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5219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58]

1706285220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解释美国革命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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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22 美国革命是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在一定程度上说，一部美国革命的史学史，能够反映美国整个史学演变的历程。在长期以来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中，出现了两条很不一样，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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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24 第一条是政治经济研究的路径。最初的研究者大多把美国革命视为一个纯粹的政治事件，重点叙述建国精英的活动，讨论革命的政治成果和政治意义。他们通常把革命的内涵理解为独立和建国，所写出的著作一般是关于殖民地抗击英国的“暴政”、争取独立和自由、进而建立新型共和政体的故事。到20世纪初年，美国史学中出现了第一个专业史学流派，即“进步主义学派”；这些史家改变了关注的重点，把眼光集中在革命时期社会内部的变动上，从经济、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冲突着眼来讨论美国革命的起因及其所造成的变化，力图为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找到一条拨云见日、鞭辟入里的途径。J.富兰克林·詹姆森扩展了进步主义史学的视野，把眼光从经济转向整个社会，关注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化，提出了“作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的命题。[85]后来，这种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沿着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方向体现在梅里尔·詹森及其弟子的研究之中。詹森发展和深化了进步主义的冲突主题，通过对革命中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的阐述，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革命作为一场“内部革命”的意义。[86]詹森的弟子梅因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状况与革命的关系，还引入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对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做了系统考察。[87]他们的研究力图探明经济地位、职业、居住地点等要素与革命起源和进展之间的关系。另一些学者在思想观念和政治取向上受到平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熏染，采用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即强调从下而上看待美国革命，关注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革命对他们的意义，并把他们置于与精英对立的格局中，极力把建国精英边缘化。他们大量使用民间史料和非传统史料，侧重从日常经验和社会斗争的层面讨论美国革命。杰西·莱米什、艾尔弗雷德·扬、加里·纳什、伍迪·霍尔顿等是这一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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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26 美国革命史的另一条研究路径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意义。诚然，从早期的美国革命史写作开始，对于革命的思想原则及其意义，就有人给予关注；帕林顿、罗西特和路易斯·哈茨等学者，也对美国革命中的思想观念做了较多的讨论。但是，真正把美国革命作为一场思想革命对待，是从贝林和伍德开始的。他们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意义。首先，他们把美国革命视为一场思想革命，在以往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讨论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揭示了美国革命对美国乃至世界政治思想的影响。其次，他们就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做了新的探讨，不再简单地把美国革命看成是启蒙思想的产儿，也不再把约翰·洛克当成美国革命的“教父”；他们发现，美国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核心范畴同英国的政治反对派传统有着直接的关联，革命者理解当时的政治世界的主要理论资源来自辉格派思想。第三，他们对美国革命的性质有新的理解，认为是共和主义赋予美国革命及革命时期的美国以显著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自由主义的解释范式之外，创立了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和综论”。[88]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凯利称赞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89]最后，他们开辟了解释美国革命的新路径，关注观念和行为的关系，通过对革命者的思想世界的探讨来理解革命的兴起、过程和后果。这也就是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思想史路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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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28 伍德曾说过，美国革命的思想史研究路径并不是贝林的首创，埃德蒙·摩根在196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把美国革命看成一场思想运动”。[91]不过，贝林和伍德的作用却是十分突出的，他们不仅以精深的研究成果提升了美国革命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而且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方法论，展示了思想史路径的魅力和潜力。同样钟情于思想史路径的波科克也说，就美国革命的解释框架而言，贝林等人在经济利益、自由主义范式之外发展出了共和主义范式；从学术史的角度说，罗西特开始质疑美国革命与洛克的关联，卡罗琳·罗宾斯指出了18世纪反对派思想的意义，而贝林的贡献则在于重新思考了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与特征。