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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五章 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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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酝酿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北美文化冷战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演变成了公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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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各个联盟都经历了内战:在迪克西集团内部,非洲裔美国人反抗种族隔离和种姓制度;北方联盟中的四个民族则面临着青年人领导的文化起义。这两起破坏稳定的事件起初都是各自集团内部心怀不满人士领导的本土现象,但很快就招致了外部势力干预。在第一场起义(民权运动)中,北方民族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北方的民族动用联邦权力,调动联邦军队以迫使沿海低地、大阿巴拉契亚,以及南方腹地的白人废除他们自己视若珍宝的种族种姓制度。在第二场“起义”(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中,迪克西集团的政治领导人通过反对西海岸、新尼德兰以及新英格兰的年轻革命者来干预这场以北方联盟为基础的文化转变。这些革命者的议程与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所代表的一切截然相反。由于国内革命而元气大伤的迪克西集团领导人短期内无法阻止青年人运动,但他们自此带头努力收回叛乱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这两场起义引发的区域间的仇恨极大地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分歧,不利于21世纪初美国寻求共同点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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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之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重建”,是因为民权运动对南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是因为新英格兰人和内陆地区人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在迫使南方做出改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与第一次重建一样,南方非洲裔美国人发起的这场引人注目的和平起义[1] 永久性地改变了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但这场运动也促使白人在这些民族和大阿巴拉契亚的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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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迪克西集团的三个民族仍然处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三个民族的公民——白人和黑人——被要求维护一个一成不变、无孔不入的种族隔离制度。整个迪克西集团内部甚至要求成年黑人称呼白人青少年为“先生”、“小姐”或“太太”,同时禁止白人以这些头衔称呼任何年龄段的黑人,取而代之的是“小孩”、“大妈”或“大叔”。黑人和白人不能一起就餐、一起约会、一起做礼拜、一起打棒球或一起上学。种姓制度要求黑人和白人使用各自的饮水机、休息室、候诊室以及建筑物入口;工厂要设置独立的生产线,一个黑人无论经验、成就或资历如何都不能晋升为“白人”职位;剧院、午餐柜台、餐厅、铁路公司和公共汽车系统都要按照种族设置座位。在密西西比州,印刷、出版或传播“支持社会平等或白人与黑人之间通婚的建议”都是违法的,违法者将被处以最高6个月的监禁。在民选官员、报纸编辑、传教士和当地名门望族的公开批准下,三K党人和其他治安会组织对违反这些规定的黑人实施酷刑,甚至处决这些黑人。违反这些规定的白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更为糟糕的是,这些白人家庭由于被烙上“黑鬼情人”的烙印而受到了社会的排斥。除了少数人之外,迪克西集团的白人宗教领袖从神学的角度支持该制度或者保持沉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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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腹地的非洲裔美国人领导了这场运动,挑战了整个地区的种族隔离政策: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歧视政策(1955~1956);小石城中心高中(1957)、路易斯安那州奥尔良教区小学(1960)、佐治亚州的大学(1961)以及密西西比州的大学(1962)禁止黑人学生入学的政策;密西西比州否定黑人投票权的政策(1962);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行业隔离以及禁止集会的政策(1963);或许最令人痛心的是,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市(1965)血腥的投票权抗议活动。这场运动中最著名的大多数人都是南方腹地人,包括马丁·路德·金牧师(亚特兰大)、约翰·刘易斯(亚拉巴马州南部)、詹姆斯·梅雷迪思(密西西比州中部)和罗莎·帕克斯(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他们得到了来自新尼德兰(罗伯特·摩西、惨遭杀害的活动家安德鲁·古德曼以及迈克尔·施沃纳)和新英格兰(马尔科姆·X)的黑人和白人民权活动家们的支持。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新英格兰人的偶像——是来自白宫的重要支持力量,并且为大阿巴拉契亚的得克萨斯人林登·B.约翰逊提供了在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之后继续实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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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迪克西集团的南方白人最初不相信这场运动。