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5185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57]

1706285186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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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88 杰克·雷科夫称赞《缔造》的各章各节都写得细腻入微，深入堂奥，而最终指向又明了清晰，把复杂的发展变化归纳为简明的公式。[52]这种说法正合一句中国古语：“真放在精微。”伍德以极尽细致、洞悉微妙的笔法，描摹出美国革命时期思想变革的宏大画面。在近几十年美国史学后浪接前浪的冲击下，《缔造》的经典地位似乎并未动摇。一种史学经典的意义，并不在于包含着永远正确的结论，也不一定要长期引领后来者的研究，而在于开创风气，拓展路径，体现一个时代的学术所达到的高度，并给后学以思想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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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90 在《缔造》问世之初，有评论者预言它有可能开创一个研究邦联和宪法的新时代。[53]对伍德的学术颇有微词的迈克尔·朱克曼，也曾从反面谈到了《缔造》的巨大影响，承认它“细致地发掘出我们失去的意识形态世界”，“激活了一代人的学术”。[54]不过，杰克·雷科夫却意外地发现，《缔造》出版以来，很少有学者运用伍德的论点来阐释革命时期政治的具体问题。[55]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不是由于伍德的研究过于宽广和深入，以至于穷尽了所有的问题呢？有一位评论者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伍德的论题包罗甚广，路径过于复杂，把卡罗琳·罗宾斯和贝林的革命思想起源、罗伯特·布朗的殖民地民主论、埃德蒙·摩根的清教伦理、梅里尔·詹森的邦联时期再认识、弗里斯特·麦克唐纳的宪法起源论统统结合在一起，因而《缔造》的出版意味着对美国革命的思想史研究已经走到了极限，难以有新的发展。[56]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缔造》一书的价值和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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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92 实际上，只有从政治史这个更大的领域着眼，才能明了伍德史学的意义。从总体上说，《缔造》发展了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开创的路径，把陷入困境的美国政治史研究引领到了政治文化的路径上，推动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范式转变一度给早期政治史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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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94 “政治文化”一词最初出现于1956年[57]，经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加以界定，遂成一个常见的政治学概念。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某种政治系统根植于其中的“为政治行动定向的具体模式”，并强调它与“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国民性格”或“文化精神”并不是一回事。塞缪尔·比尔和亚当·乌拉姆在1958年对“政治文化”做了不同的界定：“在一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中，有某些方面专门涉及政府应当如何办事和应当办什么事。我们把文化的这个部分叫做政治文化。如同社会的一般文化一样，政治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价值、信念和情感态度。”[58]1965年，政治学家悉尼·维巴进一步把政治文化中的“定向”分解为“认知定向、情感定向和评价定向”，或简化为“认知、情感和评价”。[59]美国政治史家受到政治学理论中这种新发展的启发，把“政治文化”的概念引入历史研究，并吸收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开始探讨过去世界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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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96 伍德的导师贝林在这方面有开拓之功。他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政治的渊源》中，用了“政治文化的来源”这样的标题，意在把对美国革命的背景和起因的解释引向革命发动者和参与者的内心世界，探讨他们看待当时政治世界的方式，理解他们反英和革命的动机与诉求。在贝林看来，以往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解释，基本上遵循的是制度史和注重外部条件的路径，未能充分理解革命运动的内在动力；实际上，革命者对当时的形势有自己的判断，对革命的动机也有自己的说明；因此，后世的史家应当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的解释。[60]在随后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贝林把这种理念贯彻到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实证研究中，开创了从政治文化着眼来阐释美国革命的新路径。[61]政治思想史名家波科克曾评论说，贝林的研究挑战了史家的正统观念，不再把意识形态和概念看成是其他社会现象的附带现象；“贝林学派”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原因，而是结构，即英国的乡村派思想并非引发了革命，而是赋予革命以特点。[62]也就是说，贝林的研究方式重在以阐释思想来理解事件的意义，而不是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这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史领域，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尝试。