[92]伍德则在贝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巨变。当时就有书评作者指出，伍德的《缔造》取材宏富，“让建国之父们自己说话”；体现了注重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学术趋向，把美国革命变成了一场了“思想者的革命”。[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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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30 在讨论美国革命的思想史路径时，人们通常把贝林和伍德并举，而且把贝林视为开拓者，伍德的研究只是贝林路径的延伸。其实，在新的美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形成中，两人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贝林着重探讨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并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革命时期的重要性：“18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革命争端中一方表达的信念和恐惧和另一方一样真诚可信。”[94]在《美国政治的起源》中，贝林讨论了英国的政治体制和相关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殖民地居民的政治思考，殖民地居民又如何在自己的政治思考中悄然不觉地改造了英国的制度和理念，并最终使之变成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95]稍后贝林又进一步阐述道，美国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观念，都与英国18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反对派思想有直接关联，其突出特点是：权力是邪恶的，对于自由构成天然的威胁，因此必须按“混合政府”的要求将各种权力分开；腐败将给自由的英国宪政带来毁灭的危险。这些观念在北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将分散的、个人的想法整合成群体的、社会的观念和态度，并且在反《印花税法》以后的反英运动中获得了新的连贯性和力量。[96]贝林也曾谈到美国革命的后果，并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做了强调：“美国革命不仅创立了美利坚政治国族（political nation），而且塑造了将在这个政治国族中得到发展的文化的永久特征。”[97]他这里提到的“政治国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分享某些政治价值、政治认同和政治权利的共同体，它不同于“政治国家”（political state），侧重的不是制度，而是价值、情感和态度。显然，贝林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美国革命，与传统的政治史家具有很不一样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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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32 贝林关于美国革命的思想意义的判断，只有在伍德的《缔造》问世后才变成了一个得到实证研究支撑的结论。在《缔造》出版四十多年后，伍德进一步发挥了书中的论旨，申述了美国革命作为思想革命的历史地位。伍德在《美利坚的理念》一书的前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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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34 我一心关注革命，是因为我相信它在美国历史上是最为重要的事件，罕有其匹。革命不仅合法地创建了合众国，而且把最远大的志向和最高贵的价值注入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对自由、平等、宪政主义以及普通人幸福的信念，都产生于革命时期。此外，美利坚人乃是特殊的人民，负有引领世界走向自由和民主的特殊使命，这样的观念也出现于革命时期。一句话，革命诞生了我们美利坚人所拥有的一切与国民特征和国家目标相关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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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36 在伍德看来，美国革命所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思想性的，而不是制度性或物质性的。美国革命推动了美国核心价值的形成，塑造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征。不仅如此，美国革命还为美国人的自我界定和身份认同提供了不会耗竭的资源：“由于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往往是流动和难于捉摸的，因而我们美利坚人不得不反复地回顾革命和建国时期，以便弄懂我们是谁。”[98]到了《美利坚的理念》一书的结尾，伍德再次回到了思想革命的主题，进一步发挥了他在《激进主义》中提到的一个看法[99]：“简而言之，革命使我们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民族”；“现在看来很清楚，革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意识形态运动，涉及观念和价值的根本转变”。伍德觉得美国革命是一种阿伦特式的“开端”，它不仅构成美利坚人国民意识的来源，而且是他们进行国家身份的界定和重新界定的指路明灯，因为“做一个美利坚人，不是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要信奉点什么样的东西”；而且，“我们关于自己是自由世界领袖的观念，始于1776年”。作为一场思想革命的美国革命，所取得的最大的思想成就乃是“共和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因为有了它，美国革命才超越了一般的殖民地反叛；也因为有了它，美国革命才创立了一种以追求自由为精髓的“美利坚理念”。最后，伍德甚至用越出史家矩度的抒情笔调写道：“……我们的共和国仍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有影响力的实验，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展示。我们只希望美利坚理念永远不死。”[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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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38 从这里不难看出，伍德不仅继承和拓展了贝林的论题，而且在学术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许多不同于贝林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伍德对美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与贝林大相径庭。