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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打造远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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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西地区是北美最后一个被殖民的地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远西地区对欧洲-大西洋文明极其不友好，这一地区重视耕地农业，这里的动植物严重依赖水资源，这里的人们生活在固定的居住区。这一地区始于平分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以及俄克拉何马州的西经98度。西经98度以西干旱地区每年的降水量只有20英寸，还不及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降水量的三分之一。从内布拉斯加州西部和科罗拉多州东部干旱的棕色大草原到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内陆的沙漠，再到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内陆干旱、灌木丛生的山区，如果没有大规模灌溉工程的帮助，那么农业几乎毫无立锥之地。海拔如此之高——甚至平原和山谷都矗立在阿巴拉契亚山脉最高峰之上——以至于许多常见的农作物根本无法生长，那些受到碱盐污染的土地更是如此。这个广袤区域的大多数河流都太浅，无法航行，居民种植的任何东西都与外面潜在市场相隔。本地美洲土著部落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来完善骑兵战争（从北方地区引进马匹之后），以便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约束那些擅入者。在远西地区，大阿巴拉契亚边民的技术和技巧跟新英格兰和内陆地区的农业实践一样毫无用途。南方腹地种植园的作物在这里根本无法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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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穿过这一地区，前往郁郁葱葱的西海岸或其西部边陲的金矿区。1860年，生活在旧金山的非印第安人比生活在整个远西地区的非印第安人还要多。途经这一地区的人中很少有人觉得有理由在此地逗留。在灌溉、火车或空调出现之前，高原和西部沙漠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在这些地区，旅行者们整天面对着刺眼的阳光、难以置信的高温以及麻木单调的生活。横穿大陆的小径上到处都是牲畜和因缺水或者被不法分子、印第安人巡逻队残忍杀害而丧生的人的尸体。“在跋山涉水之后，我们晚上睡觉时浑身湿透、疲惫不堪，”1850年，一个来自内华达东北部的移民报告称，“早晨起床时，我们四肢僵硬并检查自己身上是否有虱子。如果有虱子的话，那么这些虱子就会像玉米粒那么大。我们一整天都在成群结队的蚊子和蠓虫之间穿梭，不得不寻找草原和河流，直至深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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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西地区的极端条件使得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此毫无立锥之地。大阿巴拉契亚、新英格兰及内陆地区这三个民族都成功地适应并移民到了中西部水源充足的平原。但是当靠近西经98度时，各个民族都因无法保证个人或社区能够生存下去而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对于欧洲裔美国人来说，只有通过两种方式才可以进一步向内地扩张。一种是采用这一地区大多数美洲土著民族的游牧方式，这种做法对哈得孙湾公司派遣到本地的早期毛皮贸易商卓有成效。另一种是在这一地区的一家新工业公司大踏步进入广阔的内陆地区时，通过一心一意且残酷无情地利用资本、机器、雇佣兵和劳工来将自己和这家企业捆绑在一起。几乎每个来到远西地区的人都选择了后一种方式，或发现自己对这种方式充满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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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西地区在北美大陆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民族的显著特征并非表现在民族区域文化力量方面，而是表现在外部机构要求方面。这是一个环境战胜移民文化遗产的地方。欧洲裔美国人面对这些挑战，试图通过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来解决：硬岩矿、铁路、电报、加特林机枪、铁丝网和水力发电水坝。因此，远西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北美大陆上历史较为悠久的民族以及联邦政府的内部殖民地，后者拥有必要的资本。这个地区的人民仍然经常对自己所处的依赖状态深感不满，但通常支持保证维持现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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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西地区的第一批移民并未采取上面提及的两种方式。1847～1850年，最早的欧洲裔美国殖民者在工业资本到来之前通过两次不同的地理浪潮抵达这一地区。其中一个群体——犹他的新英格兰摩门教徒——将在犹他和爱达荷南部创建一种独特的独立农民亚文化。另外一个群体是渴求黄金的淘金者——大阿巴拉契亚模式中高度个人主义的拓荒者。