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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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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5月29日下午到达费城的。刚在费城市中心的夸特尔斯俱乐部旅馆（Club Quarters）住下，就接到迈克尔的电话，他要来接我去看费城的风景，晚上请我吃饭。他开车带我沿富兰克林景观大道往西北走，奔驰于斯库尔基尔河（Schuylkill River）两岸，驱车观景，目不暇接。迈克尔年过七旬，身体健旺，反应机敏，开车就像小伙子一样麻利和威猛。这座以“兄弟之爱”为名的城市，在美国早期是一个具有中心意义的地方。迈克尔一面开车，一面为我指点解说。沿路绿树掩映，房舍参差；所过之处多有博物馆、剧院和展览馆；街头、路畔、坡上和河岸，随处可见雕塑，多为美国早期史上的知名人物。在这里，自然、人文和历史交融无间，让人赏心悦目。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讨论美国革命，看来是适得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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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是开幕会，在宾大法学院的一个报告厅举行。迈克尔考虑到我不熟路，特意来住地接我。同行的还有爱德华·康特里曼。[3]迈克尔带我们到沃尔纳特街（Walnut Street）坐公交车去宾大校园，可久等不见车来，他只好临时决定打车。我感到，打车对他来说似乎要下很大的决心，其实到那里的车费不过六七美元。看来美国教授的消费观念，跟我们真是很不一样。会场在第34街和切斯特纳特街（Chestnut Street）交口一带的法学院。我们到达时，地下一层的报告厅门口已聚集了不少人，正在领取会议材料和胸卡。迈克尔把我介绍给刚遇到的一些与会者，多数人我都没有听说过，他说了一遍名字，我自然也记不住。他是会议的组织者，要招呼的人很多。我离开他，自己进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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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厅的场面让我吃了一惊。大约有两百多个座位的屋子，很快就要坐满了，而且陆续还有人走进来。在出发前，我接连收到了迈克尔群发的两封信，说会议的规模超出了他的意料：要求注册参会的人数超过百人，旁听的人可能更多，其中不少是业余爱好者，包括博物馆工作人员、中学教师、律师、导游等。我后来发现，这些旁听的人中，居然有大名鼎鼎的约翰·迪莫斯（John Demos）。他是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写过《小小的共同体》，描述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家庭和社会，是我颇为喜欢的一本书。我还听说，从明天开始，美国电视“历史频道”要为会议全程录像，还要采访部分与会的学者。这样一个专深的小型会议，居然能吸引这样多的人，不免令人暗暗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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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坐在边上的艾伦·泰勒（Alan Taylor）谈了几句，问他最近写了什么书。他说是一本关于1812年战争中的黑人逃奴事件的书。这倒是个很少听到的题目，便细问了几句。然后，我就低头翻看会议次序册，从评论人名单里看到了好些熟悉的名字，除了康特里曼和泰勒，还有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劳雷尔·乌尔里克（Laurel Thatcher Ulrich）、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丹尼尔·里克特（Daniel Richter）等人。他们多是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知名学者，不少人的书我都读过。从这个名单还可以看出，在所有发言和评论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的母语不是英语。将要和这些人同台做学术讨论，我感到有点压力。担心的并不是见解，而是口语表达。像我这种成年后才学英语的人，本来就先天不足，加上平时很少有使用口语的机会，要在会上即兴发言和回应，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既然来到这里，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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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会的礼节性程序很短暂。先是年轻的帕特出场。他手里按动一个小喇叭，发出一种尖利的叫声，提示大家安静下来。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会十分熟悉这个小喇叭的声音，它的作用就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召唤到会议上来。大家便哄然大笑。帕特介绍了会议的缘起，迈克尔则感谢了给予会议支持的机构和个人。接着是由丹尼尔·里克特主持圆桌讨论。他现在是宾大麦克尼尔中心的主任，主持首场会议自然非他莫属。这一场的主讲人是爱德华·格雷（Edward Gray）和简·卡敏斯基（Jane Kamensky）。他们两人合作主编了一本《牛津美国革命史手册》，今年刚见书。卡敏斯基在布兰代斯大学教书，她先谈了编《牛津美国革命史手册》的一些感想。她说，革命史研究与几十年前大不相同，学者们关注的不再是重大问题，而是革命中的普通人；强调的不是革命的确定性，而是其“模糊性”。也就是说，革命不再被看成一种简单的进步的力量，而具有破坏作用。她特别提到，类似“意识形态”“建国之父”这样的词汇，很少出现在全书的索引当中。接下来，佛罗里达大学的格雷发言，重点谈了意识形态和共和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他以托马斯·潘恩为例说，人们看到他的名字，首先想到的是《常识》的作者，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激进分子；其实潘恩同样具有“治国的技巧”，他设计过一座桥梁，尽管后来实际建成的桥跟他的设计并不一样，但这体现了他的另一面，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务实技能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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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的发言只是引子，接下来听众的评论和提问十分热烈。