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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理论取向和方法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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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林开始其治学生涯时，美国史学界清算进步主义史学遗产的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一致论学派”，构筑了一种以突出社会一致性和历史连续性为特征的美国史解释框架，使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为之一变。继之而起的“新左派”学者，则发展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冲突论和突变论，可以说是60年代社会思潮在史学界的映射。贝林在思想上似乎没有为这些思潮所熏染。这些学派在思想方法上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将历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而且为了满足现实需要而不惜扭曲历史。这正是贝林所深不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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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观方面，贝林既无那种客观再现过去真相的兰克式雄心，又拒斥卡尔·贝克尔那种过去实在无法确知的悲观论调。一方面，他反对将“过去实在”和历史知识相互等同；另一方面又坚信，表现过去世界的努力应以尽量精确和充分为目标。他认为，把握过去发生的一切和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表现之间的关系，乃是一切历史研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13]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获得关于过去实在的知识，是人类对自身经验的扩大，可使个人超越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能够看到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何处，如何为将来定向，都离不开对过去的了解；一个社会要保持一种健康状态，也需要历史知识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的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完整和客观的历史知识。[14]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需要具备技巧、知识和想象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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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研究中，贝林有着自觉而清醒的方法论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关注的是现代早期和现代之间、欧洲和美国之间、精神状态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三个“intersections”。[16]他用的“intersection”一词，含有相互联系和交叉的意思，不妨译为“关联”。这三个历史关联各有侧重：第一个揭示的是美国早期史的重要性，第二个涉及的是美国历史起源的特殊性，第三个关系到思想史的复杂性。这三者的有机联结，构成了贝林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就是意在勾画这三个“关联”在历史中所展示的实际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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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所谓“现代早期”，是指工业革命前西方社会大转型的发端时期，而“现代”则是18世纪以来社会发生巨变这一历史时段。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关联，用贝林的话说，就是表现为原来那个十分遥远的世界，变成了当今人们所熟悉的世界。[17]这个“关联”体现了贝林治史的时段定位和整体背景。他的研究重点是17—18世纪的美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这正是人类社会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而美国历史的起步和发展正和这一历史转折相契合，或者毋宁说是这一转折的产物。欧洲社会转型时期的全球性商业扩展以及由商业扩展所刺激和带动的政治与文化的扩张，使欧洲人口和文化扩展到美洲，白人社会在原为印第安人所独享的新大陆得以重建。这一历史运动的后果早已得到充分显现，但它作为一个过程却并不完全为今人所知悉。贝林曾从若干侧面来描述这一过程。他研究早期教育时发现，在北美的荒野中，欧洲的社会结构和规范迅速崩溃；适应美洲环境的过程，同时也是原有的各种因素组合为新的社会的过程。[18]他研究过商人这个社会集团在新英格兰社会变动中的作用。[19]他还从政治观念的传播和转化来探讨这个时代政治文化的演变。[20]在谈到17世纪晚期各殖民地因英国“光荣革命”而引发的政治动荡时，他把这些政治事件说成是欧洲社会在北美解体的征象，是塑造美国政治起源的各种力量的重组。[21]他在转向人口社会史研究以后，便在更为宽广的背景下揭示北美历史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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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历来论者均未加否认。对于19世纪持“生源说”的那些历史学家来说，欧洲对于美国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向新大陆输送了文明的“基因”，由此而生长出来的美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并无质的差异。但在特纳的笔下，欧洲的影响被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阻挡在外面，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于西部边疆的开拓之中。这两种各执一端的观点，都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后来一些专门研究殖民地史的学者，把欧洲和北美的联系，归结为大英帝国内部的管理和控制体系所产生的功能。贝林之关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关联”，其着眼点在于探究美国历史的源流。在贝林看来，欧洲对美国社会有着发生学的意义，但来自欧洲的一切，只有在北美的新环境里实现转化之后，才成为美国历史进程的有机成分。所以，“渊源”和“转化”，是贝林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联系时所使用的两个关键性范畴。例如，以往学者在讨论美国政治的起源时，通常把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当作美国政治文化的内核。贝林并不否认洛克的重要性，但他看到，在英国政治传统中影响相对较小的“乡村派”思想，对美国政治传统的塑造意义更大。不过，美国人并未成为英国思想的传声筒，英国的政治观念传入北美以后，在各种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发生了转化，成为塑造人们的社会性行动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政治传统就形成于这一转化过程中。贝林对跨大西洋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形成的研究，所遵循的是同样的理路。但较之观念的传播和转化，这是一个远为复杂和微妙的过程。从欧洲涉洋而至的移民，身负其原来文化的因子，定居在北美的新环境中，为了适应和改造环境，将这些文化因子重新组合，从而使欧洲文化在北美实现转化，形成新的北美社会。他曾选取1773—1776年进入北美的近10000名移民作追踪研究，探讨他们迁徙前生活如何、何以移居北美、最后在何处落户、怎样在新世界转变生活方式、最后的结局如何，从而局部地再现了从移民到社会的转化过程。如果说J.G.A.波科克构筑了一个“大西洋文化体系”[22]，贝林则试图建构一个“大西洋社会运动体系”。