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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一章 西部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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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将美国内战描绘为“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一场争斗。事实上，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这两个地区并不存在。历史学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术语，试图支持这一不完美的范式：边界南部、中南部、上南部、下南部、棉花南部、边界北部，或上北部。这些历史学家为马里兰与密苏里、田纳西与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纳、弗吉尼亚与得克萨斯内部存在的严重分歧而头疼不已。历史学家们一直就这场战争争论不休：这场战争是不是因奴隶制而爆发的？这场战争是不是一场凯尔特人同盎格鲁、日耳曼对手之间的斗争？任何一项一个州接着一个州的分析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令人困惑和不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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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美大陆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任何派别的动机、忠诚以及行为都将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归根结底，内战是两个联盟之间爆发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南方腹地及其外围地区——沿海低地，另一方是新英格兰。其他民族则希望保持中立，并考虑摆脱奴隶主以及新英格兰人的控制，成立自己的联盟。若是头脑更加冷静的人占了上风，那么美国极有可能在1861年分裂成四个联邦，从而对世界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但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危如累卵的美利坚合众国终将依靠武力维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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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四方势力为了控制北美大陆西部三分之二的地区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新英格兰、内陆地区、大阿巴拉契亚以及南方腹地将各自文化传播到整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零散地带。各方都心知肚明，此事关系到联邦政府的控制权。无论谁赢得了最大的一块领土，都有可能主宰其他民族，并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或土耳其人在各自多元文化帝国中所做的那样，制定其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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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世纪中叶，这场人口以及外交争斗正逐步演变为北美大陆两个新兴的超级力量之间的一场暴力冲突，即新英格兰和南方腹地。新英格兰和南方腹地在这四个竞争者中最为富有、民族意识最强。任何一方都无法容忍生活在一个按照另一方的准则运转的帝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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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南方腹地在这场斗争中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棉花和蔗糖的蓬勃发展促使奴隶文化迅速向西扩张，使得这一地区异常富有。南方腹地已经取代沿海低地成为南方的主导力量，在白人至上运动中争取到了大阿巴拉契亚出身的总统以及政治家们的支持，并通过这场运动清除了南方以及西南地区的印第安民族和墨西哥官员。自1812年战争（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以来，南方联盟一直控制着联邦政府，将厌恶帝国主义的新英格兰人以及热爱和平的内陆地区人排挤到一边，进行了一系列扩张战争。1848年，美国军队控制了墨西哥城，南方腹地人可以想象自己提出的“金环”计划成功了，他们增加了足够多的奴隶州，以确保自己对联邦政策以及半球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胜利似乎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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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事情变得不妙起来。虽然各奴隶州在这个更广袤的世界中赢得了少许民心，但是正确意识到南方腹地以及沿海低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的外国移民正遍布新英格兰以及内陆地区中西部；许多人在国内已经饱受封建贵族制度的折磨，并下定决心远离自己的北美同胞。