当然，贝林这样的历史学家所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同政治学家相比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扩展性，正如新政治史名家罗纳德·佛米萨诺所说，许多政治史家在面对“定义难题”时，往往巧妙地采取不讲定义的策略，而通过用法和潜在的解释框架来显现他们对“政治文化”的理解。[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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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98 伍德在谈到自己研究的主要考虑时说，他发觉在解释美国革命和制宪时涉及的许多“史学问题”，均缘于未能很好地把握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64]这句话表明，“政治文化”乃是他切入美国革命的基本路径。关于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研究，伍德之前并不乏先行者。克林顿·罗西特以若干核心人物为主角，叙述了从殖民地建立到建国时期若干核心政治观念的形成和演变。[65]关于革命时期主要政治人物的思想，特别是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威尔逊等人的思想，也有各式各样的讨论。较之贝林的开拓之功，伍德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题材的扩展上。他沿着贝林的路径来讨论整个革命期间政治文化的变动，发展和完善了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同贝林一样，伍德把关注的对象由政治理论家转向了政治行动者，于是就使研究路径和论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观念预设：从事具体政治活动的人不仅在行动，同时也在思考；他们对行动的理由和目标的表述，绝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辩解或宣传，其中包含了真实的想法，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希望、理想、担忧和焦虑；考察他们的想法、态度和诉求，有助于理解其行动。相对说来，贝林在《起源》中关注的只是若干个小册子作者，而伍德的《缔造》所涉及的人数量更多，身份更为复杂多样。讨论对象的增多，导致材料更加繁多和驳杂。跟经典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政治文化研究所处理的题材具有“众声喧哗”“变动不居”的特点。对同一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说法。这就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难度，对史家的学术能力和历史意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美国革命时期留下的文字材料极为丰富，从《缔造》的脚注可以看出，伍德的材料来源几乎涵盖革命时期所有重要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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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00 题材的拓展和材料的发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往往同史学理念、特别是方法论意识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典的”政治思想史通常以“思想传记”的方式，解读若干经典的思想文本，论述精英政治观念的形成、内涵、传承、发展和影响。这种写法类似于政治学领域的“政治学说史”或“政治哲学史”。它的局限在于，预先假定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都是对若干基本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诸如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核心概念拥有某种固定不变的“定义”，一种政治学说从形成到传播有着某种或明显或隐含的逻辑和体系，而史家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或揭示这种逻辑和体系。具体到某个特定作者的思想，更是存在着连贯一致的逻辑和系统，研究者一般不去考虑他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思想变化。弗农·帕林顿[66]、克林顿·罗西特[67]、路易斯·哈茨[68]、理查德·霍夫斯塔特[69]等人的有关著述，或多或少都体现了这种研究路径。伍德从政治文化的路径来探讨美国革命，一方面，他把关注的焦点从少数几个建国之父，扩展到革命时期留下了政治言论的各界人物；另一方面，他把讨论的范围从少数几个核心政治观念，推广到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思想议题。这些议题所涵盖的内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ideas）、“思想”（thought）或“理论”（theories），而是“共同的假定”（common assumptions）、“信念模式”（pattern of beliefs）和“态度”（attitude）。伍德沿着贝林的路径，借鉴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定义，把所有这些东西统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并且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某种能塑造和调节行为的力量。不过，贝林在《起源》一书中并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方法论意图，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观念，未能充分考虑观念的社会政治语境，而且对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实际关联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伍德从贝林没有做或未能做到的地方向前推进，基于更加自觉而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把纷繁多变的观念置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语境中，力求立体多维地展现观念与行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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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02 伍德和贝林相比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更积极主动地引入了人类学和文化史的理念与方法，对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做了更为系统的方法论思考。