随着这个体系的不断完善，对美国社会历史源流的认识也会得到逐渐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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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长期侧重思想史研究，因而对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联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在追寻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时，发现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外在历史运动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和扭结的关系。在他之前关于革命起因的各种解释，大多遵循单线因果联系的思路，将外在的和人们所无法驾驭的种种力量作为革命的原因。贝林所讨论的不是革命的原因，而是其起源的过程；他把视线转向人，转向事件的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动机和想法、恐惧和希望中寻找革命的由来。他的这种思路，有一个隐性的逻辑作为支撑，那就是人是历史事件的主角，而人是依据自己的想法而行动的。也就是说，人的观念具有塑造行为的功能。但人的观念并非凭空产生，它不仅在思想上其来有自，而且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制约。一旦某种观念通过广泛传播而成为普遍共有的想法，那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想法，而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支配集体性的行动，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变动的历史进程反过来又带动观念的变化。[23]他对美国革命的起源的解释，就是建立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从贝林的这一研究取向可见，对一切历史现象的认识，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对人的理解上面。这和马克·布洛赫的观点不谋而合[24]，而布洛赫正是令贝林早年最为心折的历史学家。[25]有人批评贝林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解释属于唯心论，理由是他忽视了社会性的根源。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思想的误读，因为他从未否认革命的社会根源。[26]如果真有所谓“误读”，贝林对与思想意识发生交互作用的社会条件未加深论，可能正是“误读”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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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研究中，贝林倡导保持某种“语境主义”意识，着力重建过去世界的人们思考和活动的具体时空结构，为他们设身处地，反对以现在的观点改造过去的实际，以致损害过去的特性。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而过去不仅与今天相距遥远，而且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历史学家必须用极大的想象力和丰富的知识，使自己回到过去的经验当中去。[27]他认为，过去世界的人活动于其中的“语境”（context）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并不知晓事态的结局和后果；历史学家在评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如果仅从看到了结果的今人的立场出发，就会导致曲解和误会。[28]因此，能否深入“过去事态的语境”（context of past circumstances），乃是优秀史学家的第一条标准。[29]就这一点而言，贝林倡导的是一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语境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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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革命的起因，历来众说纷纭。贝林感到，与其以现代人的观念替历史事件查找原因，不如直接考察当事人的想法和动机。革命时代的人们留下了大量文字作品，旨在解释和说明他们反英的理由，但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它们看成一种诉诸情绪的宣传辞令。贝林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如果不停止（对革命者的言论的）怀疑和仔细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的说法，我们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30]他通过对作者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私人文献与这些宣传品的相互印证，断定这些文字的确反映了其作者、而且也体现了其读者的真实的见解、想法、担忧、恐惧和希望，因而是了解革命一代的动机和观念的重要资料。他从这些资料中看出，革命时代的人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十分敏感，对于侵害自由的“阴谋”的恐惧在革命运动中具有核心意义。通过对革命者心理、情感和态度的考察，贝林力图进入18世纪北美居民的精神世界。但他同时也看到，当时人们对英国和殖民地政治的观察受到既定的逻辑的制约，并不合乎实际情况。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反对自由的“阴谋”，英国在七年战争后调整对殖民地的政策，目的不过是实现帝国管理系统的合理化而已。[31]但富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错误的”想法却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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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在构筑他们的“反叛的逻辑”时，使用了“宪法”“权力”“自由”“代表权”“腐败”“阴谋”等一系列概念，但当时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却与今人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依照今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些概念，就难免曲解当时人的意思。这里就涉及历史语义学和语境分析的问题。实际上，在以往的许多史学争论中，因为概念分歧或忽视语境而引起过许多混乱。贝林深知这一弊端，因而他在讨论上述概念时，首先辨析当时人们赋予这些词语何种含义，然后考察这些词语是在何种语境中被使用的。例如，在1763年后的“宪政辩论”中，英国人和殖民地人都在“代表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可是两方所说的“代表权”却有着很大差别：英国人强调的是整体代表权（实质性代表权），北美虽无代表参加英国议会，但他们的利益也在伦敦得到了代表；殖民地居民所坚持的是地方代表权（实际代表权），北美居民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而英国议会对北美征税就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出于这种不同理解，双方各执一词，致使冲突愈演愈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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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讨论的是革命者的态度和动机，那么，《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所揭示的则是反革命派的内心历程。在这本书中，贝林那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语境主义”意识得到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贝林认为，美国革命的失败者并不是英国，因为英国本土没有遭到侵略，人民的生活几乎未受影响，此后英国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在殖民地支持英国的“效忠派”，托马斯·哈钦森就是一个代表。