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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170627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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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三章 埋葬：“照料死者的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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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家乡埋葬亲友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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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E.鲍恩，马萨诸塞州第15团186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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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么目瞪口呆，无论多么精疲力竭，也无论多么不胜悲伤，在战斗结束后，士兵们仍有更多工作要做。内战主要战役所带来的大屠杀，甚至是小冲突中的死难者，对那些肉体与情感受到战斗冲击而仍惊魂未定的人而言，都构成了一个直接的挑战。士兵们不得不抛开自己的痛苦而去照顾伤员、料理死者。在一场夏洛战役之后，在一场安蒂特姆战役之后，在一场葛底斯堡战役之后，需要处理的尸体数目之巨大，既超出了行政部门的想象，也非后勤能力所及，因为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提出了一个迫切而严峻的现实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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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美国人，是在一个关于如何恰当对待死者之预设的更大语境中，面对这一关于内战阵亡者的危机的。整个人类，而非仅仅特定人群，都与之息息相关。1869年，安蒂特姆国家公墓的理事们这样解释道：“一个民族的文明与高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他们对他们死者所展示出的体贴和关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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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者为什么会关注死尸？当然，这是因为人们迫切需要处理掉这些尸体。但那只不过是尸体所带来的最具体、最直接的问题。早在战争爆发前的1854年，《哈珀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关注。该月刊编辑亨利·雷蒙德（Henry Raymond）是《纽约时报》的创始人，也是林肯在战时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猜想，在这个科学与进步的现代，“人类肉体之神圣性”观念是否太过时了。他援用了历史、哲学、宗教与理性，最终坚持了相反的结论。“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时代，在不同阶级与地位的人群之中，我们总对我们那尘世的遗体有着深厚感情。”文章继续说道，肉体不只是一个物品，不只是“像一幅画、一本书、一件衣服，或其他曾属于死者”的东西。尸体仍保存着“一些曾经的自我”。而从主流新教教义角度来看，尸体也包含一些未来与不朽的自我。人类肉体“不像物质世界的任一其他部分”，因为它“将被复活——是的，复活的正是同一个肉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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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肉体的救赎与复活不仅是形而上的事实，也是形而下的事实。因此肉体即便是死了或腐烂了，也仍贮藏着“留存的身份”。肉体因而需要“神圣的尊敬与照料”；这种关怀的缺失则表明，某一社会是“一个道德败坏且仍在迅速败坏的社会”。遗体是人类身份的贮藏处，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它代表了一个人固有的自我与个性，同时，它也是那个人的人类特点的具体体现。这种人类特点，即是那将人类遗体与动物尸体区分开来的永生希望——对于动物来说，它们既无对死亡的意识，也无肉体或灵魂不朽的希望。这种对肉体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要求人们对它予以关注，哪怕是在生命消逝之后；它需要得到人们常说的“体面”埋葬，以及为死者量身定制的葬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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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士兵们为自己的遗体深感忧虑，尤其是当他们开始遭遇这个使尸体几乎无法得到传统尊重的环境之时。一位南卡罗来纳州人从弗吉尼亚州前线写道：“我在这儿看到很多坟墓，不知何故，我害怕被扔到一个被人忽视的角落，或是被人践踏。”他的愿望是能被带回故乡。密西西比州第11团的杰里迈亚·盖奇则有着不同的想法。