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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缔造》引起的反响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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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缔造》《激进主义》和《自由的帝国》这三本书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主题是美国革命所造成的深刻变动。如果说《缔造》的核心命题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那么《激进主义》集中阐释的是美国社会的现代化。伍德的立论与后来的乔恩·巴特勒大不相同。[18]他并不认为北美社会一开始就具有现代性，它是通过革命而走入现代的。他的视角和观点也不同于“新洛克派”及波科克等学者，他关注共和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强调革命在美国民主社会形成中的推动作用。《自由的帝国》则以综合叙事的方式，细致描绘了美国革命之后共和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化的广阔画面，进一步揭示了革命所造成的变动的历史意义，以及革命的能量如何最终融入常规的社会变迁之中，塑造了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值得注意的是，后两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美国革命所造成的变动，共和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伍德都已在《缔造》中提出。就这一点而言，《缔造》既是伍德的成名作，也集中体现了他对美国革命的理解。《缔造》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多年后还有强烈的反响，从中能够看到美国政治史研究在路径上的多样性，也可以了解不同学术理念之间的交锋是何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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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于1969年出版时，伍德还不到40岁，算是一个学术新人，居然写出了这样一本足以跻身经典之列的著作，不免令人惊叹。据有的学者分析，在伍德写作《缔造》时，美国革命史研究正处在停滞状态，进步主义的冲突史观和代之而起的“新辉格史观”，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而伍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弦更张，不再关注社会冲突，转而重视观念冲突，凸显了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变化。[19]还有论者指出，伍德的书是新旧结合的产物：他在“新”社会史兴起的时代研究“老”政治史和思想史，采用“新”方法和“新”路径来探讨“老”题目，这种新旧的冲撞和结合，使他获取了意想不到的学术能量。[20]的确，伍德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史学范式变革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课题和材料还没有被彻底耗尽；另一方面，相关学科新的理论和方法初露端倪，为处理旧题材提供了新工具。在《缔造》中可以看到许多当时还很新颖的理论的痕迹，其中包括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和意义阐释，心理学的观念与行为关系的理论，以及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两分的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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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伍德还得益于贝林的影响和指导。伍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贝林正在构思和写作《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将在美国革命史和政治史的范式转变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伍德的选题和思路无疑受到了贝林的启发，在写作中也得到过贝林的点拨。而且，在《缔造》成书之前，伍德又读到了贝林的新书。贝林似乎也把伍德视为自己的得意弟子，晚于伍德进入贝林门下的另一位普利策奖得主杰克·雷科夫，在若干年后还记得，他入学后不久，贝林就要他去哈佛档案馆调阅伍德的博士论文。[21]当然，伍德个人的禀赋和努力同样至关重要。在一个没有数据库、缺乏电子检索手段、许多资料尚未整理出版的时代，伍德依靠实地寻访和手工操作，几乎搜罗了涉及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所有重要文献。《缔造》一书所用材料之丰富多样，常令读者惊诧和叹赏。[22]更重要的是，《缔造》讨论的问题十分庞杂，头绪至为繁多，如果没有高超的驾驭本领和缜密思考的能力，恐怕很难构筑出一个如此庞大而条贯的论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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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缔造》的书评数量之多，评论者的学术地位之高，书评分布的刊物之广，对于一部新手的“少作”而言，都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当时许多活跃的早期史名家，不论其学术路径和观点如何，也不论他们对这本书持何种评价，都不吝笔墨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梅里尔·詹森、佩奇·史密斯和J.G.A.波科克等人。