大家争相举手，纷纷要求发言。两个年轻人在会场传递话筒，不停地满场奔跑。虽然各人说的东西并不一样，但总的思想倾向却惊人地相似：意识形态学派已经过时，贝林和伍德的路径对于理解美国革命不再有什么意义。那些年轻一点的人说起意识形态这个字眼，说起共和主义范式，说起贝林和伍德的名字，语气中饱含讽刺和揶揄，让人觉得现在还讲什么意识形态和共和主义，简直是一桩可笑和可耻的事。我不禁想，这跟中国的学术风气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对于前辈学者，无论其说是否仍然成立，总是抱有敬意和尊重，绝对不至于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他们。眼前的情形大概也体现了民主社会的特点，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不可冒犯的权威，也没有什么不能质疑的真理。不过，我又想到，这些人虽然对于贝林和伍德颇为不屑，但他们中间似乎还没有人写出足以传世的“大书”来。谁都喜欢以“流派”相标榜，过于趋新求变，这反映了美国学术的活力，但也是它的致命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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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上还有两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康特里曼说，照现在这种方式去做研究，可能会肢解美国革命史；不能把革命泛化，不能说有什么“印第安人之乡的革命”。主持会议的里克特笑着说：“确实是有印第安人之乡的革命呢！”全场立时爆发一阵大笑。大家心里都清楚，里克特的成名作叫《从印第安人之乡面向东方》，倡导从印第安人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早期史。他出面捍卫“印第安人之乡的革命”的提法，自然是不足为怪的。另外，普林斯顿大学的琳达·科利发言说，孤立地谈论美国革命，并不能清晰地认识其过程和结果的意义，而应该采取比较的视野，比较美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看看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科利说一口优雅而清脆的英式英语，在一片平民化的美式英语声调中，不免显得十分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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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会原定只有一个小时，结果延长了差不多半个钟头。散会后，麦克尼尔中心在邻街的一间屋子里办了一个招待会，备有酒水、点心和水果。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都在热烈地交谈，屋内一片嘈杂。我在门口遇见了伍迪·霍尔顿[4]，随意聊了几句。几年前我请他参加过“北京论坛”，这次重逢，不觉有几分亲切感。明天的会在另一个地方举行，我不熟悉路线，伍迪便答应带我坐地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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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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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31日开始，会场移到了美利坚科学研究会所属的富兰克林大厅。“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APS）是一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学术团体，国内通译“美国哲学学会”，可我觉得不大妥当。第一，这个团体成立于1743年，那时还没有美国，因之“American”不能当国名讲；第二，“Philosophical”在当时的含义并不限于哲学，而指所有关于自然和道德的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基础科学，似以译作“科学研究”为佳。这个团体的旧址在独立大厅附近，早已辟为历史纪念地。我们要去开会的富兰克林大厅，在原址对面的一栋大楼里，位于切斯特纳特街南侧，在第4街和第5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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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费城天气晴热，早上的太阳就有点晒人了。我和伍迪改坐公交车，早到了几十分钟。他要去接受“历史频道”的采访，我便一个人去“国家独立历史公园”闲逛。1997年夏天我到过这里，这次算是旧地重游。十多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建筑整修一新，树木更加蓊翳茂盛，游客好像也多了不少，尤其是中国游客很多，到处都能遇到讲汉语的人。我缓步走过整洁而小巧的木工大楼，从不同角度看了看独立大楼，又见到了富兰克林、罗伯特·莫里斯和约翰·巴里的塑像。我不免浮想联翩，发了一点思古的幽情。我想，革命年代这里是一种什么景象？即将开始的美国革命史讨论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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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九点开始。富兰克林大厅在大楼的中间，会议室就在一层。经过三四重门，进到一个约莫两百平米的屋子。进门两边放着饮料和点心，已有不少早到的人，手里端着杯子，正吃着点心，大约是没有吃早饭就赶了过来。屋子中间的走道两旁，摆了一百四十来把椅子，是那种金属框架布面椅，靠背不高，显得简易而朴实，坐上去倒也舒适。靠里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台子，上面摆着一个长条桌子和一溜椅子，右侧是一个讲台。台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三幅画像，分别是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三人均面朝左边，富兰克林居中，画幅比另外两幅要大一倍。