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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170627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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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新英格兰向西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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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利坚民族中的四个民族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穿过俄亥俄以及密西西比河谷，开始向西扩张。由于政治、宗教、种族、地理以及农业习俗方面的差异，殖民地全部居民几乎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阶层，因此在移民大潮中几乎没有任何融合。时至今日，在语言学家绘制的追踪美国方言的地图、人类学家编纂的研究物质文化的地图，以及政治科学家绘制的用来追踪从19世纪初至21世纪初民众投票行为的地图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民族各自的文化印记。除了路易斯安那南部的新法兰西飞地之外，北美大陆中部的三分之一地区被这四种对立的文化分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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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迅速朝着正西方向扩张，占领了纽约北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诺伊和艾奥瓦北部，以及未来的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内陆地区的人们翻山越岭，散落于美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富有特色地融合了民族大棋盘上的德意志、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其他民族。大阿巴拉契亚人乘木筏沿着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占据了俄亥俄河南岸，征服了田纳西、阿肯色西北部、密苏里南部、俄克拉何马东部的高地，并最终征服了得克萨斯的丘陵地带。南方腹地的奴隶主们在未来的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低地，路易斯安那北部至未来的孟菲斯市的大沼泽地，以及后来得克萨斯东部的沿海平原上建立了新的种植园。沿海低地以及新尼德兰因竞争对手的阻隔而与西部隔绝。因此，当其他民族在北美大陆疯狂竞争、竞相打造未来时，这两个民族仍然在大海中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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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由于土地资源匮乏而向西扩张。到18世纪末，新英格兰农民发现佛蒙特、新罕布什尔以及缅因地区的大部分贫瘠的多岩石土地均开垦殆尽。在这些北美大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最好的农田早已名花有主。为了应对日益惨淡的前景，农民们的小儿子不得不在缅因东部冰天雪地的边境上安顿下来。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成千上万的新英格兰人就已越过纽约边界，进入宾夕法尼亚北部地区；随后，这些新英格兰人以惊人的数量涌入纽约西部，并占领了奥尔巴尼和哈得孙河上游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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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们早期的努力得到了各自政治领导层的支持。各州均声称对纽约、宾夕法尼亚以及未来的俄亥俄的大片土地拥有所有权。康涅狄格州宣称对宾夕法尼亚北部三分之一地区拥有管辖权。为了控制该地区，康涅狄格人甚至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同苏格兰-爱尔兰雇佣军进行了一场现在已经被遗忘的战争。在苏格兰-爱尔兰雇佣军的帮助下以及国王乔治一世的有利裁决下，康涅狄格移民取得了开门红，建立了威尔克斯-巴里和威斯特摩兰。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大陆会议将这一地区归还给了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试图用武力驱逐新英格兰人。康涅狄格州以及佛蒙特州出兵帮助移民击退进攻，导致1782年最后一场“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战争”（Yankee-Pennamite War）的爆发。最终，宾夕法尼亚保留了管辖权，新英格兰移民则保留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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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马萨诸塞州宣称其对塞尼卡湖以西现在整个纽约的共计600万英亩土地拥有所有权。这一地区比马萨诸塞还要大。基于多份互相矛盾的王家赠予文件，这一主张足以迫使纽约于1786年做出重大让步：这一地区将成为纽约州的一部分，但马萨诸塞将拥有这一地区的财产所有权，并可以出售以获利。结果，这一地区大部分地方的移民都是在位于波士顿的土地投机者的带领下进行的，所以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来自新英格兰。19世纪初，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公理会牧师）在该地区旅行时，谈到该地区的城镇与其家乡康涅狄格的城镇十分相似，并预言纽约将很快成为“新英格兰的殖民地”。新英格兰人聚居区的城镇，如西部的奥奈达和奥农多加，北部的埃塞克斯、克林顿和富兰克林，在外观以及投票方式上仍与新英格兰的城镇如出一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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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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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当这些曾经为印第安人所有的领地成为联邦政府西北领地的一部分时，各州放弃了对俄亥俄以及中西部其他地区的所有管辖权。但是康涅狄格保留了俄亥俄北部300万英亩条状土地的所有权——所谓的“西部保护区”（Western Reserve）——这片土地被转交给了那些曾将纽约西部大部分地区零售出去的波士顿的投机者。另一家新英格兰土地公司从联邦政府手中获得了马斯金格姆河谷（Muskingum Valley）的一大片土地。移民并定居到这两块土地的基本都是新英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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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英格兰人倾向于整体西迁。