将近二十年后，在美国宪法制定200周年之际，美国早期史权威刊物《威廉—玛丽季刊》组织一个专栏，集中讨论伍德的《缔造》。该刊编者在按语中谈到，《缔造》自出版后就成了探索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思想的“航标”，为此后的研究“设定了步调，提供了标杆，充当了讨论的目标”，堪称“一部现代经典”。[23]为这个专栏撰文的作者，大多是美国早期史领域的一流学者，他们虽然对《缔造》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商榷，但没有人否认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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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欣赏者看来，《缔造》是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美国革命的“最为重要的著作”，是一本“大书”，“涵盖了几乎所有能想到的与美国政治哲学相关的东西”。[24]书中的“学术含量极高，见地透辟，含义丰富”，乃是“整个美国革命史学著述中单独一本最为重要的著作”；作为一个年轻史家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其成就尤其灿烂夺目。[25]彼得·奥努夫还说，尽管美国史学界越来越质疑“共和综论”，但并不足以撼动《缔造》在其领域的主导地位；伍德强调了独立前夕“共和主义共识”的“不稳定性”和“短暂性”，也解释了共和主义在1776年前后弥散于美国社会的渐进性；而且，伍德把政治话语的转变植根于费城制宪会议前十年各州宪政政治的关键变化之中，这将长期是“史学的丰碑”。[26]约翰·豪也说，到1987年，经过近二十年史学潮流的冲击，《缔造》还能屹立不倒，并且仍是一本理解美国革命的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表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每个史家都盼望有朝一日写出自己的“巨著”，而伍德跻身于实现了这一梦想的少数几个人之列。[27]即便是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英国学者J.R.波尔也承认，《缔造》不失为“一部引人入胜的书”，许多地方值得一读再读，而且越读越有意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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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对于喝彩声，批评和商榷的音量似乎更大。第一类批评意见涉及伍德的研究路径和主题。有评论者说，《缔造》带有进步主义史学的特征，把革命视为一场民主运动，把宪法视为精英主义的反动，而新宪法之获得批准则意味着精英的胜利。[29]另有评论者指责伍德采用“比尔德取向的著述体裁”，错误地把宪法危机理解成“阶级冲突”，而忽视了联邦主义问题的重要性。[30]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几位成名大家，不约而同地对《缔造》采取求全责备、基本否定的态度。佩奇·史密斯在《美国历史杂志》发表书评，批评伍德的基本主题并不清晰，判断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关于联邦主义者是贵族派、反联邦主义者是民主派的习见，忽视了1776—1787年间政治观念变化的复杂性和微妙性。[31]英国知名历史学家J.R.波尔也认为，伍德在许多情况下过于强调动机和信念，以致在解释事件时带有过度思想化的倾向，某些概括性的判断也失之简单化。他甚至说，在伍德对“思想自足性”的偏见中，混合了黑格尔式的历史过程观念。[32]罗伯特·E.布朗早年曾提出，美国革命乃是“维护殖民地时期民主和平等社会”的保守之举；他从这种思路来评判伍德的研究，认为伍德是在“阶级冲突”和“革命—反革命”这种进步主义史学的老套路中讨论美国革命，因而是一本寻常的关于美国革命的政治史著作。[33]杰克逊·特纳·梅因则从他的社会经济路径出发，称《缔造》是一个出名的古老传统（指以精英为中心和片面强调观念作用的政治思想史。——引者）中的一个“出色样品”，虽然写得不错，但终究走到了终点；新的形势和新的技巧要求研究各类人的思想的各个方面，要求重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的作用，因为美利坚共和国不仅仅是辉格派的创造物，而且是人民和时代的产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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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看法显然是十分尖锐的，牵涉到伍德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的有效性。这里触及了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缔造》的主旨。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是革命时期各州宪法的演变和联邦宪法的由来吗？是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较量吗？这些当然是本书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如果仅限于这些问题，那么《缔造》的确只是一本普通的政治思想史著作。然而伍德关心的是美国革命的一个中心议题：在1776—1787年间，美利坚人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条件下是如何创建现代共和政府的？要把握这一问题，必须深入理解革命时期美利坚人关于人性、社会、政治正当性、政体、利益、权力和自由等方面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的社会政治语境。在伍德看来，“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建设方面的创举，更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它意味着古典政治思想的终结和现代“美利坚政治科学”的形成。这才是美国革命最为突出的历史意义。