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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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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第六章 帝国的西征——从联盟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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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西征已经开始，前四幕已经上演，第五幕迎来时代的剧终，并将以最高贵的功绩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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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伯克利《论在美国传播艺术与学问的前景》，17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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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3月，刚刚组建的邦联政府的新任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举行演说。当晚的观众无疑对此十分兴奋。“我的讲话总是被这里的喧哗声和混乱所打断。”斯蒂芬斯有些恼怒，扬言说如果必要的话，他整个晚上都会待在那里，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说”。对于美国内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场演讲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开场。同样，让一些州退出联邦来加入这个独立的联盟国，也绝不是一件顺水推舟的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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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亚伯拉罕·林肯将《独立宣言》视为一张为美国未来而开的期票，像斯蒂芬斯这样的南方人则更愿意将宪法视为他们反对建国声音的基石。当然，这份文件的确允许他们这样做。宪法和《权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概述了作为美国人的意义，但对于种族等问题却保持了妥协与沉默。不过，更麻烦的是《权利法案》的最终修正案，也就是第十修正案，其中规定，“宪法未授予美利坚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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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最后一项修订案是反联邦主义者的谢幕演出，是他们留给这个新国家的遗产。它保护了各个州的权利，解决了那些害怕联邦权力的人一直以来的担忧。不过，它也为1860—1861年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提供了途径，让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成果面临分崩离析的可能。1861年3月，斯蒂芬斯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宪法和《独立宣言》架设的路标是相互矛盾的。这些路标都指向自由，但这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是谁赋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则要视每个旅行者各自的情况而定。对于斯蒂芬斯而言，邦联的自由建立在蓄奴自由的基础之上，这种自由免受联邦政府的干预（即使是想象的干预）。从南方的视角来看，这个在革命中建立、为革命所塑造的国家曾为脱离殖民控制、争取自由而战，因而现在脱离联邦政府也是一项基本的革命权利。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于美利坚联盟国而言，这却是一个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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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美国革命并没有让美国转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它的确建立了新的规则，让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崛起的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宪法为这个新国家提供了一种特权与保护的复杂结合。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遵守它的人和破坏它的人实在难分寡众。尽管如此，它还是提供了一个目标，即使并不总能实现。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宪法和《权利法案》都没有解决的。到1791年时，美国虽然还没有完整地定义，但已经确定了给予“人民”哪些自由和保护。不过，它还是没有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人民”到底指哪些人。直到内战之后，美国才会开始明确“人民”的所指。事实上，如果不是邦联向联邦提出挑战，构建起邦联制下的公民权，美国也许从未打算去明确这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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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斯在萨凡纳演讲的主题正是关于公民权与宪法的。他所提到的并不是1787年在费城起草的那份宪法，而是美利坚联盟国自己的宪法，就在斯蒂芬斯这次演讲的十天前才被一些脱离联邦的州正式通过。如果说模仿是最诚挚的恭维，那么南方人显然认为美国宪法无可挑剔。他们基本上照搬了美国宪法。当然，他们这么做可能也是出于类似“时间至关重要”的考虑。对于一个完全从头开始的国家来说，又要脱离联邦，又要另建政权，如果还要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重新起草一份全新的宪法，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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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邦联的宪法并没有全文照搬原来的宪法。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关键性的区别，而这些区别或者说“改良”，正是斯蒂芬斯希望能够向听众们传达的信息。在抓住听众们的注意力之后，斯蒂芬斯向他们保证新宪法“充分保护了我们一切自古就有的权利、公民权和自由”。新宪法吸纳了“《大宪章》的伟大原则”，保留了宗教自由，同时也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些改动。虽然斯蒂芬斯承认自己对一些改动也并不认同，但总体来说，他还是可以足够自信地宣称新的邦联宪法“无疑要优于旧宪法”。