这些白人习惯性认为,“我们的黑人”对于遭受压迫、低人一等、被剥夺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感到“幸福”。显而易见,他们自己可爱的黑人正受到南方腹地政客口中的“外部鼓动者”——新英格兰人和新尼德兰人——的操纵。这些新英格兰人和新尼德兰人通常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与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的自由观念一致,白人抵抗者一致认为,起义是要剥夺白人的“自由”,包括白人压迫他人的自由。就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种族隔离违宪的同时,南方腹地的立法者成立了州反颠覆机构,负责调查并挫败一切“推翻我们政府形式”的努力,拥有窃听权和传唤权。[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宣布民权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颠覆了“密西西比州的生活方式”,仅仅是因为这个组织参与了帮助黑人选民登记这一完全合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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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人对种姓制度发起挑战时,迪克西集团的许多人承诺要做出“大规模抵抗”。他们为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采取的极端措施暴露了该地区视若珍宝的风俗习惯的非人道和专制的本质。为了阻止9名黑人学生就读小石城中心高中,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召集了手持刺刀的国民卫队。他的这一行为迫使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部署第101空降师,并将整个阿肯色州国民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管理之下。随着南方腹地学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愤怒的白人暴徒不仅嘲笑、奚落和威胁受到惊吓的黑人学童,还威胁那些继续就读于名义上整合的公立学校的白人儿童及其家长。整个迪克西集团的社区通过关闭整个公立学校系统、大幅削减财产税以及帮助成立白人专门私立学院来进行反击。(沿海低地)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多年来一直没有公立学校——剥夺黑人和贫穷白人一切接受教育的权利——直到最高法院裁定,此举是违宪的。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一座白人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试图招收黑人信徒时,他自己的执事组成了“颜色卫士”,把这些黑人信徒拒之门外。三K党人谋杀了黑人和白人民权工作者,而市政府只是调换消防水带,攻击狗,布置骑兵参加和平游行。要在综合性学校和根本没有学校之间、在结束“吉姆·克劳”式的压制黑人权利和接受暴民统治之间、在放弃南方“遗产”的某些方面和被迫采取令人不安的措施以捍卫这些遗产之间做出抉择,本地区的大量白人选择至少象征性地做出改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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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整个迪克西集团的接受程度参差不齐,在约翰逊总统1964年签署《民权法案》之后尤为如此。《民权法案》剥夺了联邦政府向隔离学校拨款的权力,并迫使大多数企业进行整合。几乎所有南方腹地、沿海低地或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国会议员都反对此项法案——包括那些在内战期间仍然停留在联邦内的州[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前三K党成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领导了长达三个月的阻挠行动。]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报道称,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和沿海低地的一体化进程进行得最为顺利,而在南方腹地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以及佐治亚州西南部,一体化进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此后,在国家舞台上最激烈的种族隔离制度捍卫者都是南方腹地人:佐治亚州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Lester Maddox,他曾宣称自己被这些变化奴役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兼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一个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总统候选人。22岁时,他和家里16岁黑人女佣生了一个孩子)、亚拉巴马州州长兼四届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他“向暴政发起挑战”,发誓“现在实行种族隔离,明天实行种族隔离,永远实行种族隔离”)。直至21世纪,南方腹地人就是否展示南方邦联旗帜及其遗产意义等方面发生了冲突。在此问题上,最尖锐的矛盾出现在南卡罗来纳州也就不足为奇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领导人坚持要在州议会大厦上悬挂南方邦联旗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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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重建虽然推动了关键的社会变革,但并未改变迪克西集团私人新教徒的价值观。南方福音派世界观在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的许多白人中更加根深蒂固。他们抵制社会改革,拒绝解除文化禁忌,并越来越多地试图打破教会同国家之间的壁垒,以便将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强加给其他人。一开始,由于南方福音派教徒和原教旨主义者集中精力建立必要的体制机制,以便在国家舞台上迎战自己的北方对手,所以反击悄然进行。许多由白人设立、为避免与黑人一起上学的私立学校被改造成基督教学校,提供“信仰”教育,强调保守价值观、创造论以及对权威的服从。