚当斯以71∶68获胜,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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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总统任期极具争议。因为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所观察到的那样,亚当斯试图将新英格兰人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民族。新英格兰人认为自由从根本上讲并非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新英格兰人担心,如果个人不受任何约束地追求绝对自由和积累财富,就会破坏社区关系,制造贵族阶级,奴役大众,从而导致英国式或南方腹地般暴政的出现。对于一个由相信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民族建立起来的文明来说,保护共同利益意味着保持内部一致性和文化统一性。异族人——不管是弗吉尼亚人、爱尔兰人还是非洲奴隶——都被视为一种威胁,因为这些人并不认同新英格兰人的价值观,所以新英格兰并不大力提倡移民、宗教多样性以及输入奴隶。“造成我们当前所有困难的主要原因”,亚当斯的侄子兼私人秘书在1798年解释,是“有太多的异族人移民到了美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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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信仰体系在新英格兰内部运作得相当好,但其政策意义却对其他民族的价值体系造成了巨大威胁,使得亚当斯的总统任期异常艰难。他的任期始于地缘战略危机。1789年,法国人民发动革命,奋起反抗,俘虏并斩首了自己的国王,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法国革命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国家强制推行无神论,随意逮捕、处决公民,最后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了军事政变。正当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整个欧洲之时,北美人民陷入恐惧和歇斯底里之中。新英格兰的报纸报道,法国正准备重新占领北美领土,一支10000人的入侵部队正在集结。大约25000名法国难民涌入美国——其中大多数难民是为了逃离海地成功的奴隶起义——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这些法国人可能与拿破仑里应外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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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惧及仇外的情绪中,亚当斯推动了一系列立法,目的是镇压异己,强制服从,巩固法院,驱逐异族。国会以最微弱优势通过了1798年臭名昭著的《客籍法案》和《惩治煽动叛乱法案》。新英格兰和南方腹地代表支持这些法案,而大阿巴拉契亚代表则坚决反对法案。这些法案赋予总统驱逐任何外国人或以非自然途径移民之人的权利,或随意逮捕任何出生于敌对国家的移民的权利。这些法案还将获取公民身份所需的居住年限从4年增加到了15年。同时,任何人发表、撰写或出版任何反对政府、国会或总统的言论和文章,发表任何可能使其“受到蔑视或声名狼藉”或可能被视为“诽谤和恶意”的言论和文章,都将被处以最高5年监禁以及5000美元罚款。有24人因煽动叛乱被捕,其中包括费城贵格会教徒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因去巴黎执行和平任务)、一些报纸评论作家和编辑(因指责亚当斯过度扩张他的权威)、佛蒙特州国会议员马修·莱昂(Matthew Lyon,后来搬到了肯塔基州,在那里边民们曾四次选举他为国会议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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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为这些法案辩护,因为这些法案符合新英格兰人对公共自由概念的理解。新英格兰人认为,所有公民都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但一旦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公民就要绝对遵从这些代表——不仅要遵守这些代表通过的法律,还要尊重这些代表在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如果不赞同,那么在下次选举前新英格兰人将一直保持沉默,届时自己就可以投票给另外一位候选人。“政府应该,尤其是在重大措施上,确保公民之间和谐愉快地合作。”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在1798年的一次布道中解释。“人民把权力交到统治者手中,就是将权力从自己手中放走了。”另一位新英格兰牧师如此宣称。后来,马萨诸塞州议会宣称,亚当斯担任总统的这段时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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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8年的战争狂热”之中,许多北美人支持自己的总司令及其制定的严刑峻法。亚当斯所在政党——联邦党——甚至在大阿巴拉契亚地区赢得了选举胜利。无论战争的起因、交战对手或战争结果如何,大阿巴拉契亚的民众都支持美国在战斗开始后所进行的每一场战争。南方腹地的种植园主完全没有觉得极权主义有何不妥之处。其中一位种植园主,南卡罗来纳的罗伯特·哈珀(Robert Harper)甚至赞助《惩治煽动叛乱法案》,认为该法案是消灭颠覆分子的必要手段。反对派集中在士绅阶层为主的沿海低地(这些士绅认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联邦权力的威胁),以及多民族、和平主义盛行的内陆地区。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起草了旨在反对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立法机关通过的法案的决议;这些法案谴责“无限服从联邦政府的原则”,坚持认为各州“有义务”阻止联邦政府侵犯自己的权力。这项决议的发起人是来自沿海低地加罗林县的弗吉尼亚议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约翰·泰勒甚至主张脱离联邦。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西南部讲德语的农民于1799年发动叛乱,对那些试图向财产征收特别战争税的联邦税务官员突然发难。内陆地区人将同事们从监狱里解救出来,谴责亚当斯谋求“成为国家的国王”,并高举“严禁扼杀法律——要么自由,要么死亡”的标语。亚当斯派遣联邦军队镇压抗议者。后来,亚当斯将这些抗议者斥责为“可怜的德意志人,他们对我们的法律就像对我们的语言一样一无所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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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过多久亚当斯就意识到,压制异己并不利于巩固共和国;相反,压制异己为贵族暴政打开了大门(而“新英格兰道路”就是为了防止贵族的暴政)。威胁来自亚当斯政府内部,汉密尔顿作为联邦军队的实际领导人正在巩固军事力量。汉密尔顿手下的军官干预选举,殴打平民,甚至殴打一名与自己持不同政见的联邦议员。杰斐逊担心这块“军事飞地”可能随时进攻弗吉尼亚,进而引发内战。联邦军事政变的威胁使得亚当斯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彻底的改变——同法国讲和,结束歇斯底里的战争。亚当斯将汉密尔顿及其同事从内阁中清除,用新英格兰人取而代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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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威胁被解除,大阿巴拉契亚迅速抛弃了亚当斯。亚当斯的政策与大阿巴拉契亚的价值观完全相悖。南方腹地人对亚当斯非常愤怒。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罗伯特·哈珀私下里希望亚当斯在回马萨诸塞的旅途中脖子折断。杰斐逊虽然仍然因亚当斯与海地“反叛黑人”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而感到心烦意乱,但是他松了一口气。即使反对党在《惩治煽动叛乱法案》的笼罩下持续运作,亚当斯还是在1800年的选举中失利,仅仅获得了新英格兰选举人的支持。新英格兰失去了对已成立12年的联邦政府的控制。而且在短短几年内,新英格兰便试图完全脱离联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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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由推翻新英格兰统治的不稳定联盟所主导:大阿巴拉契亚、内陆地区、新尼德兰、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搁置分歧,拒不接受新英格兰“公共自由”以及内部一致的理想。上述民族通过推翻亚当斯的整个立法程序来竭力抹去其总统任期内的政策,包括《客籍法案》和《惩治煽动叛乱法案》、1800年的《破产法案》、1801年的《司法条例》,以及所有涉及新税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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