贝林针对进步主义史家，特别是詹姆森的说法，突出强调美国革命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说，美国革命都不是按社会革命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刻意采取行动去摧毁，甚至去实质性地改变他们所熟知的社会秩序。”革命固然带来了社会的转变，但那只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革命本身。詹姆森所列举的那些属于社会革命范畴的事件，如没收效忠派的财产，以及一些人经济境况的变化，都不过是表面的变化，其影响仅及于人口的一小部分，并没有改变社会的构成。真正影响社会构成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人的信念和态度领域。[101]可见，贝林为了强调美国革命的思想意义，不惜采用一致论学派的语调，刻意抹去革命的社会内涵。伍德的看法与此不同。他明确指出：“革命不是单纯的殖民地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造反。它意味着一场至为深刻的社会革命。……转而崇奉独立和共和主义的所有美国人，不可避免地受到推动而期待或希望对美国社会进行至少是一定程度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期望的确是很高的。”[102]而且，在伍德看来，“信念和态度的领域”也并不是孤立自足的，它与社会领域发生交叉混合：观念的变化与社会构成的变化密切相关，观念的变化赋予社会变化某种特征。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缔造》不仅挑战了进步主义和新辉格派关于美国革命的解释，而且给贝林和摩根（关于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著作增添了新的维度；由于伍德强调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关系，因而其路径更接近新进步主义学派，而不是一致论学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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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40 美国革命史名家艾尔弗雷德·扬在评述美国革命史学时，特意谈到了贝林和伍德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贝林片面强调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维度，拒绝承认革命具有社会起因和社会动机，对寻找这些因素的史学家加以驳斥，对不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美国革命的学者也做了公开或隐晦的指责；可见，他试图将美国革命从“通用的革命范畴”中拖出来。伍德对贝林的路径既有发展，也有挑战。伍德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同时也强调要对美国革命进行新的社会经济的解释。他认为革命时期的狂暴言辞只能产生于“极其严重的社会紧张”之中。他还注意到，1776年以后，革命扩展为美国人中间争夺独立果实的斗争，成为一个多层叠加的复杂事件。在1776—1787年间，美国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而且从言辞的碰撞中可以看到深层的社会冲突；对于革命派来说，如何控制住这些冲突乃是一个“核心问题”。宪法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个“贵族式的文件”，旨在抑制革命的过度民主倾向。[104]扬所指出的伍德同贝林的差别确实是存在的，只是说法有些夸张的意味，并且把伍德写作《缔造》时的想法和他后来的学术取向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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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42 贝林、伍德以及其他一些从意识形态着眼解释美国革命的学者，有时也被称作“贝林学派”。他们一直受到詹森及其弟子的质疑和挑战。“詹森学派”并不否认意识形态的作用，只是更看重收入来源、职业认同、地理位置和实际经济问题对于社会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在纪念美国革命200周年的几次学术会议上，两派的交锋和辩论趋于激化。[105]伍德在1987年回应对于《缔造》的批评时，特意选取梅因作为靶子，也有两派交锋的背景。虽然“贝林学派”和“詹森学派”的争论涉及理念、路径、材料和方法等各方面的分歧，但在外人看来，这两种研究路径其实各有侧重，对于理解美国革命及其意义有着显而易见的互补性。而且，正是两派的争论推动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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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44 在一些同样是从意识形态的维度看待美国革命的学者当中，也有人质疑贝林和伍德的解释。他们提出的头一个问题是，革命时期是否存在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罗伯特·谢尔霍普在1982年谈到，过去十年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革命前夕的北美思想并不是以一种单一的、铁板一块的政治意识形态为特征的。[106]约翰·夏伊在1985年也曾表示，他不相信在革命时期有一种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单一而统一的文化。[107]克拉克在《自由的语言》中力图论证，在革命中发挥动员和引爆作用的观念来自多样化的教派话语；法律和宗教是革命的中心议题，两者通过宗教而结合在一起，自由的语言即来自这两个彼此联系的领域；因之美国革命没有统一的思想渊源，共和主义并不是美国革命的思想旗帜；“在英国的北大西洋属地中，‘漫长的’18世纪的政治话语是多元的，并不是清一色的‘共和’，这种多元性在此主要追溯到那些属地的教派多样性”。[108]也就是说，贝林和伍德等人的研究夸大了北美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用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甚至抹杀了其他并存或共生的意识形态。乔伊斯·阿普尔比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质疑贝林和伍德的研究。她觉得在考察革命的心态时必须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使信念可信？是什么触发了反应？是什么说服了殖民地人去相信他们关于事态的解释是真实的？革命者的行动来自一种革命的意识，一种特定的心态，它使人放弃常规的行为准则，而把非常之举视为正常。但共和派传统本身并不具备产生这种反应的力量。因此，必须考虑究竟是什么社会境况使很大一部分殖民地人觉得，他们对确切恐惧的反应是正当而合法的。