(此类学校给家境不太富裕的白人带来了经济负担,促使福音派领袖通过“学校代金券”来接受纳税人对学校的支持。)迪克西传教士尤其通过电视创造了强大的媒体帝国,如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的基督教广播网络、比利·葛培理布道团(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的PTL俱乐部。他们建立了一个由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大学组成的网络,比如罗伯逊创建的摄政大学(Regent University,致力于培养第二次降临到来之前“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福尔韦尔创建的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教育学生们恐龙化石有4000年的历史),以及鲍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直到1971年才招收黑人学生,直到2000年才解除对跨种族约会和结婚的禁令)。到20世纪90年代初,迪克西集团的宗教人士已经准备好同北方民族强加给邦联的世俗的、性解放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大政府”精神做斗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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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克西反动派努力维护种族隔离的同时,新英格兰、新尼德兰和西海岸的保守派在20世纪60年代为遏制一场完全不同类型、由青年推动的文化革命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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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社会运动融合了世俗化清教徒追求乌托邦式理想的道德冲动、新尼德兰追求的自由思想以及内陆地区盛行的宽容和平主义,试图通过打破迪克西白人努力保护的各种传统制度和社会禁忌来改造和改善世界。1962年发布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被认为是这场“青年运动”的创始性文件,融合了新英格兰人和内陆地区人的核心价值观。这份宣言呼吁全面裁军,结束“永久经济战”,培养每个人“无限宝贵及……尚未实现的理性、自由和博爱能力”——威廉·佩恩领导的早期移民无疑会赞同这些声明。这份宣言要求结束“深深根植于个人财产、特殊利益或经济状况的权力”,建立“参与式民主制”,由“公共团体共同做”决策——早期清教徒可能会起草这样的谈话要点。只要公民把公共部门从公司和军事力量的暴政中抢夺过来,公共部门就被视为一股向善的力量。这场运动与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的价值观相去甚远,而这种差距在越南战争、1968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使得其追随者变得激进之后只会扩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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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虽然受到了民权斗争的鼓舞,但几乎没有触及迪克西集团。这场革命中爆发的主要事件、领导人以及产生的持久影响仅仅局限于北方四个民族:新英格兰、新尼德兰、内陆地区和西海岸。嬉皮士运动起源于旧金山湾区和曼哈顿的避世运动老巢。青年运动的主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成立于新英格兰的密歇根州,在新英格兰(哈佛、康奈尔、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密歇根、奥伯林、宾厄姆顿)、西海岸(伯克利、斯坦福、里德)、新尼德兰(哥伦比亚、纽约城市大学)和内陆地区(斯沃斯莫尔、安蒂奥克、厄勒姆)的校园里拥有大批追随者。言论自由运动(1964)和夏之爱运动(1967)均集中在旧金山湾区。伍德斯托克节(1969)和肯特州立大学惨案(1970)都发生在新英格兰。石墙事件(1969)——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分水岭——发生在格林威治村,而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成为西方同性恋文化之都。后来,更激进的组织也从这些民族涌现出来,比如黑豹党(Black Panthers,成立于奥克兰)以及地下气象员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的三个团体。开现代环境运动先河的“地球日”是由威斯康星州的一位参议员构想出来的,在西雅图的一次演讲中得到了推广,并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带头发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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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地区和新法兰西也爆发了解放文化的起义。前者取得了部分成功,而后者在建立一个独立的魁北克民族国家之前就戛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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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吞并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来,北方人就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特别是在得克萨斯州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这两个地区的大多数“盎格鲁人”来自南方腹地或大阿巴拉契亚。地方政府和学校董事会完全处于盎格鲁人管理之下,即使在有60%~90%拉美裔人口的地区也是如此。克里斯特尔城是得克萨斯州南部一个95%的居民都是北方人的小镇,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早期之前,盎格鲁少数派拥有几乎所有的土地和企业,并掌管市议会和学校董事会,确保北方青少年在啦啦队中也是少数。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年轻的北方人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组织选民登记,参与各种公民运动。在克里斯特尔城,他们悄悄地动员选民接管市议会(1963),并明目张胆地夺取了校董会中的大多数席位(1969),使他们自己能够任命一名北方人主管及大量教师和啦啦队队员,这使得盎格鲁少数派大为震惊。