既然叫做富兰克林大厅，这样的格局也是顺理成章的。稍后我又发现，上层还有一个阁楼，可坐几十人。楼上两边的走廊架着摄像机，想是“历史频道”的录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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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声喇叭响过后，大家落座，会议就正式开始了。上午会议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中的美国革命）”。前半场由四位年轻学者报告论文，主持人是安德鲁·奥肖内西。他是罗伯特·史密斯国际杰斐逊研究中心的主任，去年到北京开过会。那次会议是他同我合办的，因而也算是熟人了。他介绍了四位发言人的背景。台上的四位发言人中，只有两个女子还算年轻，而那两个男子须发灰白，看起来早已进入中年了。会议规定每人发言只有8分钟，迈克尔手握计时器坐在台下前排，对发言人有一种“威慑”的意味，提示他们不可超时。因此，有的发言人还带着闹钟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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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个是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凯特·恩格尔（Kate Carte Engel），谈的是革命前圣公会的主教任命事件。她把这个事件置于国际视野中看待，认为此事表明大西洋两岸的异端教派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内部联系，只是这种联系还相当脆弱，一旦帝国冲突公开爆发，大西洋两岸的同一教派也就分道扬镳了，此后美国走上了以自己国家为基础的宗教构建道路。第二位发言人是西北大学的凯特琳·菲茨（Caitlin Fitz），一个单瘦清秀、口齿伶俐的年轻女子。她的主题是1775—1825年“美洲革命的时代”对理解美国历史的意义。她说，在这50余年间，整个美国的白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独立宣言的原则，相信“不证自明的真理”和“不可转让的权利”；这种信念塑造了他们对拉美革命的态度，南方白人明知拉美革命反对奴隶制而仍表支持，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第三个发言的是西北大学的阿伦·福格尔曼（Aaron Fogleman）。他长期研究革命后的移民和人口问题，认为革命对移民模式的改变发生了重要影响，因为革命前的移民以不自由的移民（主要是奴隶和契约仆）为主，而革命后的移民则多为自由人。这次他进而提出，看待革命对奴隶制的影响，不能只注意革命后奴隶数量的增长，而要看到奴隶在共和国初期美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如果从大西洋视野看问题，就可发现革命对移民和奴隶解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在1700—1775年间进入北美的移民近90％是奴隶，而1830—187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80％以上是自由的欧洲人。纽约州斯托尼布鲁克大学的内德·兰兹曼（Ned Landsman）第四个发言，谈的是1707年英格兰合并苏格兰一事对理解后来北美殖民地与母国的争端具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这次合并使“英格兰帝国”变成了“不列颠帝国”，本来使得北美殖民地有可能进入一个“多民族国家联合体”的帝国体系；可是英国当局坚持单一主权议会的主张，以致帝国危机无从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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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这些发言都是他们目前正在做的大题目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其中的精华。特别是两位年轻的女学者，所讲的内容似乎是取自各自的博士论文。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听众充当了主角，评论和提问都极为热烈和踊跃。多数问题都是提给菲茨的，看来她讲的东西的确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她的应对也颇为从容和得体。讨论的核心是美国对待拉美革命的态度，以及美国人自身革命的经历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另外，还有人对这一场的主题提出异议，认为他们讲的东西并不是全球视野，而至多只是大西洋视野。这话确有道理。在美国革命发生的时期，只有大西洋世界的英、法、德、西和波兰等国表示关注，一些欧洲人谈论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时，主要着眼点在于其精神和原则。只有当美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以后，美国革命才对更多的国家产生影响，这时它才具有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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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半小时后，开始了上午会议的下半场，由三位评论人发言。我要在下午做评论发言，想从前面的评论人这里汲取一点经验，因而听的时候分外用心。爱德华·康特里曼指出，如果从更大视野来理解美国革命，需要考虑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北美的土著部落和分散的欧洲殖民地；第二是英属美洲；第三是欧洲在美洲的各个帝国及其相互关系。稍后我跟康特里曼聊天，得知这三个层次正是他目前的研究兴趣所在，希望借此建构一个解释北美早期历史的宏大框架。琳达·科利在分别评述前面四个人的发言后指出，用对革命原则的信念来解释美国白人对拉美革命的支持，可能存在局限，因为英国当时也支持拉美革命，为那里的革命者提供军火和经费，还有不少英国人直接去拉美参战。特拉华大学的克里斯廷·海尔曼（Christine Heyrman）谈的是革命与宗教的问题，说到了福音新教与天主教在革命时期的不同影响。这个话题又激发了新一轮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到了教友会与革命的问题，立刻在听众中引起共鸣。