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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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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的会议仍在APS的富兰克林大厅举行。我已知道怎么去那里，便早早离开旅馆，独自朝会场的方向走去。离开会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沿着切斯特纳特街北面的市场街（Market Street）一路向东，走到第6街，然后折向北，经过国家宪法中心，再从雷斯街（Race Street）来到了特拉华河边。站在深入河中的矶头上，眺望宽阔的河面，只见河水幽深浩荡，早上的阳光照在上面，闪动着粼粼的光影。大河两岸楼宇高耸，富兰克林大桥上汽车呼啸穿梭。遥想当年，威廉·佩恩就从这河边登陆，建立了费城；在独立战争时期，费城成了革命的中心，也是英军和革命军争夺的重点。经过几百年时光的淘洗，许多史迹都已模糊，虽经历代史家精心修复，还是难以看出清晰的面目。昨天会上的讨论，正好说明了革命史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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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会议讨论“暴力与美国革命”。前半场由迈克尔主持，发言人有三位。纽约城市大学斯塔滕岛校区的扎拉·阿尼尚斯林（Zara Anishanslin）讲的也是一件小事：1779年，有个逃脱易洛魁人抓捕的白人士兵，手里有一块据说是白人的带发头皮，上面有一行记述其来历的字迹。她从这件实物史料看出了革命期间人们对待暴力的态度，以及革命后化解暴力的方式。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丹佛·布伦斯曼（Denver Brunsman）发言，讲的是革命期间英美双方强征海员的事。他说，过去把美国革命说成是内战，关注的是陆地上的战争；如果考察大西洋上英美双方的强征海员，就可见美国革命也是一场海上的内战，是一场打击人的心灵的战争。在朱尼亚塔学院（Juniata College）教书的华裔学者熊戴维（David C. Hsiung），提交的论文是讨论革命中的火药短缺问题，但他的发言却临时改了主题，谈的是他对昨天两场讨论的看法，以及环境史对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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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会场里的人比昨天少了许多，楼下空了不少椅子，楼上的听众更是稀稀拉拉。不过，听众发言还是很积极，都争着举手要话筒。从多数人的评论看，这一场的几个报告显得比较弱，与主题的切合程度也不高，没有充分阐释暴力与革命的关系，以及革命中暴力的形态和意义。听众中有人问，暴力和战争中的其他行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报告人的回答所依据的是他自己对暴力的定义，似乎没有考虑到革命时期人们对暴力的看法和态度。我边听边想，讨论革命中的暴力还是要有一点历史意识，要关注这样一些问题：革命时期的人们如何界定和看待暴力？作为革命行动的战争是否赋予暴力以某种程度的正当性？如果离开了这种正当性，革命的意义是否还能成立？交战双方对于暴力的使用及其态度是否存在差别？交战双方调动了何种意识形态资源来把暴力合法化？革命者是如何软化革命中的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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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的是，在接下来的评论专场中，牛津大学的彼得·汤普森对这些问题做了阐述。他谈到，从不同的立场对暴力有不同的理解，在白人士兵看来土著武士使用的是暴力，而在印第安人那里则是一种抵抗白人进攻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说，对暴力的界定具有相对性。在这一场做评论的，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玛格蕾塔·洛弗尔（Margaretta Lovell）和匹兹堡大学马库斯·雷迪克。我觉得雷迪克的一番话有点意思。他说，过去人们通常觉得，历史是由组织严密的少数人创造的，而现在这些研究表明，革命中高达60％的人是中立的，20％的人是效忠派。这说明，研究革命史不能从跨国视野出发而忽视民族国家的维度；由此出发，可以形成研究美国革命的某种“新议程”。但是，美国革命史与政治历来是纠缠在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标准之争表明，这种美国革命的新叙事肯定是不会为美国政府所喜欢的，因为它不够“爱国”；如果照这样来写美国革命史，那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作者可能成为很多政府官员的敌人。这时，台下的人发出了会心的笑声。他接着说，到目前为止，关于美国革命的讨论漏掉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革命理念的深刻的历史力量”，即革命时期人们相信，人类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并发动社会运动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二是所谓“历史动力”（historical agency）的作用问题，也就是“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美国革命也许不乏缺陷，但它充分显示了人类以集体行动来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他的这些思考带有一点历史哲学的意味，但他是个演讲高手，说话生动有力，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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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到会的人似乎比上午还要少。连续几天高强度的信息和思想冲击，使得不少人略显疲沓。帕特的喇叭叫了好几遍，会场上才渐渐安静下来。