在圣安东尼奥,北方的激进分子与罗马天主教牧师合作,以动员选民于1975年控制了市议会。亚利桑那州尤马族人塞萨尔·查韦斯(César Chávez)组织了农业工人进行联合抵制,以改善南加州和得克萨斯州农场的劳动条件。在洛杉矶,激进的“褐色贝雷帽们”(Brown Berets)组织学生罢课,抗议警察暴行,甚至短暂占领了圣卡塔利娜岛并宣布其主权归墨西哥所有。20世纪60年代以后,北方人不再是北方地区孤单弱小的居民;从地方学校董事会到美国参议院,再到新墨西哥州州长官邸,北方人开始重新管理这个地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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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爆发的“寂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有点用词不当。经过一个世纪的盎格鲁-加拿大人和天主教统治之后,魁北克人民于1960年选择了一个自由改革者让·勒萨热(Jean Lesage)来领导该地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勒萨热及其盟友按照战后法国大都市的路线来改造魁北克的机构,使公共教育世俗化,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福利地区,联合公共劳动力,并将能源公用事业国有化,从而成立了一个强大的国有联合企业——魁北克水电公司(Hydro-Québec)。勒萨热所在的自由党宣称,新法兰西人民将成为“自己家的主人”。激进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LQ)创始人皮埃尔·瓦尔利耶斯(Pierre Vallières)撰写了一份名为《美国白人黑鬼》(White Niggers in America )的宣言,将魁北克的解放斗争比作美国南方黑人的解放斗争。但是,魁北克解放阵线没有接受金牧师的非暴力策略。1969~1970年,魁北克解放阵线炮轰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造成27人受伤)以及蒙特利尔市市长的家,绑架并谋杀了该省副省长,促使渥太华当局宣布戒严,以便成功围捕该组织的头目。此后,选民们让奉行分离主义的魁北克人党上台执政。该党立即承认土著民族的自决权,确定法语为该省唯一的官方语言,并于1980年和1995年两次发起独立公投,但均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公投以0.4%的微弱劣势惨遭失败。时至今日,魁北克绝对是自己家园的主人。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魁北克人是否会接受把自己的家园完全留在加拿大联邦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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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文化战争实质上是20世纪60年代斗争的恢复,北方四个民族的大多数民众普遍支持社会变革,而迪克西集团的绝大多数人则捍卫传统秩序。(基于目前的问题,北方地区和远西地区的观点各不相同。)就像迪克西集团倡导创造论、学校公祷、禁欲性教育、堕胎禁令和州权利一样,北方联盟争取公民自由、性自由、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以及环境保护的运动都成了制造分裂的群体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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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保运动为例。“地球日”之前的整个运动史都发生在四个公共新教徒民族中。在这些民族中,精神生活的重点是改造这个世界而不是为来世做准备。北美大陆第一个基层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于1892年在旧金山成立,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老师们给予了大力支持。耶鲁大学毕业生乔治·伯德·格林尼尔(George Bird Grinnell)来自纽约,他以位于纽约的奥杜邦协会(Audubon Society,1905)为基础,同娱乐性射击运动员大规模屠杀鸟类的行为做斗争。另外一个纽约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了联邦政府参与环境保护的先河,他建立了国家森林、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系统。罗斯福的新英格兰远房侄子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936年创立了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被誉为野生动物管理科学之父、荒野协会(Wilderness Society)的创始人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是移民到内陆地区中西部的德国移民的后代,在耶鲁大学接受过教育,在新英格兰的威斯康星州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环境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51年出版了《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 ),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卡森是内陆地区的宾夕法尼亚人,分析新英格兰缅因州的生态系统。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两个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和环境保护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总部都设在新尼德兰地区。在伯克利人大卫·布劳尔(David Brower,他还创立了地球岛研究所和环保选民联盟)的支持下,西海岸城市温哥华出现了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华盛顿州沿海地区出现了激进的海洋守护者协会(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旧金山出现了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被誉为阿巴拉契亚国家步道之父的本顿·麦凯(Benton MacKaye)根本不是大阿巴拉契亚人,而是一个受过哈佛教育的康涅狄格人,他的祖父母都是著名的新英格兰废奴主义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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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迪克西集团占到了将近美国一半的领土,但迪克西集团并没有惹人注意的绿色环保运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将其推进世界意识潮流之后。