这两个群体都无法取得内陆地区西部的文化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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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门教徒——一批出身佛蒙特和纽约的“焚烧区”，以新英格兰人为首的乌托邦运动的追随者——于19世纪40年代末陆续抵达犹他的大盐湖岸边。为了逃避1847年中西部的迫害，这些摩门教徒原本打算移民到美国境外，但他们的计划因美墨战争爆发以及随后不久美国吞并沙漠中的应许之地而受挫。他们的领袖，出生于佛蒙特州的杨百翰（Brigham Young）于1850年被任命为犹他领地的第一任总督。两年后，有20000名摩门教徒生活在犹他。几乎所有摩门教徒都来自新英格兰，这也就解释了2000年的时候为什么犹他州的英格兰裔美国人在美国各州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超过了佛蒙特州和缅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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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摩门教徒有着共同的思想和强大的集体凝聚力，能够修建和维护灌溉工程，从而使得小农户能够在远西地区艰苦的条件中生存下去。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没有缺席持有人或外部势力控制的地区建立了一个由独立生产者组成的飞地。远西地区的摩门教飞地在许多问题上与新英格兰意见相左，在社群主义、强调道德和善行以及同化他人的愿望方面背叛了其新英格兰先祖。如今，我们可以在犹他州、爱达荷州南部和内华达州东部感受到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这一地区是美国西部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本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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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那些冲进加利福尼亚中央山谷和东部山区寻找黄金的淘金者则一团散沙、花样百出、追求享乐。这些淘金者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东部的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和这一人口统计相吻合，定居者首要强调的是个人努力和竞争，小生产者开采表层金矿并获得收益。在最初的几年里，个人所有权仅限于自己可开采的范围，而这样做所需的资金很少。“矿工的一生是充满危险劳动的一生，”一位记者在谈到这个时代时写道，“但这样的生活拥有令人向往的自由以及无限回报的承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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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此类补偿并未持续下去。短短几年之内，加利福尼亚地表矿藏枯竭，采矿活动转入地下，只有公司和银行家才能满足采矿所需的资金以及劳动力。采矿很快就归公司所有，矿工们成为受雇工人，矿主们则积累了“无限奖励”。1859年，当人们在现在内华达州的山上发现了卡姆斯托克银矿矿藏时，数千人向东出发，前往内华达新兴城市弗吉尼亚城周围的山丘寻找工作。在弗吉尼亚城，简易破碎机器正在处理本来要运送给它们的矿石。内华达的立法机构由这些“老加州人”控制。当喧闹的人群聚集在会议厅外表明公众意愿时，这些老加州人支持独立探矿者和小商人们。但是，这种繁荣也没有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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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接管内华达的矿山和政治体系的公司遵循了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将在远西地区持续近一个世纪。1864年初，卡姆斯托克的地表矿藏物已经枯竭。当年夏天，代表们齐聚一堂以起草内华达第一部宪法。虽然开矿代表了该领地的大部分经济活动，但矿业公司提出了一项有效免除矿产税收的法案。采矿业的有关代表声称，税收将会促使这些公司离开这一地区，危及受雇矿工的工作，进而危及对农产品、牛、木材以及当地人提供的其他用品和服务的需求。受到惊吓的代表们通过了这一法案，有效地把税收负担转移到了内华达其他人头上。这一诡计将反复在远西地区上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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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内，大公司便不再需要通过制造恐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只需要控制内华达的立法者以及国会代表团。到1870年，内华达的政治不再是个体生产者与公司利益之间的斗争，而是相互竞争的企业联盟之间的冲突。加州银行（Bank of California）在经济衰退期间收回了大量采矿权，拥有加工设施，提供木材和水资源，并控制着卡姆斯托克地区的主要铁路。此后，一家总部位于萨克拉门托的竞争对手——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收购了加州银行在这些领域的大部分竞争对手，同时垄断了内华达与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运输，并控制着铁路交通周围的100英里宽的定居带。这两家相互竞争的企业联盟都花了大量的资金让自己的合伙人上台，并建立政治机器，培养新一代能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任职的公司职员。