1850年，每有一个出生于外国的人生活在蓄奴州，就有八个这样的人生活在自由州。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英格兰人、内陆地区人以及新尼德兰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在众议院中所占的席位也越来越多。新英格兰对西海岸的影响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从而确保即使联邦当局拒绝攫取加勒比海的新领地，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也将作为自由州加入美利坚合众国。1860年，南方腹地以及沿海低地的领导人意识到，即使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其他民族也有政治实力来控制联邦机构和联邦政策。南方腹地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为了拯救南方腹地，他们必须脱离联邦政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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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不管美国人对奴隶制感到多么不安，生活在新英格兰之外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忽视奴隶制及其引发的问题。然而，在改造世界这一使命的激励之下，新英格兰人并未忽视奴隶制及其带来的对道德的侮辱，并当之无愧地成为废奴运动的中心力量。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新英格兰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创办并出版了最主要的反奴隶制杂志《解放者》（The Liberator ）。莱曼·比彻的女儿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写了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促使公众反对要求美国公民将逃跑的奴隶归还给他们主人这一联邦法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是一个逃离沿海低地的奴隶，避难于马萨诸塞，在那里发出美国联邦政府最强大的废奴主义者的声音之一。当联邦政府决定允许新堪萨斯领地的公民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当地实行奴隶制时，波士顿人创建了新英格兰移民协会（New England Emigrant Society）。新英格兰移民协会在堪萨斯领地建造了劳伦斯及曼哈顿这两个城镇，并帮助新英格兰人在这一地区安家落户。1856年，出生于大阿巴拉契亚的居民洗劫并放火焚烧劳伦斯时，作为报复，另一个出生于康涅狄格的新英格兰人约翰·布朗（John Brown）残忍地杀害了五个人；在后来的一场行动中，布朗试图占领弗吉尼亚西部的一个联邦军火库，挑动奴隶发动起义。这场行动为他在新英格兰人中赢得了自由卫士殉道者的美名，并让他成为南方腹地以及沿海低地人们口中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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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废奴主义者认为南方腹地及沿海低地实行独裁专制政体。这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主对自己统治下的一切享有绝对权力，导致了奴隶主家庭和基督教美德的腐朽堕落。“蓄奴州是一个巨大的妓院。”出生于英格兰的公理会牧师乔治·伯恩（George Bourne）在波士顿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宣称。奴隶主和他们的儿子强奸自己的奴隶，然后受到别人的指责，要求其解释作为奴隶的母亲生出的大量混血儿。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Theodore Dwight Weld）于1839年出版了一本畅销的废奴主义选集——《美国奴隶制现状》（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 ）。在这本选集中，康涅狄格州的牧师弗朗西斯·霍利（Francis Hawley）自南方腹地发回报道：“女性奴隶给白人生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很少或根本没有人提起这码事。”另一位撰稿人是康涅狄格州的一名治安法官。这位法官描述了在沿海低地北卡罗来纳存在这样一个种植园主：只要他的朋友让自己的奴隶怀孕，他便给这位朋友20美元。“毫无疑问，这笔钱就是为了改良家畜，”他补充道，“同样地，农民也通过杂交来提高牲畜的质量。”废奴主义者的出版物上也刊登了分类广告以宣传这一事实：为了偿还债务，奴隶家庭常常因为卖掉了蹒跚学步的孩童甚至自己的配偶而家破人亡。这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国内制度”威胁着家庭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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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新英格兰以压倒性优势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投票。林肯来自伊利诺伊州，是一个拥有新英格兰、内陆地区以及大阿巴拉契亚血统的混血儿，反对设立更多的蓄奴州。