这一场的主题是“权力与美国革命”。报告论文的部分由伍迪·霍尔顿主持。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布恩肖夫特（Mark Boonshoft）讨论的是殖民地后期公民社会的发展与革命期间权力集团的强化之间的联系。他谈到，大觉醒运动期间和之后出现的“学园”，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都有改革，进入这些学校的一大批人并不是为了毕业后当牧师，而是要为其他生涯积累社会和文化资本，这些人在革命时期成为权力中坚。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修·斯普纳（Mathew Spooner）谈的是革命期间南部社会的变化，主旨是财产的转移造成一个“商人—种植园主”阶层的兴起，这些人推动了南部内陆的发展。最后一位报告论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布赖恩·罗森布利思（Bryan Rosenblithe），他谈的是18世纪中期后英国在非洲和美洲的征服活动及其反响，以及这种反响与美国革命起源的联系。他强调要从空间的维度来理解18世纪中后期的帝国冲突。这几个发言人都挺年轻，似乎是在读的博士生，所讲的东西可能是他们正在做的博士论文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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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的评论和提问也还热烈。有人提到，南部在美国革命中的地位没有受到重视，其实，南部的经历对于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很有价值。原定有三位学者做评论，结果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特雷弗·伯纳德（Trevor Burnard）没到，只有哈佛大学的安妮特·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和南卡罗来纳的戴维·希尔兹（David Shields）两位。戈登-里德是个近年声名鹊起的黑人女学者，以研究海明斯和杰斐逊的关系出名，其文笔颇受称道。她的口才也极好，说得台下一阵阵发笑和叫好。这两天我同希尔兹有些接触，觉得他是个朴实无华的人。可是他一站到话筒前，立刻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极富口才和表演天赋，模仿所引用的人的口气说话，逗得听众开怀大笑。至于他们具体讲的什么，我已不甚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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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闭幕会，主持人是波士顿大学的布伦丹·麦康维尔（Brendan McConville）。他说话口音很重，语速极快，我的听力根本跟不上。会议请了四位学者谈他们近期的研究工作，并展望相关领域的前景。这四位学者是：佐治亚大学的克劳迪欧·桑特（Claudio Saunt），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凯瑟琳·杜瓦尔（Kathleen DuVal），罗切斯特大学的托马斯·斯劳特（Thomas Slaughter），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的艾伦·泰勒。我对泰勒的讲话印象较深。他说自己正打算写一本关于美国革命的新书，上接前些年出的那本《美洲殖民地》，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更长的时段来考察美国革命。他承认，这些天听到的发言给了他不少启发。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矛盾，给美国社会和政治带来深刻的变化。贝林宣称美国革命造成了“自由的蔓延”（contagion of liberty），但最近有些学者却说美国革命减损了自由，实际上是“奴役的蔓延”（contagion of slavery）。这次会上的论文提出了不同于这两个“蔓延”的新思路，揭示了革命时期自由问题的复杂性。另有一些论文特别强调战争的意义，关注战争造成的创伤和对正常生活的破坏。这说明，以往的研究忽视了革命给普通人造成的压力。泰勒说话声调低沉平缓，但清晰流畅，也不乏风趣，不时激起阵阵笑声。例如，他开场便说：“作为最后一个讲话的人，处在听众和啤酒之间，总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引得听众一阵大笑。不过，我总觉得他的神态和语气中包含一点矜持。听说他马上要去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接替刚退休的彼得·奥努夫的职位，担任“托马斯·杰斐逊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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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美国革命博物馆举行招待会，地点在切斯特纳特街和第3街的拐角。参加会议的人全都聚集在那里，一面享用各种食物和饮料，一面听博物馆的负责人致辞，气氛十分热烈。我喝了一瓶“塞缪尔·亚当斯牌”啤酒，这是某个机构捐给会议的。待正式的仪式一结束，我就去同迈克尔道别。我出了博物馆，迎着西沉的热辣阳光，沿着切斯特纳特街走回了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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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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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清早，我打车到费城第30街火车站，买好了前往华盛顿的火车票。8点13分，火车准时开出了站台，一会儿就把费城抛在了后面。我望着窗外不断变换的景物，悄悄整理了一下这几天的见闻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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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留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开放而活泼。