1865～1900年，除一位参议员之外，其他所有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都与这个或那个企业联盟关系密切。最终，企业联盟同意将内华达州的控制权分开。加州银行集团专注于收买州立法者，以便通过有利于行业的法律法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则收买了国会代表团。地方办事处则由工会负责。工会工作的重点不是为选民进行宣传，而是有时通过使用暴力让非白人（特别是中国人）远离矿山和其他工作场所。个体生产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内华达州如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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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区之外，殖民远西地区的领头人是有效控制大片土地开发的铁路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有效地垄断了进入各自地区的道路，为乘客和货运制定了票价。这些公司中没有一个公司的总部是设在该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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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司也充当了远西地区主要的房地产及殖民代理商。为了鼓励建设造价惊人的横穿大陆项目，联邦政府赠予这些铁路公司各自铁路线周围60～100英里内的土地。加在一起，铁路公司在19世纪下半叶获得了这一地区超过1.5亿英亩的土地，面积相当于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的面积总和。铁路公司可以向移民出售土地，移民反过来要完全依赖铁路来运输货物，而人员进出该地区也要完全依赖铁路。然而，铁路公司必须先吸引移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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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大陆其他地方，铁路公司紧跟殖民者的步伐，并根据需求延长线路。然而，在远西大部分地区，铁路公司率先抵达，并亲自监督殖民活动。铁路公司投资大规模市场营销活动，出版报纸、地图以及杂志以称颂干旱的西部地区。怀俄明的拉勒米平原可与“伊利诺伊肥沃的大草原”相提并论，尽管此地海拔高达5000英尺，降水量是后者的三分之一，作物的生长季节也缩短了两个月。大盐湖地区的布局与圣地“惊人地相似”，铁路公司发布了对比图来证明这一点。堪萨斯是“世界花园”。[6] 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在英国（伦敦和利物浦）、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典设立殖民办事处，用当地语言印发宣传册，并与轮船公司协商打折的“移民船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伯灵顿铁路公司仅在内布拉斯加就花了100万美元做广告，而当时只需花700美元就可以建造一栋房子。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在200份北美报纸和100份欧洲报纸上为自己的土地刊登广告。为了掌控草原上新建立起来的城镇，铁路公司建造或参与建造当地的教堂、学校，甚至鼓励人们在自己控制的狭长地带以外的地区定居。这些铁路公司相信移民们仍将依赖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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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性的广告宣传活动得益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一次偶然天气。当时正值第一波大规模移民在高平原（High Plains，美国大平原在西部的地形亚区）上定居，而这次偶然天气给高平原带来了创纪录的降水量。深陷宿命观的美国人认为，棕色的草原变绿是上帝的杰作。当时的顶尖科学家鼓励这种想法，支持“犁后有雨”的古怪理论。著名的气候学家赛勒斯·托马斯（Cyrus Tomas）宣称：“随着人口增长，湿度也会有所增加。”据说，降雨是由火车头冒出的烟雾、植树以及耕地引发的，甚至人类和牲畜的活动也能引发降雨。政府官员将这种新气象学的假设纳入了政府赠地的分配中。政府赠地的出发点是，就像伊利诺伊州或印第安纳州草原上的一个家庭可以在160英亩郁郁葱葱的土地上生活一样，一个家庭同样可以在160英亩未经灌溉的科罗拉多大草原上生活下去。数十万自力更生的自耕农乘坐火车来到这一边远地区，将自己宝贵的资本投入旧地图上标注为美国大沙漠的这片土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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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探险家兼地质学家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来自纽约的新英格兰人——试图在一份提交给国会的长篇报告中揭露事情的真相。鲍威尔告诉全国人民，远西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农业生产。即使所有的河流都改道用于灌溉工程，也只能挽救1%～3%的土地。按照东部的先例，政府赠地计划考虑不周，因为耕种160英亩的灌溉土地对一个家庭来说负担太重，而160英亩的未灌溉土地对一个家庭来说负担又太小，160英亩的未灌溉土地只能用于放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需要2500英亩土地才能够取得成果。