在伍德看来，研究思想观念的意义，并不在于单纯描述观念的内涵及其变化，也不是要阐释观念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把观念和事件置于一种更为复杂和交互的语境中考察，通过观念来理解事件，通过事件来理解观念。在这里，伍德显然受到了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启发，把理解观念和行为的关系视作思想史研究的核心。他批评以往政治思想史家简单地看待观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反对把观念视为一种分离的、可以“引起”行动的实体。他在写作《缔造》时就有这种方法论层面的考虑。他认为，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不可排斥社会和经济研究的路径，而需要把观念主义（ideal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结合起来。在以往的美国革命史学中，有的史家忽视观念的作用，有的史家则把美国革命看成是一场“观念的斗争”；进步主义史学侧重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解释革命，反对把观念作为革命的重要原因；埃德蒙·摩根复活了观念在美国革命中的角色，革命再度被理解为“关于抽象的政府权利的大辩论”；贝林则把美国革命史的“观念主义路径”推向了高峰，同时也意味着按这种路径来解释美国革命已是题无剩义。伍德肯定了贝林路径的创新性，称赞他力图从革命者思想的内部来理解其观念，认为观念不仅涉及革命，而且关乎美国社会特性的转化，其研究凸现了观念变动不居、难以把握的特点，把对革命的解释带出了追索动机的藩篱。在贝林的研究中，行动不仅仅是理性的、有意识的思考的产物，也是模糊不清、急速变动的思想和境况的结果；人主要不是观念的操纵者，而是其受制者（victim）。伍德同时也指出了贝林的局限性。他论证了观念作为现象具有自主性，能够控制其参与者的头脑，把他们引到他们所没有预见的方向，这种讨论带有决定论色彩，把观念在革命兴起中的作用强调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虽然在他这种完全彻底的观念主义解释中，可以看到一种对革命原因的行为主义的解释方式，但把观念与行为的关系引向因果模式则是比较可疑的。伍德声称，必须看到美国革命中的言词和观念是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之中的，讨论观念的作用，应当像进步主义史家那样关注内部社会问题，同时又突破他们那种简单的阶级冲突说，富于想象力地解读观念，并把它们嵌入客观的社会世界，也就是把观念主义和行为主义真正结合起来。观念和言词并非与政治和社会实际相分离，而是理解实际的最佳通道：观念总是有相关性的，言词反映了实际。[70]可见，伍德在这里触及了界定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几个核心理念：观念在社会实际中具有自主性，不能把观念视为利益和行动的掩饰或辩护；观念与其产生的社会语境有着复杂的关联，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难以理解观念的真正意义；观念作用于并塑造行动，阐释观念有助于理解行动。在《缔造》的评论者中，有人留意到了伍德上面这番关于观念主义与行为主义相结合的倡议，并以此来衡量伍德自己的研究，认为他结合两者的尝试在关于70年代州宪法辩论的阐述中做得并不好，而在讨论80年代的宪法辩论时则大致贯彻了这一路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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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04 后来，伍德在学术上更趋于成熟，同时也受到了美国史学风气的熏染，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987年，伍德在回应对《缔造》的各种批评意见时，似有知音难遇之憾。他说，自己绝不认为观念乃是行为的“原因”，也反对把观念与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等各种因素并列，以找出在某个特定时刻哪个因素最为重要。他把观念称作人类行为的常量，它不能引起行为，但没有它也就没有行为。那种对于“过重的意识形态路径”的担忧，实际上源自一种误解：似乎讨论观念就是旨在强调观念引起行动。这种把观念和行为的原因联系起来的做法，无助于理解观念的真正意义。伍德用一种格尔兹式的语气指出，观念确实不能引起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念就无足重轻，或与行为完全无关；观念不能作为行为的动机，但却时刻伴随着行为，因为“一切行为都有意识形态”；观念的意义在于赋予行为意义，而人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赋予意义的，正是这些意义构成了人的观念、信念、意识形态和文化。因此，不能认为观念和社会情势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观念并非外在于“实际经验”，观念是人看待、理解、判断和操作经验与生活的方式；观念不仅仅使社会行为更好理解，而且使它成为可能。人类赋予行动意义，但这种意义不是随意赋予的，它是公共意义，受到一个时代文化的习惯、语言的界定和限制。在美国革命时期，诸如“自由的”“专制的”“君主制的”或“共和制的”“民主的”或“贵族制的”这些词的含义，是由当时的“意义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或意识形态创造行为”。[72]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伍德有意借助人类学而不是政治学来改造政治思想史。伍德说这番话时是在1987年，比林恩·亨特所编新文化史的号角之作问世要早两年。[73]这说明他在方法论方面具有某种前沿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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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06 到了2011年，当伍德给自己的新书《美利坚的理念》写导言时，再次表达了向新文化史取法的主张，倡导用“意义阐释”弥补“因果分析”的不足。伍德认为，观念并不是“可以解释变化的驱动力量”，观念并不“引起”人类行为，因此，“因果分析”在思想史研究中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方法。但这并不是说观念对行为没有任何作用，相反，“行为离不开观念，也离不开语言。观念和语言给我们的行动以意义，而我们人类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几乎都要赋予意义”。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观念与行动的关系呢？伍德对以前表达过的看法加以提炼，更加简洁而明确地指出：“观念对于我们的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们是我们认知、理解、理性化、判断和操纵自己行动的手段。