通常，一家人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和邻居会合，然后在牧师的带领下集体前往新目的地。一到达新的目的地，这些新英格兰人就建立起一座新的城镇——不仅仅是单个农场的集合——还绘制了一幅总平面图，上面有专门为街道、城镇绿地、平民、公理会或者长老会会议室，以及最重要的公立学校预留的场地。他们还带来了镇民大会的管理模式。在一种信奉公共自由以及地方自治的文化中，管理规范的城镇是必不可少的公民有机体，也是文明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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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移民团体通常将自己的旅程视为新英格兰宗教使命的延伸，可与17世纪初期自己先祖的旅程相提并论。1787年，第一批即将从马萨诸塞伊普斯威奇出发，前往马斯金格姆河谷的移民在镇上的会议厅前游行，并接受牧师的临别赠言。临别赠言的原型就是朝圣者们离开荷兰前听到的话语。在旅程的最后一个阶段，移民们打造了一支船队，沿着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并将船队的旗舰命名为“西部五月花号”。同样，在着手创建密歇根佛蒙特维尔之前，佛蒙特艾迪生县的十个家庭与公理会牧师一起起草并签署了一份以《五月花号公约》为松散模本的成文法律。移民们在宣誓“严格遵守圣安息日”和“彼此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从而重新创造“我们抛诸脑后的同样的社会和宗教特权”之前宣布：“我们相信，虔诚的移民是上帝驱除笼罩在密西西比河谷大部分地区黑暗道德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马萨诸塞州的格兰维尔，移民们在加入创建俄亥俄州格兰维尔的队伍之前也起草了一份类似的公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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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英格兰前哨基地很快便遍布西部保护区。这些地方的名字揭示了其创始人是康涅狄格的创始人：布里斯托尔、丹伯里、费尔菲尔德、格林威治、吉尔福德、哈特福德、利奇菲尔德、纽黑文、新伦敦、诺沃克、塞布鲁克，等等。人们很快便将这一地区称为新康涅狄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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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有意将新英格兰的文化推广到中西部北部地区。乘坐“西部五月花号”的移民非常具有代表性。一抵达俄亥俄东部，这些移民便创建了玛丽埃塔镇，并兴高采烈地向自己征税，以筹集资金建设并运营学校、教堂和图书馆。九年后，这些移民创办了中西部众多新英格兰风格学院中的首个学院。玛丽埃塔学院（Marietta College）由出生于新英格兰的加尔文宗牧师领导，并致力于“孜孜不倦地灌输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义务”。此外，创始受托人还规定“不传授任何宗教派别的特殊之处”。只要是新英格兰人定居的地方，类似的学院就会出现。每个学院都是文化生产的强大前哨基地：奥伯林和凯斯西储（俄亥俄），奥利弗（密歇根），伯洛伊特、里彭和麦迪逊（威斯康星），卡尔顿（明尼苏达），格林内尔（艾奥瓦）和伊利诺伊学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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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新英格兰人就创建了俄亥俄大部分地区、艾奥瓦和伊利诺伊部分地区，以及密歇根、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的几乎所有文化基础设施。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岁月里，新英格兰人几乎完全控制了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三个州的政治。密歇根州前六位州长中有五位州长具有新英格兰血统，其中有四位州长就出生于新英格兰。在威斯康星州，前十二位州长中有九位州长是新英格兰人，其余的州长要么是新尼德兰人，要么是出生于外国的人士。（相比之下，在以内陆地区和大阿巴拉契亚文化为主的伊利诺伊州，前六位州长中没有一位州长具有新英格兰人血统；六位州长都出生于梅森-迪克逊线以南。）明尼苏达州第一个地方立法机构中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出生在新英格兰，其余的大部分委员要么来自纽约北部，要么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新英格兰人。在五大湖北部地区的三个州，新英格兰人主导了宪法会议的讨论，并移植了新英格兰的法律、政治以及宗教信仰。在中西部的新英格兰人定居区，后来的定居者——无论是外来移民还是来自美利坚其他民族的移民——都面临着一种扎根于新英格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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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游客经常会注意到旧国道（National Road）南北地区之间的差异。旧国道是一条早期的公路，将俄亥俄一分为二，现在被称为40号美国国道。据说国道北边的房子很坚固，维护得也很好。房子外面的牲畜被饲养得很好，房子里面的居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文化。国道北边随处可见乡村绿地、白色教堂尖塔、市政厅钟楼以及带有绿色百叶窗的房子。国道南边的农舍没有喷漆，居民更加贫穷，受教育程度更低，比较上档次的住宅是希腊-罗马风格、用砖头建造而成的。“当你向北穿越俄亥俄时，”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哈伦·哈彻（Harlan Hatcher）院长于1945年写道，“你感觉到自己从弗吉尼亚穿越到了康涅狄格。”但也有例外（新英格兰人在前往密歇根和伊利诺伊的途中，穿过了印第安纳和俄亥俄东北部的沼泽地），在大阿巴拉契亚的“弗吉尼亚”以及新英格兰的“康涅狄格”之间一个内陆地区的过渡地带。但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我们称为“中西部”的地方实际上分成了东西方两个文化阵营，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甚至更远的地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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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的外国移民通常根据自己对主流文化的依附程度或者敌视程度来选择自己的定居地点，反之亦然。第一批移民主要是德意志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自己在内陆地区的同胞，这并不值得奇怪。那些没有选择内陆地区的人在新英格兰人和大阿巴拉契亚人之间面临着抉择；很少有人选择在大阿巴拉契亚人控制的地区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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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则对新英格兰人抱有好感。这些瑞典人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同新英格兰人一样节俭、节制、富有责任心、反对奴隶制、接受国家管理教会事务。