林肯赢得了新英格兰所有县、俄亥俄西部保护区，以及宾夕法尼亚新英格兰人定居的怀俄明河谷的全部选票；他只丢掉了纽约北部以及中西部新英格兰人定居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县的选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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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政治家们主张使用武力以阻止南方腹地脱离联邦，并且在南卡罗来纳人进攻萨姆特堡之前，通过代表全国唯一的政党基层会议决定这么做。在战争期间，新英格兰是联邦事业的中心，贡献了大部分的军队、武器和物资，其中包括联邦军队中装备最为豪华的黑人军团——马萨诸塞州第五十四步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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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南方腹地是为了捍卫奴隶制才脱离联邦并发动内战的。南方腹地领导人毫不掩饰这一动机。这些领导人的想法令人作呕：奴隶制是建立一个富有道德感、获得《圣经》认可、比北方自由州更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谈到捍卫自己的“传统”、“遗产”以及“生活方式”时，19世纪的南方腹地人自豪地将奴役他人列为三者中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南方腹地的许多领导人甚至认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有下层阶级都应该被奴役，不论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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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新英格兰以及内陆地区的废奴主义者，南方腹地的领导人精心地捍卫着人性枷锁。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在书中，哈蒙德认为被奴役的劳工比那些被工业资本家无情剥削的不列颠以及北方的“自由”劳工更加快乐、更加健康，而且受到了更加精心的照顾。因此，自由社会是不稳定的，因为总有受剥削者崛起的危险，这些人会引发“共和体制中可怕的危机”。相比之下，奴隶则被强制禁锢在自己的位置，并被剥夺了投票、抵抗以及作证的权利，从而保证了“每一个精心设计、长治久安的共和国的基石”。用哈蒙德自己的话说，奴役白人工人阶级就是一场“最光荣的解放行动”。他写道，杰斐逊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荒谬至极”。在南方腹地的传统中，哈蒙德所设想的共和国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国为摹本，特点是精英阶层享有特权和民主，下层阶级则要遭受奴役并屈服。这是一个由基督教上帝批准建立的国度。上帝之子从未在他的教义中谴责奴役他人的做法。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贵族共和国，理应成为世界的典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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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德嘲笑那些批评自己的清教徒是“有学问的老处女”，“流连忘返地尽情享受”主人强奸奴隶这样离奇、色情的幻想。他认为，南方腹地的混血儿“比例”很小，几乎没有，可归因于这一地区较大城镇中存在的新英格兰变态。他将性指控——威胁到南方腹地以种族为基础的种姓制度的存在——称为“荒谬的错误”，是“这一地区游客经常玩的游戏”的产物。但正如哈蒙德所熟知的那样，这些指控是真实存在的。后来学者们在哈蒙德的私人文件中发现，1839年，哈蒙德买下了一个18岁的奴隶和她两岁的女儿。他先与母亲发生性关系，后来又与女儿发生性关系，并且与自己的儿子分享这对母女。哈蒙德的妻子——哈蒙德说她无法满足“自己的胃口”——最终得知了这件事，离家出走多年。这对受奴役的母女所生的孩子和（或）孙子被留在了庄园里，因为哈蒙德无法容忍“我的孩子或可能的孩子成为陌生人的奴隶。对他们来说，受家人奴役便是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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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主支持奴隶制，因为奴隶制确保了共和制贵族的稳定和永存。“种植园主是真正的贵族，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悠闲地生活着，”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威廉·拉塞尔（William Russell）在内战前夕从南卡罗来纳发回报道，“他们对英格兰式的君主制、特权阶级、土地贵族以及士绅的崇拜毫不掩饰，显然是真诚的。”一个种植园主告诉拉塞尔：“如果能让英格兰的一个王族来统治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许多种植园主对革命表示遗憾，指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愿意明天就回到过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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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主对新英格兰人的憎恶让外人大为惊讶。“有人告诉我，南卡罗来纳是由士绅们建立的，而不是由烧死女巫的清教徒建立的，不是由热衷于残酷迫害的狂热分子建立的。这些狂热分子在北方新成立的殖民地推行宗教裁判所凶残、嗜血、狂暴的不容忍政策，”拉塞尔报道称，“在所有人类情感的黑暗洞穴里，没有什么比南卡罗来纳人对新英格兰人的仇恨更加无情、更加致命的了。”