贝林在书的前言中说，他所尝试的方法的特点在于，重平衡甚于重论辩，重语境甚于重后果，重过去的意义甚于重当前的作用。[33]重平衡，就是强调只有同时研究革命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才能真正理解美国革命；重语境，就是要分析历史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具体的社会情势；重当时的意义，就是要从当时人的角度理解历史事件。这可以说是对语境主义方法的精当概括，也体现了贝林对历史的复杂性和过去性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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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应答现代史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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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第96届年会上，贝林发表了题为《现代史学的挑战》的主席演说。他概述了现代史学的三大发展趋势，认为历史学家在观念、视野、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均面临重大挑战。[34]贝林自己的治史实践，可以说是应答这些挑战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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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史学发展中出现的头一个重大挑战，来自“新社会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一种研究方法的兴起。20世纪初，社会史曾得到约翰·B.麦克马斯特和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等人的倡导，但应者寥寥。二战以后，社会史获得新的意义，成为一种广泛的史学实践，取得了甚为可观的成绩。这种社会史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大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各个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还更新了史学观念，主张从普通人而不是精英人物的经验和角度看历史（from bottom up）[35]，运用包括计量方法在内的各种研究手段。不特如此，社会史本身还成了一种研究方法，在其他研究领域促成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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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贝林正是作为一个社会史学者在美国史学界崭露头角的。他的第一部著作《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出版于1955年，那时“新社会史”尚在孕育当中。这部著作从题材和视角到方法和结论，都展示了“新社会史”的特点，被后来的学者誉为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殖民地时期某一问题的“第一部主要著作”。[36]贝林在书中讨论的问题是，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商业活动的？他们的商业行为又以何种方式反过来影响他们在殖民地社会的地位？旧世界发生的事件对他们商业活动有什么影响？他们个人和欧洲人的联系具有何种重要性？[37]这些问题大多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体现了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贝林大量使用了个人书信、家庭账册、商业记录、私家手稿、家族文件以及各种官方档案和印刷文献。他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结论：第一，商人在北美各殖民地不仅是一支能动的经济力量，而且是新英格兰社会逐渐变动的主要推动者；第二，商人并不是一个具备社会纯一性的群体，不能视为一个社会阶级，其内部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是决定事态进程的重要因素。此后，贝林还发表了关于17世纪弗吉尼亚政治与社会结构等多篇论文，确立了他作为一个社会史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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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也是较早把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引入其他领域的学者。他早年曾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家庭和教育，探寻家庭在早期教育中的功能，阐述教育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作用。他关于美国早期政治起源的探讨，带有明显的社会史的印记，因为他注重思想观念和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大大拓宽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在他近期的规模浩大的跨大西洋人口运动的研究中，社会史更是一种基本视角，这一点已如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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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还是计量方法的最早尝试者之一。他在研究新英格兰商人的过程中，发现了《马萨诸塞档案》第7卷中一份1697—1714年间的船运记录。他便与妻子合作，用当时还十分粗糙笨重的计算机来处理这批材料，取得了重大进展，于1959年出版《马萨诸塞船运的统计学研究（1697—1714）》。从这些经过计算机处理的数据中，贝林得出了如下结论：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殖民地经济由无序走向有组织的一个重要阶段；17世纪末马萨诸塞的船运业整体规模很大，但甚为分散，船运巨头为数甚少；在这个时期，不仅经济趋于有序，社会秩序也在形成之中。[38]从各方面看，这是一项标准的使用计量方法的“新社会史”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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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贝林对社会史中出现的非历史化倾向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基于对历史学的学科自主性的理解，强调借鉴社会学理论和统计方法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处理历史问题，而不是把历史学变成社会学。[39]在他的著述中，社会史已经融化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之中，各学科的知识都为他所用，而且得心应手，各得其宜。他研究美国政治的源流，在运思和写作中，反映出他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修养，并将“政治文化”的概念引入早期史研究[40]；他的人口社会史研究，更是综合运用了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融合了社会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多种视角，采用了描述性解说、计量化、结构分析、叙事、图像表现等多种方法和形式，以展现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形成的壮阔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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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连带引出了现代史学的另一个挑战，即史学的社会科学化问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一批深受德国兰克学派影响的史家，力图在美国建立科学的、客观的史学。