这是不难理解的事，因为费城本是教友会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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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刚到两点，会场里又响起了帕特的喇叭，喧嚷说笑的声音很快平息下去。这一场的主题是“作为内战的美国革命”。前半场照例是由四位年轻学者报告论文。坦普尔大学的特拉维斯·格拉森（Travis Glasson）讲了一个1777年发生在罗得岛纽波特的故事，有个名叫理查德·普雷斯科特（Richard Prescott）的英军将领，晚上不住在军营，跑到外面同情妇相会，结果让美方军人捉住，当时身上只有一件睡衣。他从这个故事引申开去，谈到了英军占领区的居民与英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中许多人既不是积极的爱国派，也不是火热的效忠派，而是介乎中间的普通人。这个故事说明，革命战争对地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书的迈克尔·麦克唐奈几年前出过一本书，讨论革命时期弗吉尼亚内部的分歧和斗争。[5]这一次，他继续开拓这一主题，认为革命战争时期那些不支持革命的人，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抵制战争的行动，延长了战争的进程，增加了战争的烈度。他提出，必须“认真对待战争”，将多数人在战争中的经历纳入革命的历史叙事。特拉华大学的金伯利·纳思（Kimberly Nath）也讲了一个故事：费城教友会信徒休梅克（Shoemaker）一家，在革命时期拥护英国，因此失去了财产和生计，被迫家人分离。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革命政权通过财产剥夺，辅以忠诚宣誓，以排斥的方式来界定“公民身份”。坦普尔大学的阿伦·沙利文（Aaron Sullivan）的报告有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身处其中而不属于革命：英军占领下的费城的中立派”。他的主要观点是，用“辉格派”和“效忠派”两极对立的眼光看革命是不妥当的，遮蔽了多数在革命中处于中间地位的人群；革命政府为了以“人民”的名义来建立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却不惜以强制的方式来获取这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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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发言正好阐发了卡敏斯基在开幕会上提出的命题：革命的模糊性和破坏性。这种路径体现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取向，深得听众的响应。他们纷纷要求得到话筒，坐在阁楼上的听众抗议给他们的机会太少，几个老是举手而没有被叫到的人也在抱怨，局面一时有点失控。提问的人大多称赞这几个发言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称之为“微观史”研究。还有人提出，如何理解“内战”的含义？把不支持革命的人称作“中立者”是否恰当？如何看待这几个故事中的女性角色？迈克尔向四位报告人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些故事本身都很不错，可是如何发掘它们的意义，以便把它们整合进一种新的革命史叙事中去呢？台上的四个人似乎都没有做好准备，所答不得要领。看来，他们目前心里还只装着小故事，对于小故事与大历史的关系还缺乏思考。这也许正是“微观史”研究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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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照例是针对前面发言的评论专场。因“历史频道”要录像，每个发言人都需别上一个声音传输器。根据会议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我讲的大意是，但凡革命都不外是内战，但美国革命很特别，被说成了许多种不同的“内战”。过去一些史家研究了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也发掘了反对革命的效忠派的经历，而今天几个发言人重点讲了那些不革命、也不反对革命的人的经历，以此揭示革命对于社会关系和个人心理的破坏性冲击。这类研究揭示了一种重写革命史的可能性，也就是要把革命期间那些不属革命阵营、也不属于反革命阵营的人的经历和感受写入革命史叙事。但这种重写的努力可能遭遇一些难题，比如资料不足，如何看待普通民众与建国精英的关系，如何区分美国革命史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史，等等。我特别强调，如果把过多的东西强加于美国革命之上，不仅会使革命史不堪其负，还有碎化革命史叙事的风险。接着发言的是马里兰大学的马乔雷恩·卡斯（Marjoleine Kars），她谈的是与革命时期黑人和奴隶制相关的问题。最后是早期社会史名家乌尔里克发言。她现在是哈佛大学的“大学讲座教授”，学术地位很高。她重点谈了“内战”和“革命”的含义，引用了不少同行的看法。接下来的听众参与，主要围绕乌尔里克提出的问题展开，发言的人大多只作评论，很少提问。其中有个人提到，既然要“认真对待战争”，是否应当研究以及如何研究革命时期的军事史？我回应说，哈佛的德鲁·福斯特校长几年前写了一本讲内战的书，叫做《受难的国度》，叙述内战中的死亡问题[6]；独立战争中也有大量的伤亡，看来也值得研究。乌尔里克连连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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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结束时，乌尔里克同我握手，互表祝贺。我走下讲台后，遇到好几个人向我表达了善意的称赞，还有人跟我讨论其中涉及的问题。伍迪·霍尔顿拉住我问道：“你刚才的评论正好回应了迈克尔提出的问题，你们两人是不是事先合计过？”我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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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费城图书公司为与会者举办招待会，地点离会场有好几个街区。有个来听会的人主动给我带路，一路上跟我聊天。这是个年轻女子，生得丰腴而苗条。她说自己是犹太人，小时候随父母到过中国；以前做律师，现在改当导游，特意抽空前来旁听会议。我想，费城本是美国革命的“圣地”，革命遗址都已成了重要的旅游资源，做导游的对美国革命史感兴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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