他向听众们担保，最重要的是“那些关于我们独特制度的疑虑，现在都已经永远地平息了”。他承认，正如杰斐逊曾预料的那样，这“是近期的分裂和当前的革命造成的直接后果。”斯蒂芬斯指出，美国的建国理念“依赖于种族平等的假设”，“这是一个错误”。相反，他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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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政府秉持一个恰恰相反的观念；它的基础也好、基石也罢，都建立在以下这个伟大的真理之上：黑人和白人并不平等；奴隶从属于更高等的种族，这是他们自然的、正常的地位。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我们的新政府是第一个建立在这个伟大的物质、哲学和道德真理之上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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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联宪法当然会不惜篇幅，以保证蓄奴主的“财产权”不受损害。讽刺的是，虽然美国的建国理想声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斯蒂芬斯声称独属于邦联新政府的种族不平等观点却在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判决中被写入了法典（图28）。有了这项规定，奴隶制——据称是邦联未来的基石——至少有了成为一个全国性制度的可能。事实也证明，这项制度在邦联内部更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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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联副总统也许可以厚颜无耻地将奴隶制称作邦联的基石，但是脱离联邦的各州却并不会把自己的劳动力体系视为构建一个新的、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结构的基础。斯蒂芬斯在演讲中预期南方会发展形成一种“独立国家”的意识，但事实上，各州发布的脱离联邦的声明中详述了各自脱离的理由，清楚地表明它们都像南卡罗来纳州那样，认为自己“在这些国家中是……独立、平等的”。事实上，脱离联邦的并不是邦联这样的实体，更不是什么可以被称为“南方”的概念。那些州都是独立退出联邦的，也希望在大多数关键问题上能够保持独立。南卡罗来纳州在1861年首先宣布退出，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于1861年1月相继退出，接下来，得克萨斯州在2月退出，阿肯色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在5月退出。在整个战争期间，4月宣布退出的弗吉尼亚州和最终在6月宣布退出的田纳西州内部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前者甚至在自己的领地内又发生了一次脱离，分裂成为两个州：属于邦联的弗吉尼亚州和属于联邦的西弗吉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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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是邦联各州的共同之处，但南方人却更愿意将州权看作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而反对奴隶制同样也没有让北方人更加团结。1861年，北方各州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延续联邦，而不是废除奴隶制。但在1858年，后来出任国务卿的纽约参议员威廉·H·苏厄德（William H. Seward）就曾指出，奴隶制与自由的交锋是一场“反对势力和支持势力之间不可抑制的冲突”，也是一场必将分出胜负的冲突。苏厄德认为所有试图妥协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但他认为这场政治冲突无法控制，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武力冲突不可避免。他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一个“剧场，其中陈列着两种截然不同，正在全面实施的政治体系”[1]，一个支持奴役，一个支持自由。当这个剧场变成战场，大部分北方人都只关注症状，解决分裂的问题，而不是去根治病因，解决奴隶制问题。他们与安德鲁·杰克逊一样，都认为必须保存联邦，却不一定都同意废奴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奴隶制必须一并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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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你们邦联的武器》。邦联支持者很难一眼就看出这幅漫画的真实含义。它对邦联的批评是隐晦的，而不是公开表述的。它展示了一枚护盾，护盾两侧分别站着一位种植园主和一位戴着手铐的奴隶。护盾中包含着很多与（那个时候的）南方相关的“标准”形象：一杯薄荷朱利酒、一瓶威士忌、一把手枪和一只匕首、一条鞭子和一副手铐、棉花、烟草、含糖作物，以及一些耕作土地的奴隶。图中的棕榈树特指南卡罗来纳州。左侧三位种植园主在玩纸牌，在他们后面，两个男人在进行决斗。右侧一场奴隶拍卖正在奴隶居住的小屋前进行。在护盾上面，邦联的旗帜和一幅画有头颅和十字骨头的旗帜相互交织，两面旗帜之间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一句格言“奴役是永久的”（servitudo esto perpetua）；所有这些陈腐的形象都代表了北方人眼中那个酗酒、赌博、邪恶的南方。不过，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件判决的背景下，南方不再可能安稳地假定和维持这种永久奴役的观点。在这幅漫画创作的时期，也就是内战激战正酣的背景下，戴着手铐的奴隶脸上的表情明显比阴沉的种植园主更加乐观一些，这当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但鉴于当时的情况，也算是比较妥帖的描绘。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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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人就尊崇联邦，也知道联邦并不坚牢，因而从制宪会议以来就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政治妥协来维持统一。各州脱离联邦，表明那些妥协和争取都是失败的，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共和政府本身的失败。1844年，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发送了第一条电报消息，上面写道：“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What hath God wrought?）莫尔斯提出的其实是一句反问。正如电报的发明者预料的那样，电报带来的传播革命创造了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比邮局分发全国的报纸更能缩短人们的距离。