我们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形成我们社会世界的结构。观念或意义不仅使得社会行为可以理解，而且使之可能。”而且，观念，借以表达观念的词汇，以及赋予行动的意义，都具有公共特性，受到当时文化中的“习惯和规范的语言”的界定和限制；“从这个意义说，文化，也就是我们可用的意义的集合体，就同时限制和制造行为”；人们在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意义时，往往造成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74]照此说来，阐释观念的意义就在于更好地理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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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08 在贝林和伍德从政治文化的路径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同时，政治学家运用这一范式研究现实政治，也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贝林和伍德与政治学家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研究的题材和材料不同，更关键的是他们具有强烈的语境主义意识，在采用新路径的同时极力保持和提升其研究成果的历史学品质。而且，他们通过从文本分析转向语境分析，革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的学者强调细读经典文本，力图从字里行间窥得前人思想的微言大义；也有学者主张用现代理论来诠释前人的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当前的观点来阐述和改造前人的思想。这些学者虽然具体方法和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思想文本当作观念的载体，把观念视为抽象的存在物，而没有把思想文本与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没有考虑到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从而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进步主义史家虽然把政治思想视为社会政治和利益博弈的反映，强调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着眼来理解政治观念，但他们抹杀观念的自主性，单向强调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决定作用，不考虑观念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勾连和微妙互动。贝林和伍德吸收了进步主义史学的长处，关注观念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并采用语境主义方式来处理思想文本，这样就有助于把握观念的“原意”。伍德谈到，今人对于18世纪的语汇固然熟悉，但其中许多词的含义却是陌生和独特的；只有从语境着眼，才能准确把握这些看似熟悉的语汇的含义。[75]在评论《缔造》时，确有学者看出了伍德的这种方法论取向，赞扬他不以简单的、直线式的眼光看待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而是着力展现政治辩论的模糊性，以及当时人心理和观念的混乱和不一致性。[76]还有学者称赞道，伍德的分析“既辩证又富于历史内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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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10 不过，贝林和伍德的语境主义史学，与同样重视语境的“剑桥学派”并不完全一样。概而言之，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剑桥学派似乎更偏向于哲学和语言学[78]，而贝林和伍德则更接近人类学和心理学。“剑桥学派”讨论的是核心理论家和经典文本，在他们的笔下，马基雅维里、圭恰尔迪尼、霍布斯、洛克乃是主角；贝林和伍德则重视政治行动者的思想观念，更关注观念和行动的复杂关联。另外，“剑桥学派”所强调的语境，主要是思想和知识的语境而非社会语境，侧重从文本与文本的关系来理解思想。这可以说是一种“文本间”或“互文性”的取径。[79]贝林和伍德则不仅重视思想语境，更关注社会语境，力图在两者的结合中考察思想观念的意义。当然，贝林和伍德对语境的把握也不尽相同。贝林偏重文本形成的思想语境，更为关注言说方式、用词习惯、言说对象以及核心语汇的含义；伍德则更重视社会语境，力图通过观念与行动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交汇，来理解观念的意义和影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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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12 随着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成熟，历史学家笔下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家所写的政治思想史，形成了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差别：前者沿着语境主义路径讨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表述，而后者则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来诠释经典文本中的核心观念。政治史研究中的这种“文化转向”，在欧美史学界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哈里·迪金森在其成名作《自由与财产》的前言中明确表示，他不完全赞成刘易斯·纳米尔及其门生的史学理念；他认为，史家既要研究政治思想，也要研究政治和社会现实，才能很好地理解政治行动，因为“政治行为者既行动也思考”。他关注的重点是政治活动家、宣传鼓动分子、政治评论家的观点和论说，力图探究意识形态的辩论是如何既反映又塑造政治现实的。他使用的材料不仅是政治家的演说和文章，也不局限于洛克、休谟、潘恩、伯克等人的政治论文，同时还包括成千上万的政治小册子、带有政治信息的布道词、各种发表政治辩论文字的期刊报纸、作家们的政论文章等。[81]迪金森的这番告白表明，他实际上是以英国政治史的主题和材料，来重演贝林和伍德的研究方式。另一位英国史家J.C.D.克拉克，虽然明确反对贝林和伍德的“共和主义共识论”，但他的研究起点和方式，与贝林和伍德的著述有着直接的关联。