伍德讨论的重点固然是精英观念，而且把宪法的制定及其批准视为联邦主义者的胜利，但他关注的并不是联邦主义者的观念本身，而是这一套观念是如何在革命时期复杂多变的事态和情势中形成并脱颖而出的。关于联邦主义者获得胜利的意义，伍德写道：“为了要形成一种政治理论来反映当时的现实，1787年的美国人打碎了1776年的经典的辉格世界。”[35]这就是说，1787年并不是对1776年的反动和倒退，而是突破和发展；是1787年提升了美国革命的历史地位。不过，在当时只有个别评论者看出了伍德的这种用心，称赞他揭示了美国革命期间美利坚人思考政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政治的思考和理解发生变化的方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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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批评意见指责伍德忽视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声音。早期史名家梅因指出，研究政治思想的史家总是面临一大难题：关于“人民的思想的信息”大多来自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如果不加考辨地采用这种资料，就容易形成一种基于统治者立场的保守的偏见，而且可能描绘出一幅思想一致的画面，忽略实际存在的多样性和争论。梅因批评《缔造》一书使用完全是来自“牧师和律师”的材料，伍德虽然明知这些人不能替那些小店主、工匠和农场主说话，却不去考察多数人的想法是什么。问题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材料，而是伍德根本没有重视和使用这类材料。这种材料上的选择性限制了本书的范围，可能导致对过去实际的扭曲。例如，关于“危急时期”，如果采用大众代言人的说法，问题可能就不是“民主过度”，而是民主没有充分实现。[37]将近二十年后，梅因撰文再次对伍德的研究取向提出批评，称伍德所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料，大多是那些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居于上层的少数人留下的，而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并未受到重视和考察。梅因认为，普通的投票者是不是相信领导人所说和所写的东西，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38]另一位早期史名家加里·纳什也说，《缔造》在出版18年后暴露了鲜明的局限：它尽管丰富而精微，但仍不完整，而且过于同一和静止，没有深深植根于社会经验当中，尤其是未能重视和阐述底层人的政治文化；仅仅依靠小册子和精英文集，是不可能描绘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全貌的。纳什沿袭了梅因的思路，强调应当钻研伍德所忽视的报纸文章、议会请愿书和辩论资料，以发掘“劳动人民的声音”。纳什相信，这些“靠手劳动”的中下层民众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称之为“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其内涵与伍德的共和主义并不吻合，而更注重经济平等和经济公正。这样就打破了伍德所强调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共识性特征。另外，革命时期普通人的意识形态，对于内战前美国普通劳动者的思想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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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因和纳什的这些意见，大体上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取向和研究兴趣，并且以美国史学的新进展来要求多年前的伍德，不免有失公允。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中，梅里尔·詹森、杰克逊·特纳·梅因、杰西·莱米什、艾尔弗雷德·扬、加里·纳什和伍迪·霍尔顿等学者独张一军，坚持以社会经济为重点，重视下层群体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对于建国精英和关于建国精英的研究深为不满。他们受到新社会史潮流的强劲推动，极力把底层群体推到革命舞台的中央；在他们看来，即便要讨论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也必须重视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诉求，以及民众与精英的对立和冲突。[40]梅因和纳什的批评表明，他们实际上是要求伍德跟他们采取同样的思想倾向和研究路径，这当然是强人所难。边缘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声音固然重要，但并不等于精英观念就可以忽视；从下往上看美国革命诚然是一种有意义的视角，但并不意味着精英就必定总是与民众处在冲突之中。如果把《缔造》当作关于精英思想的专论来看待，它就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最佳文本。至于梅因和纳什所提倡的关于底层民众意识形态的研究，虽然在最近几十年里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上并不理想，论题的宏大与材料的单薄形成强烈反差，讨论的系统性和整体感都有明显的不足，在细致和深刻方面与《缔造》则有着不可以道里计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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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批评意见则关乎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把握“众声喧哗”与整体趋向之间的关系。《缔造》讨论的是1776—1787年间美国政治文化演变的整体趋势，而使用的证据却是出自许许多多个人的言论，这就引出了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若干个人的言论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代表性？