[109]弗里斯特·麦克唐纳则对意识形态学派提出了更全面的批评，指责他们未能区分各色各样的美利坚人所信奉的各种不同的共和主义，也不明白这些共和主义在总体上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规范的差异；片面注重公民人文主义的传统，完全没有考虑苏格兰思想家的影响，而且在贬低洛克的影响时又忽略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的影响，也不太重视法律和合法制度的作用；很少提及通常所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实际”，也淡化了华盛顿、罗伯特·莫里斯这样的实干家的作用；虽然指出了共和美德与奢侈（邪恶）之间的紧张，但没有充分讨论“社群共识”和“占有性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110]此外，还有一些史家力图打破“共和综论”，还原被贝林和伍德所边缘化的洛克的地位，从新的角度论证洛克对美国革命的影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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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46 对意识形态学派的批评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新近出版的一本讨论革命时期公民权的著作中，这位年轻的作者又把意识形态学派抬出来作为立论的靶子。他认为这些史家贬低了围绕“国家工具”的斗争的决定性意义；而且，他们经常采用一些很大的比喻（如“contagions of liberty”之类）来表述独立后革命的影响，但这些比喻在揭示一些东西的同时，也遮蔽了不少；它把革命“拟人化”，而忽略了革命中各色各样的行动者。[112]不过，这类批评从反面表明，意识形态学派研究美国革命的路径和方法，至今仍能给学术灵感带来某种刺激。不论是追随者还是挑战者，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意识形态范式的启发。[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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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52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治史的理念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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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54 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实证史家，伍德有自己的史学观念和思想取向。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史学训练，60年代后期成名，可以说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演变的见证人，其治史的理念和风格也是在整个美国史学的变化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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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56 在最近五十多年里，美国史学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向”。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社会转向”，历史研究的重点从政治转向社会，日常生活取代政治事件成为主要题材，社会学理论和统计学方法被大量引入史学领域。第二次是8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史家的眼光从社会转向文化，以往被史家用作事实性信息来源的史料，变成了阐释意义建构方式的文本，过去人们的语言、记忆、情绪、感觉、价值等内在经验，变成了研究的主要题材。在这些“转向”的同时，史学观念也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精英主义受到挑战，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被史家请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从下向上看历史成了一种主要的视角；后现代主义所包含的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建构和想象等理念，不仅影响了史家对题材的选择，而且在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当今的美国史学出现了高度多样化的局面，许多史家在观念和方法上具有鲜明的混合性，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不足以理解现在这种复杂斑驳的学术图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标签，也难以准确标识史家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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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58 伍德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亲身经历了这几次史学转向，而且他在学术上的成长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在总体上却对新史学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史学观念时，更是猛烈抨击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弊端。令他最为不满的是，新史学，特别是新文化史在蔚然成风之后便摆出一家独大的姿态，贬抑和排斥其他的治史方式。他用夹带怨愤的语气谈到，到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取代社会史而称霸于美国史学界，种族和性别成了主导性的话题，期刊上充斥着讨论这类话题的文章，历史系招聘新教员时也只考虑做这类研究的学者，似乎只有文化史才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历史。他这里暗含的意思显然是指责新文化史排斥政治，挑战政治史的学术合法性。他不满于新史学的第二点，是它过于注重理论，强调对过去实际进行“文本重建”，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他承认后现代主义在文学领域尚有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开辟新路径，发现新题材；但它“入侵”史学领域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带来了瓦解史学特性的危险，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把史家的工作视作“捏造过去”，宣称历史写作无异于小说创作。这等于是“颠覆了任何历史重建的基础”。[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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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0 伍德的这些看法无疑掺杂着个人情绪，也夹带误解和偏见。新文化史之成为美国史学的主导趋向，有着特定的社会情势和学术语境，并不是某些史家排斥其他路径而妄自尊大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种学术风气并不是少数学者的好恶所能造成或扭转的。