鲍威尔坚持认为，“犁后有雨”这一理论纯属一派胡言。他警告说，这一地区可能“迅速恢复到极端干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正在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农业将会毁于一旦”。他建议修建一系列基于分水岭的联邦灌溉区和公共牧场，并在审慎的公共投资的援助之下，个体生产者缓慢而谨慎地移民远西地区。自不必言，人们无视了鲍威尔的建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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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冬，远西大部分地区遭遇了北极般的天气状况，幻想也随之终结：长达数周的零下温度冻死了高平原上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牛，因此丧生的自耕农也不在少数。第二年滴雨未落，接下来的一年也是如此。到1890年，独立自主的农民成群结队地逃离干旱地区，使得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平原上的大约60万农民放弃了。牧民们在铁路区以外的公共土地过度放牧，破坏了表层土。这些表层土侵蚀着密苏里河的支流，使得河水由碧绿色变成了深棕色。在这个冬季，牧民们的生活也画上了句号。干旱赶走了牧民，但牧民们造成的损失却是永久的。“自远古以来，这一牧场再也无法养活那些本来能够养活的牛群了，如果牧民们没有严重破坏牧场的话，”土生土长的远西地区人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在信中写道，“在文明存在的地质时代，牧场再也无法支撑适当数量的牛群了。”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正如德沃托后来所写的那样，远西地区“引发了边疆文化的崩溃，从而也为美国梦画上了句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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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在远西地区（摩门教飞地除外）生存下来的群体只有通过与外界大公司或与由外界大公司承建的大型联邦基础设施项目建立联系才能生存下来。美国政府在河流和溪流上修建了堤坝，铺设了连接一个流域和另外一个流域的输水管道，并提供资金支持修建和维护覆盖面极广的灌溉系统。这些措施都使农民们能够在沙漠中种植庄稼。矿业公司向新的边界和各州进军，经常将这些地区当作自己的封建领地来进行管理。缺乏竞争对手的铁路公司继续随心所欲地收费。这些铁路公司开发了一种系统，使进出远西地区的每英里票价比进出东部地区和西海岸的票价贵很多倍。在20世纪末，人们通过海伦娜将货物从芝加哥用船运到西雅图，这比使用火车将货物从芝加哥运到海伦娜便宜得多。与成品相比，原材料可以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运出远西地区。这是一个由铁路公司一手策划的诡计，目的就是阻止制造业在远西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并使制造业继续依赖西海岸、新英格兰、内陆地区以及新尼德兰地区的城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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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内部，企业完全控制了远西地区的政治和社会，这令人十分不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阿纳康达铜业（Anaconda Copper）实际上控制着蒙大拿，收买两党的法官、地方官员和政治家，并通过“公墓投票”控制了本州的选举。反过来，这些政治家也制定了法律法规以及税收政策，增加了阿纳康达铜业及其高管的财富。马库斯·戴利（Marcus Daly）是一个爱尔兰移民，也是内华达白银繁荣时期的一个老兵。阿纳康达铜业就由这位冷血无情的马库斯·戴利创建，并得到了旧金山矿业巨头乔治·赫斯特（George Hearst）的支持。阿纳康达铜业拥有矿山、加工矿石的冶炼厂、为冶炼厂提供燃料的煤矿、供应矿山所需木材的森林、为设施提供动力的发电厂、连接各地区的铁路，甚至拥有为自己提供资金的银行。1900年戴利去世时，这家公司雇用了蒙大拿州四分之三的工薪阶层。直至1959年，这家公司控制了蒙大拿州六份日报中的五份。这些报纸压制对公司不利的新闻（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家公司因向盟军发送虚假电报而遭受罚款）。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家公司还在海伦娜的州议会大厦里为那些友好的立法者设立“招待室”。招待室可以为俯首帖耳的人士提供女人和酒水。这家公司的吝啬十分出名。除了为工人们修建了一个小型公园外，这家公司从来没有为其所在地比尤特镇做过任何贡献；随后，为了给阿纳康达铜业的一个巨大的露天矿和未来的《超级基金法案》所要求的治理污染场址让路，这座公园连同这个小镇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拆除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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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尚未移交给铁路公司、被矿业公司抢占，或者作为保留地授予印第安人的远西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时至今日，联邦政府仍然拥有蒙大拿州和科罗拉多州三分之一的土地，犹他州、怀俄明州和爱达荷州一半的土地，俄勒冈州西部三分之二的土地，内华达州85%的土地。远西地区的居民对这些土地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权。联邦政府经常把土地交给控制该地区其他地方的公司来开发。