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发表的言论，是否能被置于同一思想脉络中而构成某种递进性的演化趋向？能否把若干相近或相似的观念元素集合起来，绘制成特定时空中的整体思想图景？这些问题在“经典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固然存在，但并不十分尖锐，因为“经典的”研究路径以经典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为对象，其本身就是个体性的，而且其中包含的观念也具有个体性人格化表达的性质。然则在政治文化范式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要处理的是众多言说者的众多言论，这就必须首先把这种“众声喧哗”的思想表达设定为一种“社会事实”，把众多的言说者虚拟为一个集合性的个体。[41]也就是说，要把某一类发表政治言辞的众人假定为一个具有共同理性的个人，借助从他们的纷杂言论中清理出来的关联性，人为地构筑一个思想观念的演变轨迹及其内在逻辑，以此展现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变化的大趋势。但问题是，同一时空中的众人在观念上可能缺乏足够的同一性，而不同时期相续出现的政治见解也很难说必定有明晰的演进脉络，于是，要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的见解整合在同一个系统中，总不免带有“发明”和“想象”的性质。这就是伍德在写作《缔造》时难以摆脱的困扰。他不得不虚拟一个用同一个大脑思考的“美利坚人”，这个“人”遵循某种逻辑进行思考，其思考的结果就是“美利坚政治科学”的形成。这种用少数精英的言论代表社会思想倾向的写法，的确很难经受历史主义方法的细致推敲，因为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材料纷繁驳杂，如果出于呈现整体趋向的意图而选取那些适合论题的材料，在梳理历时性维度上的演变脉络时牺牲共时性维度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描画的思想图景不免因过于清晰而失真。爱德华·康特里曼敏锐地看出了伍德的难题，称他写作的路子有点接近思想史大家佩里·米勒，把所引材料的作者假想为同一个人。[42]可是，如果抛弃了这种存在明显弊病的写作方式，又怎能有效地处理复杂多样的政治思想素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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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学者指出了《缔造》中存在的某些具体的“欠缺”。伍德的“师妹”波琳·梅尔批评他在讨论1776年的政治观念时，为了强调它与英国的连续性和相似性，大量使用了1774年、1775年的材料，而忽略了潘恩在1776年初发表的《常识》。她认为，如果考虑到潘恩的思想，就很难说1776年美国政治思想与英国有那么大的共性；讨论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应当以潘恩的《常识》为起点。[43]这种看法似乎有些胶柱鼓瑟。伍德所说的1776年只是一个取中的约数，使用1774年和1775年（此时反英运动正急速向独立运动演化）的材料并不存在年代错误。而且，伍德也没有忽视潘恩的重要性，书中论及了《常识》的核心思想及其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可能伍德觉得潘恩的思想只是少数激进派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因而没有把它作为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变动的起点。[44]伍德的“师弟”杰克·雷科夫则说，《缔造》的真正缺陷在于，作者在讨论各州制宪时没有意识到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对共和美德的真正检验并非来自平常的利益互动，而是战争加之于整个社会的特殊要求。[45]其实，伍德在论及各州制宪中出现的观念碰撞时，并没有脱离战争的语境，只不过他把外在的战争形势转化成了时人对战争的感受和认知。历史学家拉尔夫·凯查姆谈到，伍德夸大了联邦主义者的政治观念与古典政治理论的区别，夸大了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分歧，也夸大了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立，因此未能充分认识联邦主义者思想的意义。他认为，不能用民主和反民主这样的范畴来看待制宪，1787年不是对1776年的倒退，而是1776年精神的实现。[46]这种意见可从三方面略作讨论。首先，伍德的着眼点在于寻找1787年的思想中哪些方面与古典理论发生了分离，而并不是说古典理论的影响已经彻底消失；其次，虽然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的思想后来经过改造都融入了美国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中，但两者在1787—1788年的具体历史时空中却是相互对立的；最后，伍德并非简单地把1787年视作1776年的倒退，他强调1787年是从1776年发展而来的，1787年是美国革命结出的硕果，而不是固定不变的1776年精神的实现。此外，约翰·豪批评伍德忽略或轻视宗教在革命时期政治文化中的意义，未能看到当时人对经济因素在塑造共和制基本特征方面的作用的重视，没有注意到当时人把政府视为营造共和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未能很好地阐释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及政治语境之间的互动。[47]很少论及宗教确实是《缔造》最触目的缺陷，英国历史学家J.C.D.克拉克为此专门著书，对共和综论提出挑战，深入阐述了宗教因素、特别教派话语在18世纪英美政治文化变迁中重要性。[48]至于社会经济、政治语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伍德并没有轻忽，而是另有方法论方面的考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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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证研究来质疑、挑战和校正伍德的结论的事例，在美国史学界也可谓比比皆是。