他继续说道：“新英格兰对他们来说是邪恶道德、邪恶政治以及社会腐败的化身……是南卡罗来纳所憎恨的一切罪恶的根源。”另外一个种植园主告诉他，如果“五月花号”沉没了，“我们就永远不会被逼到这种极端的境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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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生活的大多数人都认同南方腹地白人至上的信条以及对新英格兰人持不信任的态度，但许多人不同意他们的贵族共和国的理想。1860年大选前，民主党在年度大会上因奴隶制问题出现了分裂，南卡罗来纳的代表领着自己南方腹地的同僚离开了会议大厅。［“奴隶制就是我们的国王，奴隶制就是我们的真理，奴隶制就是我们神圣的权利。”种植园主威廉·普雷斯顿（William Preston）在临别演说中说道。］只有沿海低地控制下的马里兰州以及特拉华州的代表团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边民代表团以及北方代表团（大多数代表天主教移民）仍然原地不动。在整个南方地区，不满情绪随处可见。这种不满并非表现在某一州、某一阶层或某一职业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民族地区上。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无论是亚拉巴马北部、田纳西东部，还是得克萨斯东北部——抵制分裂。南方腹地人的定居地——亚拉巴马南部、田纳西西部、得克萨斯墨西哥湾沿岸——都疯狂地支持分裂。得克萨斯的斗争使得南卡罗来纳人路易斯·维格法尔与边民约翰·里甘（John Regan）和萨姆·休斯敦分庭抗礼。在密西西比，肯塔基州的边民詹姆斯·奥尔康（James Alcorn）抵制另一个南卡罗来纳人艾伯特·加勒廷·布朗（Albert Gallatin Brown）领导的激进的分裂主义政客。路易斯安那最富有的种植园主是联邦最热心的支持者；这些种植园主不是南方腹地人，而是新奥尔良附近新法兰西飞地的成员。（“新奥尔良几乎是一片言论自由之地，”一位观察家说，“在自己的黑人被赶出自己的田地之前，克里奥尔人无法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1850年竞选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时，南方腹地的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未来的南方邦联总统）在大阿巴拉契亚北部惨遭滑铁卢，当地居民支持其竞争对手——诺克斯维尔当地人罗杰·巴顿（Roger Barton）。到1860年，海湾各州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都选出了联邦的代表。这些代表与低地的代表之间发生了冲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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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允许南方腹地人投票的地区，他们都压倒性地投票给了强硬的分裂主义者约翰·C.布雷肯里奇（John C. Breckinridge）。（南卡罗来纳的立法者们也是如此。在选择总统的过程中，这些立法者并未赋予民众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色。）布雷肯里奇赢得了南方腹地控制下的所有州的选票，而约翰·贝尔（John Bell）以及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这样的温和派只赢得了亚特兰大附近为数不多的几个县的选票。亚特兰大市有大量外来人口。林肯甚至没有出现在南方腹地控制的各州的选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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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获胜后，南卡罗来纳第一个脱离了联邦。在林肯就职之前，加入联邦的只有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等在南方腹地控制下的州。1861年2月8日，南方腹地联盟在亚拉巴马召开会议，组建新的政府。沿海低地和大阿巴拉契亚没有加入这个新组建的政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更愿意组建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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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4月，南方腹地人如果没有开始攻击联邦邮局、造币厂、海关船只、军火库和军事基地，那么很可能已经通过谈判和平脱离联邦了。事实上，在南卡罗来纳民兵攻打萨姆特堡之前，新英格兰孤立无援。新英格兰虽然渴望用武力镇压南方的叛乱，但他们在全国缺少盟友。林肯总统虽然拒绝交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但承诺绝不会公开挑起战争。萨姆特堡守护着查尔斯顿港口，当出现补给不足时，林肯采取了谨慎的做法：送食物，但不送武器弹药，并提前通知南卡罗来纳。如果南方邦联进攻萨姆特堡或救援船只，那么他们就会疏远大阿巴拉契亚、内陆地区以及新尼德兰那些主张协商解决的支持者。这一点南方邦联政府也心知肚明。“如果被迫与北方开战，那么国家分裂是不容妥协的，”南方邦联国务卿理查德·拉瑟斯（Richard Lathers）警告戴维斯总统，“第一次爆发的反对联邦完整或国旗尊严的武装示威将表明，不论党派或派别隶属关系如何，这些敌对的党派加入了同一个爱国的队伍中来保卫双方，并使北方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政府和国旗的支持。”戴维斯相信上述三个地区在战争期间会站在南方邦联一边，因而无视了拉瑟斯的建议。