再者，新文化史家并非仅只关注种族和性别，而且也讨论普通人的经历，特别是普通人的内在经验。另外，自9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逐渐同社会史结合，开始关注更广义的文化，往往把“社会”和“文化”并举。[115]在面对史学新趋向时，伍德的眼光不免显得隔膜，对原有的史学格局流露出某种“卫道”的意向。在对待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态度上，伍德怀有更深的成见。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采取“文本主义”路径，关注历史叙事在整体上所具有的虚构特性，这是对现代史学理念的反思和质疑，与其说是要颠覆整个史学的基础，不如说是旨在重新界定史学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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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2 伍德对新史学的第三点批评，是其中包含过度的现实关怀和“现时主义”取向。他觉得新文化史家用过去俯就现在，以历史服务于当前需要，这是对史学宗旨的扭曲，是一种简单的工具主义立场，把史家变得像文化批评家一样操纵过去以服务于现在。他指责新文化史家不是努力从过去的意义上理解过去，而是要求过去对现在直接相关和有用，“瓦解过去的完整性和过去性”。在他看来，史家固然不能脱离现在，现在的问题和议题也能刺激史家去探讨过去，而且弄清当前境况的根源或起源也是史家的正常想法，但是现在不能当作史家评判过去的标准，当前的问题和议题也绝对不能直接塑造史家对过去的认知和解释。史家对过去应抱尊重和敬畏之心，因为对过去研究得越深入，就越能明了过去的复杂性，越能懂得过去的人们受到了许多他们不了解或未意识到的力量的制约。他特别强调，史家必须具备“历史意识”，也就是说史家不仅要掌握关于过去的信息，还须有一种特别的意识，以便把“一种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深刻影响的理解方式”植入自己的心理之中。后现代史家恰恰缺乏这一点，他们极力想证明现实是文化建构出来的，于是造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由人建构出来的东西可以轻易地由人来改变。其实，过去的事情要复杂得多，各种习惯和价值虽然是人创造的，却并不那么易于由人操纵和改变；即便有改变，也不一定是以人的愿望和要求为转移的。[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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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4 对“现时主义”的警惕和对“历史意识”的强调，反映了伍德作为一个爱德华·卡尔意义上的现代史家的谨慎。后现代主义者过于强调历史事物的“去自然化”和“建构性”，难免会造成一种历史世界脆弱而易变的错觉。实际上，在时间之流中出现的人造事物，往往具有超越人的意志而转变为自然之物的趋向。而且，新文化史家表现出强烈的“现时主义”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与种族和性别相关的情感及诉求植入历史解释，这样就导致了“以今视昔”和“时代倒错”等非历史主义的弊病。伍德并不反对史学的“现实关怀”，只是不赞成把历史过度政治化。他承认史学在根本上是批判性的，对社会的惯常性记忆具有破坏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历史当成道德剧，对前人和往事做出简单的“好”与“坏”的判断。“历史意识”要求史家在解释和理解历史时必须尊重其过去性与复杂性。[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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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6 伍德虽然很不欣赏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核心理念，但对其“技艺”却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前文提到他对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的思考，在许多方面与新文化史异曲同工。此外，他对历史时间的重新界定也带有新史学的痕迹。他在《缔造》中考察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变动，涉及的时段是1776—1787年。这是经典的政治史分期法，其前后的界标都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在《激进主义》和《自由的帝国》中，他把时限向两头延展，涵盖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前期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他自承这种新的历史分期法受到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启发，因为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不关注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而着眼于较长时段的趋势，他们在讨论美国革命中的问题时，往往从更长的历史时期着眼。这种时间界定不再把美国革命视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而只是更长的社会和文化变动过程中的一个事件，从而能更清晰地看出革命在长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新的时间概念，伍德对革命的后果和影响做了重新考察，强调美国这个自由社会并非从来如此，而是革命后数十年间逐渐演变的结果。[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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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268 伍德是一个执着的政治史家，他对社会史和文化史无论是诟病还是取法，都是出于维护政治史的学术合法性的考虑。他并不反对研究社会和文化，只是不接受那种认为政治已变得无关紧要、政治史应当寿终正寝的主张。在治史生涯的中后期，他甚至退回到了叙事性政治史的营垒。在《缔造》出版后，他并未继续做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激进主义》和《自由的帝国》等书仍然关注意识形态的作用，《美利坚的理念》也重提了美国革命的文化塑造意义，但它们在总体上都不同于《缔造》那种专精的政治文化研究，而只能归入叙事性政治史的范畴。在伍德写作这些著作的时期，正当美国政治史研究出现重大转变之际。据几个年轻学者的观察，美国政治史在21世纪初年出现了复兴的势头，政治史家关注的问题已不同于“经典”政治史；美国政治文化中表现至为强烈的“反国家权力主义”，美国民主史中参与机制的持续演变，成为复兴中的政治史的两大主题。[119]在这种新的问题导向中，政治事件、政府事务和政治精英不再居于中心地位，政治史的基本题材转向了政治心态、政治参与和普通民众。相比之下，伍德近期的政治史写作不免带有古旧的气息。在他的笔下，联邦政治是焦点，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麦迪逊等人是主角。这是对“经典”政治史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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