就我的知见所及，美国的学术会议通常注重讨论和交流，不同于国内那种采取学术报告形式的“研讨会”。但是，这次会议在讨论和交流方面，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完全是一场接一场的学术对话，一次接一次的思想交锋。主讲人占用的时间远不及听众多，听众发言之踊跃，思路之活跃，言辞之利索，真是令人啧啧称奇。要开好这样的会并不容易，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首先是要把论文提前发布，让与会者事先了解其内容和主旨，这样8分钟的报告才能有效地刺激思考。其次是会议进展中要严格控制时间，发言不能超时。最后，无论是主讲人还是听众，都要有学术水准，都要乐于贡献自己的思想。我发现，每个在台上发言的人都很幽默，很擅长演讲术，短短8分钟，总能把听众逗笑几次，同时又不流于油滑，无损于学术的严肃性。为每个专题都设一个平行的评论专场，也确实是一个效果极好的创举。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女性在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30余位大会发言人中，有12名女性；听众中的女性不仅人数多，而且参与的兴致也格外高昂。这在国内学术会议上是难得见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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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给我触动最大的还是会议的旨趣。显然，迈克尔他们发起这次会议，意在寻求美国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口，要为一个老旧的课题注入新的活力。可是，这种“重生”的美国革命史，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式呢？这些“21世纪的新视角”，真能开创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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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组织者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厌恶经典政治史，反感那种注重精英的革命史，不满于少数几个权威长期垄断革命史领域的局面。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熟悉的美国革命史权威大多没有露面。年过九旬的伯纳德·贝林自然不能到会，即便他年轻十岁，大约也不会进入受邀请的名单，因为他早就被看成是“过了气”的人物。精神健旺、仍然著述不辍的戈登·伍德也没有来，他要是在场，大家就不便把他作为攻击的靶子了。近年来势头很旺的杰克·雷科夫、约翰·弗林等人也没有出席，大概是由于他们写的都是以精英为主角的革命史。在这次会议上，倒是有好些人都推重一个老人，就是2012年过世的艾尔弗雷德·扬[7]，一个研究革命时期下层民众和激进主义的先行者。大家共同尊奉这样一位史家，会议的基调就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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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会议的基调就是要冲出精英主义和意识形态学派的阴影，改变革命史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开拓新的视野和新的路径。从会议的学术报告、评论和问答来看，关注点完全是革命中的普通人，而不是建国精英，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麦迪逊等人被提到，不过是因为他们的言行牵涉到普通民众。就普通民众而言，所关注的也不是他们对革命的贡献，而是他们在革命中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幸。大家对革命的原因完全失去了兴趣，眼光都盯在革命的过程和后果上面。而且，革命的过程也不是宪法的制定，不是各州的改革，不是共和政体的建立，而是战争对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的冲击，以及给财产、生命和自由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说，革命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推动进步的力量，而是一场具有广泛破坏性的社会动荡。尽管也有学者提到了革命的积极意义，但许多人对革命的结局并不满意，觉得革命本应代价更低而成效更高。研究的题材通常都不触及革命的整体，而只是细微的个案；虽然也有人力图引入大西洋视野或全球视野，但更多学者热衷于微观史。虽然美国革命主要是政治史的题材，但研究者大多采取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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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的研究早已零星出现，这次会议不过是把各种分散的东西集合起来，通过鼓动和倡导，以期形成一种潮流。从美国史学史着眼，这种求新的努力并不难理解。美国革命史早已是一块熟地，要长出新的庄稼，必须引入新的品种，采用新的栽培技术。新品种就是普通人的经历和边缘性的题材，新技术就是全球视野和社会文化史。这样写成的美国革命史，显然不再是革命者的“赞歌”，而毋宁是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的“悲歌”。关注普通人的经历，对被历史边缘化的人抱以同情，这体现了一种更宽厚的人文关怀，较之那种暗含目的论的进步史观，当然要深刻得多，也公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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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革命史观的出现，自有其更大的社会政治语境。