事后证明这将成为北美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错误判断之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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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邦联攻击萨姆特堡之前，新尼德兰强烈支持南方腹地的立场。回想一下，新尼德兰将奴隶制引进到北美大陆，直至19世纪初期依然依赖奴隶劳作。1790年，新尼德兰地区的农业各县——金斯、昆斯以及里士满——拥有白人奴隶家庭的比例高于南卡罗来纳。宽容——而非道德——是新尼德兰文化的核心，包括对蓄奴制度的宽容。如果任由其自行发展，那么新尼德兰可能永远不会禁止这一行为。不幸的是，到了19世纪，新尼德兰人已经失去了对纽约州政府的控制权，取而代之的新英格兰人于1827年废除了奴隶制。（在新泽西，新尼德兰人依然紧紧地掌握着权力。到19世纪中叶，那里仍有75名奴隶。）虽然整个纽约州都支持废除奴隶制，但纽约州最大的大都市并非如此。在纽约市，逃亡奴隶以及自由黑人经常遭到“黑鸟”（Blackbirder）的绑架。这些“黑鸟”是抓捕奴隶的赏金猎人，将捕获到的奴隶重新送回种植园。纽约市的商人和银行家与南方腹地及沿海低地的奴隶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活被打乱。正如当地《晚邮报》（Evening Post ）1860年所报道的那样：“纽约市既属于北方，亦属于南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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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包括新泽西北部、长岛西部以及哈得孙河谷南部在内的新尼德兰的每个县都支持林肯的竞争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大选之后，大多数的新尼德兰人都希望看到南方邦联以和平方式脱离联邦。一些人——包括高级政治领导人——都主张抓住脱离联邦的机会，按照德意志自由城市集合体汉萨同盟的模式来成立独立的城邦。南卡罗来纳脱离联邦后，纽约市市长费尔南多·伍德（Fernando Wood）告诉市议会，“虽然我们州的其他地区非常不幸地弥漫着狂热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了新英格兰的一部分人）”，但是“我们市并未参与对（各蓄奴州）宪法权利或其机构所发动的战争”。伍德接着说，“我们这座城市更有理由担心我们自己的所在州，而不是外部的危险”，应该和长岛郊区一起脱离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独立的、低税收的城邦，以此来逃避“这种令人作呕的、令人苦恼的关系”。这一提议得到了著名银行家和商人的支持。至少有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和至少三家当地报纸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第四家明确对此提议表示支持的报纸是当地颇具影响力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独立后的纽约市的组织结构，这家报纸详细介绍了汉萨城邦的政府结构。如果南方腹地人没有进攻萨姆特堡，那么可以想象，新尼德兰也一样会赢得独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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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爆发前夕，新尼德兰的六位美国国会议员——为数不多这样做的纽约代表——就最重要的问题与南方腹地同僚一起投票。南卡罗来纳脱离联邦后，国会议员丹尼尔·斯蒂克尔斯（Daniel Stickles）一如既往地支持南方腹地。他告诉美国国会的同僚：“没有人会为了对联邦的任何一州发动战争而越过纽约市边界。”他补充说道，纽约市“永远不会同意自己成为别人的附庸，并且成为清教徒地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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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萨姆特堡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正如拉瑟斯预测的那样，纽约和新泽西的新尼德兰地区都爆发了极端的爱国主义运动。伍德市长、斯蒂克尔斯议员、纽约商会，以及《纽约先驱报》立即倒向了林肯和联邦。“进攻萨姆特堡让北方成为一块铁板，”斯蒂克尔斯在给联邦战争部部长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同外国势力交战。”斯蒂克尔斯本人成立了一支志愿军，并带领这支志愿军走上战场，同南方邦联作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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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废奴主义情绪由来已久，但在萨姆特堡遭到攻击之前，内陆地区一直对南方分裂活动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贵格会（再洗礼教派）对和平的承诺远远超过了对奴隶制的道德疑虑。内陆地区宾夕法尼亚的报纸和政界人士主张允许南方腹地以和平方式脱离联邦。由内陆地区控制的特拉华州北部同由沿海低地控制的该州南部格格不入，一些人担心这两个地区之间可能爆发暴力冲突。即使新泽西北部地区有意加入从事奴隶交易的纽约的城邦，由内陆地区控制的新泽西南部也并无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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