前面提到了纳什的批评，他在文中列举了若干种关于底层民众意识形态的论著，以反衬伍德研究的欠缺和弊端。[50]就关于精英政治理念的研究而言，也有学者不同意伍德的立论。马克·克鲁曼在探讨1776年前后的宪政思想时发现，伍德认为到1787年才形成的政治观念，在1776年即已出现。[51]不过，克鲁曼所说的1776年与1787年之间的相似性，仅只涉及个别的观念，而不是整个政治思维方式，因而其说尚不足以撼动伍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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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美国史学界对《缔造》的反应，无论是即时的评论，还是后来的商榷，其中都不乏误解和偏见，反映了不同史家在思想倾向和治史路径上的分歧。许多评论都没有切中肯綮，未能揭示《缔造》在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中的范式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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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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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雷科夫称赞《缔造》的各章各节都写得细腻入微，深入堂奥，而最终指向又明了清晰，把复杂的发展变化归纳为简明的公式。[52]这种说法正合一句中国古语：“真放在精微。”伍德以极尽细致、洞悉微妙的笔法，描摹出美国革命时期思想变革的宏大画面。在近几十年美国史学后浪接前浪的冲击下，《缔造》的经典地位似乎并未动摇。一种史学经典的意义，并不在于包含着永远正确的结论，也不一定要长期引领后来者的研究，而在于开创风气，拓展路径，体现一个时代的学术所达到的高度，并给后学以思想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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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缔造》问世之初，有评论者预言它有可能开创一个研究邦联和宪法的新时代。[53]对伍德的学术颇有微词的迈克尔·朱克曼，也曾从反面谈到了《缔造》的巨大影响，承认它“细致地发掘出我们失去的意识形态世界”，“激活了一代人的学术”。[54]不过，杰克·雷科夫却意外地发现，《缔造》出版以来，很少有学者运用伍德的论点来阐释革命时期政治的具体问题。[55]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不是由于伍德的研究过于宽广和深入，以至于穷尽了所有的问题呢？有一位评论者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伍德的论题包罗甚广，路径过于复杂，把卡罗琳·罗宾斯和贝林的革命思想起源、罗伯特·布朗的殖民地民主论、埃德蒙·摩根的清教伦理、梅里尔·詹森的邦联时期再认识、弗里斯特·麦克唐纳的宪法起源论统统结合在一起，因而《缔造》的出版意味着对美国革命的思想史研究已经走到了极限，难以有新的发展。[56]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缔造》一书的价值和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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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有从政治史这个更大的领域着眼，才能明了伍德史学的意义。从总体上说，《缔造》发展了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开创的路径，把陷入困境的美国政治史研究引领到了政治文化的路径上，推动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范式转变一度给早期政治史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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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一词最初出现于1956年[57]，经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加以界定，遂成一个常见的政治学概念。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某种政治系统根植于其中的“为政治行动定向的具体模式”，并强调它与“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国民性格”或“文化精神”并不是一回事。塞缪尔·比尔和亚当·乌拉姆在1958年对“政治文化”做了不同的界定：“在一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中，有某些方面专门涉及政府应当如何办事和应当办什么事。我们把文化的这个部分叫做政治文化。如同社会的一般文化一样，政治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价值、信念和情感态度。”[58]1965年，政治学家悉尼·维巴进一步把政治文化中的“定向”分解为“认知定向、情感定向和评价定向”，或简化为“认知、情感和评价”。[59]美国政治史家受到政治学理论中这种新发展的启发，把“政治文化”的概念引入历史研究，并吸收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开始探讨过去世界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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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的导师贝林在这方面有开拓之功。