这种理想在遭到贝克尔、比尔德等相对主义者的责难之后，随着史学观念的兴替而逐渐为人所遗忘。然而，到了二战以后，由于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历史学家们又萌生了新的梦想，试图使史学走出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古老殿堂，变成像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那样的一门年轻而规范的社会科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历史学家们大量引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展研究范围，发掘新的史料，增添研究手段，提高表述的精确性，强化理论色彩。这种对社会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使古老的史学焕发了生机，但同时也引发许多弊端，其突出的表现有三：在思想方法上，先有理论的假设，再去寻找经验证据来加以验证；在著述形式上大量使用图表和公式，类似“社会科学研究报告”[41]；缺乏故事性，文字枯燥，了无意趣，导致史学著作的社会影响日趋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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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意义，贝林是充分肯定的。他曾预言，未来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统计学的知识，应当成为富有造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损害史学的学科特性。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去分析那些从过去抽象出来的各种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应叙述一个运动变化的世界。[42]为了不至于被误会为社会科学家，他本人很少系统地使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语言。[43]在他看来，使史学保持学科特性的关键是叙事性（narration）。他所说的叙事，并不是早期史学的那种记述形式，而是依据一定的理论框架来描述和揭示历史运动过程的方式。他强调，数据和分析必须服务于叙事，而不是使史学变成科学，因为数据不是历史，史学谈论的是人，是人的活动和关切。[44]传统史学的叙事对象是政治事件和战争，这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而贝林的最大理想，就是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叙事。他相信，社会发展同样是一种结构性的、有顺序可循的故事。[45]可见，贝林自觉地坚信，史学的基础是人文关怀，它重视时间观念，关注变化，突出叙事性。这些正是史学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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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之于史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一大代价，就是叙事艺术的式微。在文史不分的时代，叙事乃是历史著述的基本方式；即便是在史学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史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叙事艺术的高低。但是，当今美国许多史家或不重视叙事的意义，或缺乏叙事的修养，其作品语言枯燥，形式呆板，久已为人所诟病。贝林始终重视叙事对于史学的意义。他认为，运用包括计量方法在内的各种手段得出的数据，只有转化为富于意趣的叙事元素，才能在真正的历史著作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他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作为文学的历史学》的演说中提出的见解有相通之处。[46]他的书大多体现了一种典雅庄重的叙事风格和优美流畅的文风，正如有的评论者说，他的著作兼有学术和文学的双重品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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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学的挑战同样还体现在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关系方面。关于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关系，吴于廑教授有精辟的见解：“专精和综合是相辅相行的。没有专精，即使为一个细目作理论概括都会有困难，更不论作广泛的合乎科学的综合。同样，不作综合，就不易确定一项专题细目在全局中的地位与意义，更不会由综合概括中发现某些专精的不足从而引发更专、更深入的研究。”[48]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中专门化和综合性之间出现失衡，产生了所谓“碎片化”的问题。专题研究的发展，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历史研究，关于过去的知识得以空前地丰富；但这种趋向走向了极端，导致过度专门化这种“繁荣之病”。[49]具体问题得到十分深入的探讨，但成功的综合著述则寥若晨星；部分和整体缺乏联系，进行综合研究的人没有专题研究的积累，而从事专题研究的人又大多缺少综合驾驭的能力。贝林对这种流弊感到不满，主张把专题研究（他称之为技术性著述）和宏观综合（一般性描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专题研究的意义、相关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显示，历史才能保持它应有的功能和意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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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专题研究既要建立在对第一手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上，又要具备开阔的眼界和高远的理论取向；成功的综合研究既要有基于理论的宏观叙事框架，又要在材料上经得起推敲。用这种标准来衡量贝林的史学，可以看出他的著述大含细入，在专题和综合两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他研究新英格兰早期的商人，研究马萨诸塞的船运，其题材具体，用功专深；但他并非为专门而专门，他的旨趣在于通过对商人和船运的研究，以揭示殖民地社会从混乱无序走向有组织和成熟状态的过程。他对美国早期政治源流的研究，对人口社会史的探讨，都是专题和综合同时并举。他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和《美国政治的起源》，前者深入讨论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后者则综合考察了美国早期政治的渊源和遗产。贯穿两书的主线是，来自英国的政治思想资源，在北美的社会环境中发生转化，成为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这两本书几乎是同时构思，同时写作，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对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的探讨，激发了他追寻美国政治起源的灵感；而对美国政治起源的研究，又深化了他对革命的思想意识的理解。在人口社会史方面，他也是同时从综合和专题两方面着手，探讨欧洲移民和文化进入北美后，如何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转化和整合。他几乎又是同时出版了《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和《渡海西行的人》，前者属于综合性质，后者则是专深之作。对整个大西洋区域人口运动的宏观考察，使他对移民的个案研究具备宏大的历史背景；而具体的个案研究，又使他的宏观考察具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两者的确是相辅相行和相互发明的。可见，贝林的特点是专题与综合兼顾并重，围绕自己擅长的专题进行综合，通过综合来深化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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