在葛底斯堡，他在临终时给母亲写信，劝她不要为无法将他的遗体找回而感到遗憾。他最后说道，请“像埋葬我的战友那样将我掩埋。但要深埋，兄弟们，要深埋，这样野兽就不会发现我”。南部邦联的托马斯·J.基也有着这同样可怕的忧虑：“在战场上被杀害，而无一只善良的手将遗体掩埋，以使它避开世人的目光或野兽秃鹰的啮噬，一想到这些我就毛骨悚然。”另一名北方士兵则用他最后一口气表达了不同的担忧：“不要让叛军发现我。”被送归家人的怀抱，或至少同战友光荣地葬在一起并免遭敌人或禽兽侮辱——这些是北方与南方士兵共同关心的事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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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开始之时，双方的军官都试图建立规范化的埋葬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正在腐烂的尸体，以及它所释放出的“恶臭”，会严重危及公众健康。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许多死亡源于麻疹与腮腺炎等疾病的蔓延；人们从通常与世隔绝的农村地区群聚到军营之中，相互传染着新的疾病，这是这些流行病爆发的原因。南北双方都命令军事医院建立公墓。每个联邦军队医院都被要求建立“停尸房”，以放置尚未埋葬与等待验尸的尸体。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医院工作人员会为那些将被埋葬者做详细记录，并为他们提供有尊严的埋葬；如果军队暂不离开，他们还要负责维护坟墓。例如1861年在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的南部邦联医院的账本，便定期统计着付给挖掘坟墓与制作棺材的工人的工钱总额。尸体将被置于这些棺材中，继而在得到妥善管理的公墓中下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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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总医院附近“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总医院附近的士兵坟墓”。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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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战事升级和部队开始在战场上交火，对于那些在战斗中、在分散的土地上，或是在匆忙建成的战地医院中死去的人而言，这些公墓便开始显得完全不够用了。在战争的结尾，联邦医院的一位原管理人还悔恨地记得，自己未能详细地记录死者情况。他解释说，战地医院是在紧急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因此一切事情……都是在匆忙之中被安排的。你因而会理解在埋葬死人时表面上的混乱了……我的同事和我能够照料伤病员，那都是顶着极大的困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所以，对于那些无法再施救的人，我们便无法给予照料了。”如一位联邦牧师所说：“我们学到了关于照料死去士兵的新课，也学到了关于在这战火连绵的紧迫关头不去照料他们之必要性的新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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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7月的晚些时候，第一次布尔河战役爆发。这场战役所造成的伤亡情况促使军官们重新意识到，他们没有为如此多的阵亡者做好准备。次年9月，联邦军队发布了“通令”第75号。这条命令规定，指挥官有责任埋葬那些在他们管辖范围内死去的士兵，并应当向陆军副官长办公室提交一份记录他们死亡信息的表格。六个多月后，“通令”第33条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些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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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确保在战斗中已阵亡者及将要阵亡者得到体面的埋葬，兹规定，指挥官有责任在刚控制某一战场时，便在战场附近的某一合适场地划分出小块土地以埋葬那些遇难者遗体。其坟墓上当竖有记载编号的墓板，在可能的情况下，墓板也应载有受葬者姓名。每一公墓都需有一登记簿，记载各墓板上的标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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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语言恰揭示了这一命令有多么乌托邦。实施这些政策所需的组织机构与资源甚至是无法想象的，更不必说去提供它们了：联邦军队没有正式的埋葬分遣队，也没有坟墓登记小分队，而覆盖全面的救护车服务是直到1864年才实现的。迟至1862年8月的第二次布尔河战役，联邦部队的一个师在作战时甚至没有一辆救护车来运走伤亡人员。南部邦联军队也通过了相似规定，明确了指挥官埋葬死者的职责：处理他们的财产，甚至还包括清还他们的洗衣店账单。但同北方军队相比，南部邦联军队也未曾更系统地关注过这些命令的遵守情况。在一场战斗结束后，埋葬死者似乎总是一个临时举措，一个需要调动当时当地特定资源的临时举措。这些资源包括：可供差遣的部队，可供调用的战俘，与可被征募的平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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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战斗后，通常要在很长时间后死者才能得到埋葬，这表明了部队后勤能力的欠缺与准备的匮乏。