“斯堪的纳维亚人是旧大陆的‘新英格兰人’，”中西部的一位公理会传教士告诉自己的同事，“就像可以依赖的马萨诸塞老好人一样，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依靠他们来帮助美国基督徒正确地创建‘基督’美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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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以喜欢多管闲事以及迫使新来者遵守他们的文化准则闻名于世。其他完全不赞同新英格兰价值观念的团体则避开这一地区。天主教徒——不管是爱尔兰人、南德意志人还是意大利人——不喜欢新英格兰的教育制度，并正确地认识到新英格兰的学校就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的孩子融入新英格兰文化。在天主教移民与新英格兰人共同生活的地区，新来的移民建立了自己的教区学校体系，从而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新英格兰人的影响。新英格兰人经常以敌意回应，谴责天主教移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梵蒂冈密谋推翻共和国的工具。只要有可能，天主教移民就选择生活在更加宽容、文化更加多元的内陆地区，或者个人主义盛行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道德卫士们自以为是、令人恼火。甚至连德意志新教徒也发现自己与新英格兰的邻居格格不入。新英格兰邻居会试图迫使他们放弃酿酒传统和啤酒庄园，而一本正经地遵守安息日。很久以后，清教徒的价值观不再被视为促进共同利益的必要因素，这时多元文化才成为新英格兰人的标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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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投票模式的政治科学家们调查了19世纪早期的选举记录，将投票地点的回报与每个选区的人口统计信息相匹配。研究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先前人们认为阶级或职业是影响选民做出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19世纪中西部地区的一些选举资料提供了十分有趣的证据。这些资料证明，自1850年起，个人出身胜过其他所有因素。威斯康星北部贫穷的德意志天主教白人矿工与同一地区贫穷的英格兰卫理公会白人矿工的投票倾向完全不同。不管是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农场，英国公理会教徒倾向于投出相同的选票。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与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一起投票反对为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或大阿巴拉契亚土生土长的南方浸礼会教徒所偏爱的候选人及其政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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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美国内战即将爆发时，新英格兰人最早移民定居的地区青睐新成立的共和党。以新英格兰或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为主的各县是共和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共和党通常也获得德意志新教徒的支持。这使得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明尼苏达州在20世纪中叶成为共和党人值得信赖的支持者；其他州则沿着国道分崩离析。后来，当共和党取得民权斗争的胜利时，新英格兰人控制的中西部各州和县就像他们在新英格兰的同僚那样，集体投入了民主党人的怀抱。西部保护区的轮廓在2000年、2004年或2008年总统选举的各县地图上依然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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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西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确实是大新英格兰（Greater Yankeedom）的一部分，但本地区最大的城市却不属于大新英格兰。19世纪30年代，新英格兰人在迪尔伯恩堡附近创建的芝加哥很快就承担了边境城市的角色，成为位于新英格兰及中西部边界的大型贸易中心和交通枢纽。新英格兰人很早便极具影响力，创建了一批机构和报刊，如菲尔德博物馆（以马萨诸塞州康威市的马歇尔·菲尔德命名）、纽伯里图书馆（以康涅狄格州的沃尔特·纽伯里命名）、《芝加哥民主党报》、《洋际报》，以及芝加哥神学院。但是新英格兰人很快就被来自欧洲、内陆地区、大阿巴拉契亚以及其他地区的新移民取代。清教徒向北逃离，创建了埃文斯顿的新英格兰郊区。其他新英格兰人则不以为然地注视着这座傲慢、不守规矩、多民族的大都市。根据1870年的人口普查，在新英格兰出生的人只占该市人口的三十分之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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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孜孜不倦地改造着边疆，他们自己也因边疆而发生了改变。新英格兰文化可能一直保留着改造世界的潜在热情，从而使自己走上了今天世俗清教主义的道路，但新英格兰文化失去了对正统宗教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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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许多新英格兰人仍然信仰公理会或其近亲长老会，但其他新英格人则皈依了其他宗教。新英格兰本质上是一个神权社会，衍生了数量不同寻常、个性鲜明的宗教——用已故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的话说，人们“渴望与上帝直接接触，渴望亲眼见到上帝，渴望从高处倾听上帝的声音”。在受到严格管控的新英格兰，神秘主义者及自称先知的人士通常会受到管制。但在边疆，正统观念的执行较为松懈。结果，从纽约西部开始，各种新宗教迅猛发展。纽约西部的宗教狂热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开始称这个地区为“焚烧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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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宗教由此诞生了。然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试图恢复早期基督教信仰中的原始因素，然后添加精心设计的各种机构、成文的教规以及一群担任神职的权威人士。如果路德宗、加尔文宗或卫理公会试图通过消除教会等级制度中的上层（大主教、枢机主教和教皇）来进一步拉近人们与上帝的距离，那么这些新的福音派则更进一步，几乎完全取消了中层职务。人们直接且亲自同上帝接触。这样做的时候，人们便获得了重生。在一个或多个创始人的指引下，人们将自己探寻与上帝的沟通之路。据说这些创始人与众不同，善于与造物主沟通。像先知一样，这些魅力非凡的创始人相信神亲自与自己接触，并向他们展示了真正的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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