最近几十年来，美国财富精英和权力精英的联手控制趋于加强，社会激进主义不满情绪上涨，于是，不少学者对革命史研究中的精英取向表示反感，把目光转向了那些长期被历史所抛弃或遮蔽的群体。当然，其中也许不乏实际的考虑：新生代学者需要谋求学术生涯的开端，在老一代开掘得很深的题材上，自然没有多少用力的余地，只能另辟蹊径，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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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美国人的确是得天独厚的人民，他们把自由、民主和宪政这些世界许多地方的人长期争取不到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之物。在带有激进倾向的史家看来，美国宪法虽然保护权利，但保护得远远不够，没有尽早把更多的群体和个人包容在内；美国民主虽然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现代民主，但运行得并不理想，精英的权力和影响过大，普通人的声音往往受到压制；虽然美国人崇尚平等，社会风气也倾向于平等，但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因素长期为平等设置障碍。他们在追寻这一切不理想现象的根源时，自然想到是美国革命没有很好地完成它的任务。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似乎带有非历史的特点，是一种现实关怀（也就是美国学者常说的“现时主义”）“绑架”学术的表现。我想，如果这些美国史家关注世界其他国家近现代的历史，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应当会具备一种比较的意识，经历一个“陌生化”的过程，这样或许能对美国革命者产生某种“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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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天的会上，我很少听到有人从正面提及建国之父、宪法和意识形态。这是否意味着，“重生”的美国革命史，将是抛弃了这些经典内容的革命史？完全屏蔽建国之父，抛开立宪运动，不讲意识形态，还能写出一部真正的美国革命史吗？在会上的发言中，不时听人谈到“新叙事”，可是这些新的研究能在何种程度上形成一种“新”美国革命史，似乎还是一件需要“假以时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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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中国学者究竟应当如何研究美国革命史。开会的间隙，不时有美国学者向我打听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学者喜欢什么题目，采用什么理论。我告诉他们，中国人研究美国史，面向的是中国读者，不可能完全追随美国史学的步子，而须有自己的关切和重点；以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研究状况而论，美国革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重大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如果中国学者也去讨论革命中的某个效忠派家庭，关注某些被迫宣誓忠诚革命政权的个体，可能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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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我也不得而知。不过我觉得，了解美国史学界目前正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对于我们思考和摸索美国史研究的路径，无疑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他们做的东西，我们可能还没有条件去涉猎，但绝不能说那只是纯粹的标新立异。美国史家有自己的现实关怀和学术追求，对此我们也要抱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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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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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近50年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大致情况，参见琳达·克尔伯：《革命的一代：早期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Linda Kerber，“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Ideology，Politics，and Culture in the Early Republic”），载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费城1997年版，第31—59页；伍迪·霍尔顿：《美国革命与早期共和国》（Woody Holton，“American Revolution and Early Republic”），载埃里克·方纳、莉萨·麦基尔编：《美国史学现状》（Eric Foner，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费城2011年版，第24—51页；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原载《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3—29页。收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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