战场上的紧迫常常会耽误对伤者的照料，更不必说死者了。在军事优势可能将出现时，指挥官很可能会拒绝为移走战场上的伤亡者而休战的提议。例如在1862年的半岛战役期间，在弗吉尼亚州汉诺威法院，联邦上校亨利·威克斯向其指挥官报告说：“敌人拒绝让我们的埋葬队进入。”在一场战斗胜负见分晓之前，士兵可能已在战场上死去或垂死挣扎了数小时甚至数天。1864年6月6日，楠塔基特人乔赛亚·墨菲报告说，科尔德港战役的阵亡者已在他们倒下的地方躺了三天了。最终，一个24小时休战协议打断了这无休止的战斗，使士兵能够埋葬他们死去的战友。一份北方报纸解释了在1864年的这场春季战役中，格兰特为何拒绝了“休战”48小时以使死者得以安葬的提议：“李双膝跪地乞求给他埋葬他的阵亡士兵的时间。但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将军的职责只同活人有关。”平民与士兵都开始懂得，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的涵义与紧迫性：“让死者埋葬死者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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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多情况下，对死者埋葬的耽搁，是因为部队无法调动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安蒂特姆战役爆发的1862年9月17日，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斗日。这场战役使联邦与南部邦联的军队都大为震惊。李一瘸一拐地向南方缓缓走去，将战场——以及双方死者——留给了联邦军队。麦克莱伦似乎被战斗的惨烈震住了，因而未能把握住他取得了胜利这一战略优势，去追击南部邦联的穷寇。当他的部队面对着眼前的浩劫时，他们似乎也同样陷入了惊愕之中。23000人与无数骡马死亡或受伤。一名联邦军医报告说，战斗结束一周后，“死者几乎全部都没有埋葬，它们释放出的恶臭甚至可能引发一场瘟疫”。他描述道：“至少1000具尸体沿着一条直线排开等待下葬。它们变黑浮肿，血液与气体从其每一孔窍冒出，蛆则在它们脑袋上狂欢作乐。”在十多天后，一名护士在到达安蒂特姆时发现，直到那时，士兵尸体仍散布于战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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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的一支埋葬队“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的一支埋葬队”。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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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一些指挥官便立即派遣了小分队去埋葬死人。在9月17日的战斗中，纽约州人伊弗雷姆·布朗光荣夺取了一面叛军的旗帜。然而两天后他却发现，自己被派去将南部邦联人埋在此前自己取得胜利的阵线旁。在一片延伸了55码的范围内，他的分遣队发现了264具尸体。布朗的勇气换来的是这一可怕的差事，这可能会使他愤懑不满。要知道，部队有时由于违反了军纪或是有其他缺点，才会被安排去埋葬死者。宾夕法尼亚州第130团的S.M.惠斯勒伤心地报告说，安蒂特姆战役三天后，他的连队“因惹得所在旅指挥官不愉快，而被光荣任命为”战场某区域的“首席殡葬师”。军官们常以一种既实用又有惩罚性质的姿态，命令战俘埋葬他们自己的死难战友。例如在战争后期的一次交战之后，联邦战俘“被派去埋葬他们那被忽略的死去战友。他们那未被埋葬的战友，正在树林与田野中腐烂，这一场景使他们颇觉恶心”。而一位南部邦联军官却以此为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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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特姆。聚集在一起准备下葬的“安蒂特姆。聚集在一起准备下葬的南部邦联死难者遗体”。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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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蒂特姆战役之后，宾夕法尼亚州第137团的奥里根·宾厄姆较为轻松，因为他所在的团被要求休整待命。但紧接着，他和他的战友便发现，他们正面对着“在所有我们承担过的任务中，或许最令人不快的任务；言语无法描述这恐怖的场景”。士兵们阵亡于9月17日，周三；周日，第137团抵达战场。虽然联邦将士的尸体已被埋葬——或许是被他们自己的部队与战友埋葬的，但数百具南部邦联士兵的尸体仍在战场。宾厄姆从宪兵司令办公室取得了为他战友买酒的许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喝醉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执行命令。这种环境几乎无法使人尊敬地对待死人，而下流的笑话与醉醺醺的闹饮充斥着整个埋葬现场。另一个埋葬队震惊于尸体数量之多，因而采用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办法，来使他们的任务具有可操作性：在一个不明智地舍弃了自己房屋的农夫的院子里，一小队筋疲力尽的联邦士兵将58具南部邦联士兵遗体扔进了一口井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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