[82]美国史家纳什曾考察过东部沿海城市居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不仅触及了贝林和伍德所未论及的底层群体的思想观念，而且揭示了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阐释了社会经济状况和群体性经历及政治意识之间的关联。[83]从表面上看，他的书是在质疑、挑战贝林和伍德的立论，但其问题意识的来源以及研究路径的选择，同样离不开后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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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14 当然，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政治世界毕竟是由行动、事件、制度和观念所构成，那么四者之间，特别是观念同行动、事件、制度究竟是什么关系？意识形态与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社会语境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如何通过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近期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中，传统的建国精英愈益遭到边缘化，而印第安人、黑人、妇女的经历受到愈益强烈的关注；政治的维度也不再是讨论的焦点，社会和文化引起了研究者更大的兴趣。[84]在这种学术环境中，沿着政治文化的路径究竟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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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20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解释美国革命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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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22 美国革命是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在一定程度上说，一部美国革命的史学史，能够反映美国整个史学演变的历程。在长期以来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中，出现了两条很不一样，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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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24 第一条是政治经济研究的路径。最初的研究者大多把美国革命视为一个纯粹的政治事件，重点叙述建国精英的活动，讨论革命的政治成果和政治意义。他们通常把革命的内涵理解为独立和建国，所写出的著作一般是关于殖民地抗击英国的“暴政”、争取独立和自由、进而建立新型共和政体的故事。到20世纪初年，美国史学中出现了第一个专业史学流派，即“进步主义学派”；这些史家改变了关注的重点，把眼光集中在革命时期社会内部的变动上，从经济、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冲突着眼来讨论美国革命的起因及其所造成的变化，力图为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找到一条拨云见日、鞭辟入里的途径。J.富兰克林·詹姆森扩展了进步主义史学的视野，把眼光从经济转向整个社会，关注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化，提出了“作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的命题。[85]后来，这种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沿着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方向体现在梅里尔·詹森及其弟子的研究之中。詹森发展和深化了进步主义的冲突主题，通过对革命中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的阐述，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革命作为一场“内部革命”的意义。[86]詹森的弟子梅因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状况与革命的关系，还引入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对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做了系统考察。[87]他们的研究力图探明经济地位、职业、居住地点等要素与革命起源和进展之间的关系。另一些学者在思想观念和政治取向上受到平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熏染，采用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即强调从下而上看待美国革命，关注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革命对他们的意义，并把他们置于与精英对立的格局中，极力把建国精英边缘化。他们大量使用民间史料和非传统史料，侧重从日常经验和社会斗争的层面讨论美国革命。杰西·莱米什、艾尔弗雷德·扬、加里·纳什、伍迪·霍尔顿等是这一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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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26 美国革命史的另一条研究路径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意义。诚然，从早期的美国革命史写作开始，对于革命的思想原则及其意义，就有人给予关注；帕林顿、罗西特和路易斯·哈茨等学者，也对美国革命中的思想观念做了较多的讨论。但是，真正把美国革命作为一场思想革命对待，是从贝林和伍德开始的。他们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意义。首先，他们把美国革命视为一场思想革命，在以往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讨论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揭示了美国革命对美国乃至世界政治思想的影响。其次，他们就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做了新的探讨，不再简单地把美国革命看成是启蒙思想的产儿，也不再把约翰·洛克当成美国革命的“教父”；他们发现，美国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核心范畴同英国的政治反对派传统有着直接的关联，革命者理解当时的政治世界的主要理论资源来自辉格派思想。