北方地区和远西地区的政治领导人经常和迪克西集团一样对保护自然资源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2009年,美国众议院勉强通过了一项限制和交易碳排放以应对全球变暖的法案。这项法案在新尼德兰、西海岸和新英格兰几乎获得了人们的一致支持,包括新英格兰每一位国会议员的支持;在远西地区,两党几乎一致反对这项法案;大阿巴拉契亚和南方腹地绝大多数立法者也加入了反对的队伍;沿海低地和内陆地区分裂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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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1972年《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反对声音也是地区性的。所有由南方腹地人控制的州政府都拒绝批准此项修正案,那些由大阿巴拉契亚人控制的州政府反对或撤销批准此项修正案(西弗吉尼亚州除外)。由新英格兰人、内陆地区人以及西海岸人主导的各州都批准了该修正案,伊利诺伊州除外(大多数议员批准了该修正案,但并未达到州宪法要求的五分之三的多数议员同意这一要求)。沿海低地不再主宰任何一州,但受沿海低地文化影响仍然最强的一个州——弗吉尼亚州,也反对批准该修正案。(远西地区四分五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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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针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也沿着可预见的地区路线发生分歧。在北部的三个新英格兰州,立法机关通过了允许同性结婚的法律。另外三个州的州法院也强制推行同性婚姻:新英格兰的康涅狄格州和新英格兰(内陆地区)的艾奥瓦州以及横跨三个民族的加利福尼亚州。(尽管几乎每一个西海岸的县的选民都反对,但加利福尼亚的远西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居民还是叛变了,他们通过2008年的公民投票推翻了法院的裁决。)相比之下,迪克西集团控制下的各州都通过了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或宪法修正案。在另一个问题上,《今日美国》于2006年报道,如果罗诉韦德案[12] 被推翻,那么南方腹地控制的每一个州都有望禁止或大大限制堕胎服务;新英格兰的每一个州,以及新尼德兰和西海岸的州,都将保护妇女的堕胎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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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将探讨军国主义以及国防问题。但在企业行为方面,这两个集团也存在分歧。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叛逆者认为大企业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破坏地球,使个人丧失人性。相比之下,迪克西集团的各民族则继续颁布政策,确保自己仍然是由一党专政政体控制下低薪资的资源供给殖民地。一党专政政体致力于为富裕精英的利益服务。为了维持低薪资,迪克西集团各州都通过了法律,使组织工会(迪克西集团的政客们将工会作为保护“工作权”的卖点)或提高最低工资变得困难重重。税收太低,以至于无法充分支持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事业机构。北方联盟中司空见惯的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区域,甚至是在休斯敦这样的大城市也被视为对商业发展的阻碍。就在20世纪80年代,休斯敦尚有数百英里未铺砌、未安装照明设施的街道。众所周知,从路易斯安那州的油气田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养猪场,环境监管和工作场所的安全规则相当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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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针对经济发展、税收政策以及社会支出的大相径庭的做法只会加剧文化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民权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结束之后,迪克西集团通过在一个非工会化的环境中为境内外公司大幅降低工资和税收以及简化各种规章制度的方式,吸引了大批新英格兰以及内陆地区的制造业部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和之前的纺织业和林产品行业如出一辙,北美大陆新英格兰的汽车工业几乎毁于一旦,被南方腹地和大阿巴拉契亚的外资工厂取而代之。一些观察家担心,“新邦联”将迫使其他民族纷纷效仿他们的做法,把整个联邦变成一个为西欧和东北亚发达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业社会服务的“低工资的巨大出口平台”。与此同时,创新和研究越来越集中于知识集群,其中大多数知识集群位于那些强调教育和理性主义的地区。就像第一个“硅谷”是在波士顿128号公路(也称新英格兰公路)周围出现的一样,谷歌、苹果、微软和亚马逊都是在西海岸城市周围形成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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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战争并不仅限于国内问题。事实上,文化战争经常迅速蔓延至战争与和平、人道主义干预和联邦在世界舞台上的适当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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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迪克西集团内部反对“吉姆·克劳”的运动是甘地式的,但北方联盟对非正式种族主义的不满引发了底特律的武装起义和其他许多城市的暴力骚乱,特别是在马丁·路德·金惨遭暗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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