他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政治的渊源》中，用了“政治文化的来源”这样的标题，意在把对美国革命的背景和起因的解释引向革命发动者和参与者的内心世界，探讨他们看待当时政治世界的方式，理解他们反英和革命的动机与诉求。在贝林看来，以往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解释，基本上遵循的是制度史和注重外部条件的路径，未能充分理解革命运动的内在动力；实际上，革命者对当时的形势有自己的判断，对革命的动机也有自己的说明；因此，后世的史家应当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的解释。[60]在随后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贝林把这种理念贯彻到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实证研究中，开创了从政治文化着眼来阐释美国革命的新路径。[61]政治思想史名家波科克曾评论说，贝林的研究挑战了史家的正统观念，不再把意识形态和概念看成是其他社会现象的附带现象；“贝林学派”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原因，而是结构，即英国的乡村派思想并非引发了革命，而是赋予革命以特点。[62]也就是说，贝林的研究方式重在以阐释思想来理解事件的意义，而不是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这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史领域，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尝试。当然，贝林这样的历史学家所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同政治学家相比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扩展性，正如新政治史名家罗纳德·佛米萨诺所说，许多政治史家在面对“定义难题”时，往往巧妙地采取不讲定义的策略，而通过用法和潜在的解释框架来显现他们对“政治文化”的理解。[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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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在谈到自己研究的主要考虑时说，他发觉在解释美国革命和制宪时涉及的许多“史学问题”，均缘于未能很好地把握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64]这句话表明，“政治文化”乃是他切入美国革命的基本路径。关于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研究，伍德之前并不乏先行者。克林顿·罗西特以若干核心人物为主角，叙述了从殖民地建立到建国时期若干核心政治观念的形成和演变。[65]关于革命时期主要政治人物的思想，特别是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威尔逊等人的思想，也有各式各样的讨论。较之贝林的开拓之功，伍德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题材的扩展上。他沿着贝林的路径来讨论整个革命期间政治文化的变动，发展和完善了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同贝林一样，伍德把关注的对象由政治理论家转向了政治行动者，于是就使研究路径和论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观念预设：从事具体政治活动的人不仅在行动，同时也在思考；他们对行动的理由和目标的表述，绝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辩解或宣传，其中包含了真实的想法，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希望、理想、担忧和焦虑；考察他们的想法、态度和诉求，有助于理解其行动。相对说来，贝林在《起源》中关注的只是若干个小册子作者，而伍德的《缔造》所涉及的人数量更多，身份更为复杂多样。讨论对象的增多，导致材料更加繁多和驳杂。跟经典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政治文化研究所处理的题材具有“众声喧哗”“变动不居”的特点。对同一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说法。这就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难度，对史家的学术能力和历史意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美国革命时期留下的文字材料极为丰富，从《缔造》的脚注可以看出，伍德的材料来源几乎涵盖革命时期所有重要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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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的拓展和材料的发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往往同史学理念、特别是方法论意识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典的”政治思想史通常以“思想传记”的方式，解读若干经典的思想文本，论述精英政治观念的形成、内涵、传承、发展和影响。这种写法类似于政治学领域的“政治学说史”或“政治哲学史”。它的局限在于，预先假定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都是对若干基本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诸如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核心概念拥有某种固定不变的“定义”，一种政治学说从形成到传播有着某种或明显或隐含的逻辑和体系，而史家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或揭示这种逻辑和体系。