第三，他们对美国革命的性质有新的理解，认为是共和主义赋予美国革命及革命时期的美国以显著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自由主义的解释范式之外，创立了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和综论”。[88]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凯利称赞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89]最后，他们开辟了解释美国革命的新路径，关注观念和行为的关系，通过对革命者的思想世界的探讨来理解革命的兴起、过程和后果。这也就是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思想史路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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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28 伍德曾说过，美国革命的思想史研究路径并不是贝林的首创，埃德蒙·摩根在196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把美国革命看成一场思想运动”。[91]不过，贝林和伍德的作用却是十分突出的，他们不仅以精深的研究成果提升了美国革命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而且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方法论，展示了思想史路径的魅力和潜力。同样钟情于思想史路径的波科克也说，就美国革命的解释框架而言，贝林等人在经济利益、自由主义范式之外发展出了共和主义范式；从学术史的角度说，罗西特开始质疑美国革命与洛克的关联，卡罗琳·罗宾斯指出了18世纪反对派思想的意义，而贝林的贡献则在于重新思考了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与特征。[92]伍德则在贝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巨变。当时就有书评作者指出，伍德的《缔造》取材宏富，“让建国之父们自己说话”；体现了注重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学术趋向，把美国革命变成了一场了“思想者的革命”。[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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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30 在讨论美国革命的思想史路径时，人们通常把贝林和伍德并举，而且把贝林视为开拓者，伍德的研究只是贝林路径的延伸。其实，在新的美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形成中，两人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贝林着重探讨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并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革命时期的重要性：“18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革命争端中一方表达的信念和恐惧和另一方一样真诚可信。”[94]在《美国政治的起源》中，贝林讨论了英国的政治体制和相关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殖民地居民的政治思考，殖民地居民又如何在自己的政治思考中悄然不觉地改造了英国的制度和理念，并最终使之变成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95]稍后贝林又进一步阐述道，美国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观念，都与英国18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反对派思想有直接关联，其突出特点是：权力是邪恶的，对于自由构成天然的威胁，因此必须按“混合政府”的要求将各种权力分开；腐败将给自由的英国宪政带来毁灭的危险。这些观念在北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将分散的、个人的想法整合成群体的、社会的观念和态度，并且在反《印花税法》以后的反英运动中获得了新的连贯性和力量。[96]贝林也曾谈到美国革命的后果，并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做了强调：“美国革命不仅创立了美利坚政治国族（political nation），而且塑造了将在这个政治国族中得到发展的文化的永久特征。”[97]他这里提到的“政治国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分享某些政治价值、政治认同和政治权利的共同体，它不同于“政治国家”（political state），侧重的不是制度，而是价值、情感和态度。显然，贝林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美国革命，与传统的政治史家具有很不一样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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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32 贝林关于美国革命的思想意义的判断，只有在伍德的《缔造》问世后才变成了一个得到实证研究支撑的结论。在《缔造》出版四十多年后，伍德进一步发挥了书中的论旨，申述了美国革命作为思想革命的历史地位。伍德在《美利坚的理念》一书的前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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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34 我一心关注革命，是因为我相信它在美国历史上是最为重要的事件，罕有其匹。革命不仅合法地创建了合众国，而且把最远大的志向和最高贵的价值注入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对自由、平等、宪政主义以及普通人幸福的信念，都产生于革命时期。此外，美利坚人乃是特殊的人民，负有引领世界走向自由和民主的特殊使命，这样的观念也出现于革命时期。一句话，革命诞生了我们美利坚人所拥有的一切与国民特征和国家目标相关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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