木材巨头公司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砍伐了国家森林。畜牧公司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联邦政府管理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勘测，联邦政府机构往往疏忽大意，并未要求它们支付土地使用费。1945年，科罗拉多大学的莫里斯·加恩西（Morris Garnsey）总结了其他地区对远西地区的态度。“控制原材料，尽可能便宜地输出原材料，尽可能快速地运走原材料，”他写道，“当地利益是次要的事情。这一地区变成了工业帝国的附属殖民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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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成发展阶段经历的结果是：到20世纪初，远西地区的居民开始憎恨企业和联邦政府，将其视为双重压迫者。通过与南方腹地结盟，远西地区的政治领导人设法削弱联邦政府对远西地区资源的管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只会增强企业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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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远西地区居民一直就如何加强对本地区经济控制而争论不休。尽管铁路公司、银行以及矿业公司的影响力非常大，远西人还是想方设法制定州宪法，通过八小时劳动法来保护劳工权益，禁止招募私人民兵（这些私人民兵通常被用来破坏罢工），禁止雇主在劳动合同中添加免除自己的事故责任的条款，即使那些事故是由于公司严重疏忽造成的。在二战之前，远西地区一直都是经济民粹主义、工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温床。当地人选出了一大批像蒙大拿州参议员伯顿·惠勒（Burton Wheeler）以及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这样的进步人士。伯顿·惠勒来自马萨诸塞州，支持工人反对阿纳康达铜业；威廉·博拉支持要求设立联邦劳工部的法案。这一地区的人们认为华尔街的金融家引发了大萧条，因此对他们充满了敌意。1932年，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罗斯福横扫远西地区。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使得新英格兰、新尼德兰和西海岸的左翼势力与远西地区人之间出现了裂痕。“自由主义正在同山地诸州支持的普遍流行的经济进步主义划清界限，”共和党战略家凯文·菲利普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写道，“并且正在转变为一种对于原来激进的山地诸州来说缺乏吸引力的福利机构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他们都认为东北地区之人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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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这些企业联盟卷土重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支持那些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政治候选人，以及攻击远西居民们的另一个历史宿敌——联邦政府的方式。就联邦政府而言，大多数民众早就制定了简明的议程：离开，别管我们，给我们更多的钱。这些居民希望在哥伦比亚河上游修建水坝，但不接受保护鲑鱼的法律法规。这些居民希望华盛顿方面继续提供20亿美元的灌溉补贴，但不愿联邦政府试图阻止他们把这些补贴用于开采完本地区最后一个古老的含水层。不少远西地区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从该地区以外的利益集团获得大部分竞选捐款，并已成为在该地区作业的外部公司最可靠的拥护者。不过，他们是通过个人自由要摆脱政府暴政这一自由主义说辞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反对联邦政府干涉人民的日常生活，”怀俄明州参议员约翰·巴拉索（John Barrasso）在2009年宣布成立参议院西部党团时解释说，“政府应该摆脱繁荣、自由的老路……不能通过花掉纳税人数百万美元或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来促进经济发展。”犹他州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补充说：“参议院西部党团的目标之一是挫败华盛顿精英及其极端环保主义联盟的反石油议程。”哈奇的犹他州同僚罗伯特·本内特（Robert Bennett）补充道，“是时候认识到美国西部所代表的巨大宝藏，并以一种明智的方式来开发这些宝藏了”，并且指出这些能源资源一直“延伸至加拿大”。这些参议员并未提议通过提高伐木使用费或公共土地放牧费至市场价格来增强企业捐赠者自力更生的能力，也并未提议让大型农业综合企业补偿纳税人在沙漠中修建的用于灌溉棉花的水坝以及水利项目的实际运营成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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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远西地区对联邦政府的敌意一直是这一极度厌恶权威的地区与北美大陆最具权威性的民族结成原本并不可能的同盟的黏合剂，对北美以及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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