具体到某个特定作者的思想，更是存在着连贯一致的逻辑和系统，研究者一般不去考虑他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思想变化。弗农·帕林顿[66]、克林顿·罗西特[67]、路易斯·哈茨[68]、理查德·霍夫斯塔特[69]等人的有关著述，或多或少都体现了这种研究路径。伍德从政治文化的路径来探讨美国革命，一方面，他把关注的焦点从少数几个建国之父，扩展到革命时期留下了政治言论的各界人物；另一方面，他把讨论的范围从少数几个核心政治观念，推广到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思想议题。这些议题所涵盖的内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ideas）、“思想”（thought）或“理论”（theories），而是“共同的假定”（common assumptions）、“信念模式”（pattern of beliefs）和“态度”（attitude）。伍德沿着贝林的路径，借鉴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定义，把所有这些东西统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并且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某种能塑造和调节行为的力量。不过，贝林在《起源》一书中并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方法论意图，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观念，未能充分考虑观念的社会政治语境，而且对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实际关联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伍德从贝林没有做或未能做到的地方向前推进，基于更加自觉而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把纷繁多变的观念置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语境中，力求立体多维地展现观念与行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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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和贝林相比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更积极主动地引入了人类学和文化史的理念与方法，对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做了更为系统的方法论思考。在伍德看来，研究思想观念的意义，并不在于单纯描述观念的内涵及其变化，也不是要阐释观念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把观念和事件置于一种更为复杂和交互的语境中考察，通过观念来理解事件，通过事件来理解观念。在这里，伍德显然受到了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启发，把理解观念和行为的关系视作思想史研究的核心。他批评以往政治思想史家简单地看待观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反对把观念视为一种分离的、可以“引起”行动的实体。他在写作《缔造》时就有这种方法论层面的考虑。他认为，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不可排斥社会和经济研究的路径，而需要把观念主义（ideal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结合起来。在以往的美国革命史学中，有的史家忽视观念的作用，有的史家则把美国革命看成是一场“观念的斗争”；进步主义史学侧重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解释革命，反对把观念作为革命的重要原因；埃德蒙·摩根复活了观念在美国革命中的角色，革命再度被理解为“关于抽象的政府权利的大辩论”；贝林则把美国革命史的“观念主义路径”推向了高峰，同时也意味着按这种路径来解释美国革命已是题无剩义。伍德肯定了贝林路径的创新性，称赞他力图从革命者思想的内部来理解其观念，认为观念不仅涉及革命，而且关乎美国社会特性的转化，其研究凸现了观念变动不居、难以把握的特点，把对革命的解释带出了追索动机的藩篱。在贝林的研究中，行动不仅仅是理性的、有意识的思考的产物，也是模糊不清、急速变动的思想和境况的结果；人主要不是观念的操纵者，而是其受制者（victim）。伍德同时也指出了贝林的局限性。他论证了观念作为现象具有自主性，能够控制其参与者的头脑，把他们引到他们所没有预见的方向，这种讨论带有决定论色彩，把观念在革命兴起中的作用强调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虽然在他这种完全彻底的观念主义解释中，可以看到一种对革命原因的行为主义的解释方式，但把观念与行为的关系引向因果模式则是比较可疑的。伍德声称，必须看到美国革命中的言词和观念是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之中的，讨论观念的作用，应当像进步主义史家那样关注内部社会问题，同时又突破他们那种简单的阶级冲突说，富于想象力地解读观念，并把它们嵌入客观的社会世界，也就是把观念主义和行为主义真正结合起来。观念和言词并非与政治和社会实际相分离，而是理解实际的最佳通道：观念总是有相关性的，言词反映了实际。[70]可见，伍德在这里触及了界定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几个核心理念：观念在社会实际中具有自主性，不能把观念视为利益和行动的掩饰或辩护；观念与其产生的社会语境有着复杂的关联，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难以理解观念的真正意义；观念作用于并塑造行动，阐释观念有助于理解行动。在《缔造》的评论者中，有人留意到了伍德上面这番关于观念主义与行为主义相结合的倡议，并以此来衡量伍德自己的研究，认为他结合两者的尝试在关于70年代州宪法辩论的阐述中做得并不好，而在讨论80年代的宪法辩论时则大致贯彻了这一路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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