上帝创造了一个新的共和国，这个国家由宪法所联结，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叶，又因为电报这种新技术而被联结得更加紧密。到了1861年，当电报终于覆盖整个美洲大陆时，第一条贺电电报的内容表现了这个上帝创造的国家当时处境有多么堪忧；它写道：“愿联邦永存！”这句话更多是一种期望，而不是一种预测。各州的脱离已成事实。[2]很快，这些电缆传递的就主要是战争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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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讲，脱离联邦根本不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力，而是林肯所说的“无政府主义的本质”[3]。正如当时的一幅漫画（图29）所描述的，邦联与撒旦勾结，想要将民主政府清除出地球。美国人知道，这样的政府是一场“实验”。进一步讲，正如《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所言，这场实验关乎“这片西方大陆未来的命运和福祉，以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景”。这种观点既呼应了托马斯·潘恩，也预兆了林肯对美国的赞美——他将美国看作“这个世界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随后，林肯又将这一观点有力地渗入到1863年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虽然这些观点在1861年时无疑提升了北方的士气，但通过战争建立“平权的民主原则、普选制和多数人统治的政府”究竟意味着什么，则只有在战争过程中才会体现出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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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南方邦联的真相！！！来自一位有权势的贵族和他忠诚的同盟们的陈述》（费城，1861）。与上一幅漫画不同，这幅漫画毫无疑问在批判，实际上是在谴责画中的邦联在与撒旦为盟。左边的人物是“大法官暴民法先生”，他背着一罐沥青（代表了南方的联邦支持者所遭受的酷刑，即先在他们身上倒上沥青，再贴上羽毛）；邦联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手持一份“许可令”（即一份政府批准没收外国财产的证明，在这幅图上，它特指邦联在1861年逮捕福特·普拉斯基的许可令）；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和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手持一份名为“我们政府的根本原则”的文件，其中包括了叛国、叛乱、谋杀、抢劫、防火和偷窃。众人身后、骑在马背上的人物是G.T.博雷加德将军。他在1861年4月让查尔斯顿海港萨姆特堡向邦联投降。撒旦和他的属下坐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棕榈旗下，宣称邦联“是我们的王国名副其实的、恰当的代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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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内战双方都对持久战做好了准备，舆论却认为这将是一场激烈而短暂的冲突。北方人认为，一场大战足以让南方人认识到退出联邦是一个错误，并使邦联解体、重回联邦。南方人则认为，一场大战将让北方人明白，邦联是动真格的，可以通过武力保护自己，并且像《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等人之前暗示的一样，邦联应该被允许“和平离开”。然而，事实证明，第一场大战为双方都敲响了警钟。1861年7月21日，第一次牛奔河之役（亦称第一次马纳萨斯之役）打响了。像大多数内战战役一样，这场战争拥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即使到了今天，使用哪一个名字通常还是会透露出演讲者或是写作者的观点。联邦倾向于使用距离战场最近的水源命名战役（因而是牛奔河），而邦联更愿意使用最近的城镇或交通枢纽来命名战争（因而是马纳萨斯要塞）。即便在这样的问题上，联邦和邦联也不能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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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双方第一次大战即将打响之前，一些南方报纸还对邦联在这场被其称为南方“独立战争”中的处境表达了谨慎的乐观。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敌人将会被赶到波托马克河对岸，华盛顿将成为我们的领地，”《新奥尔良每日杂闻》指出，“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也有安全线可供退守。”这份报纸的记者镇定地报道称，“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满怀信心地期待最终的结果”，实际上，“很难想见我们会遭受失败”[5]。当双方军队在弗吉尼亚相遇时，北方报纸则更加直接地表示，自己一定不会是失败的一方。在那个炎热的七月，观光客们带着食物和阳伞涌出华盛顿，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观战。他们相信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的第一场战争，也将是最后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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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自信是不合时宜的。第一次牛奔河之役中，邦联虽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胜利，却让联邦实实在在遭受了挫败。随着邦联援军那天下午的抵达，联邦的阵线已经告急。联邦军队和旁观者最初还只是执行战术性后撤，但很快就开始迅速且无序地向华盛顿逃跑。就像邦联的报纸所预料的，这座城市现在已经归邦联所有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伦敦《泰晤士报》的英国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从华盛顿报道了这场战争。他对于联邦打了败仗、邦联又没有抓住主动权感到不可思议。“这则新闻看起来难以置信，”罗素报道说，“但是就在我眼前，疲惫、沮丧、战败的残军正在经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博雷加德（Beauregard）没有来，”罗素写道，“从中午开始，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听到他的炮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邦联不抓住的话，这种机会不会再来第二次，他们的平庸无能将会被历史铭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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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7月，在第一次马纳萨斯之役过后，通往华盛顿的大门已经向邦联军队敞开了，但是邦联军队却并没有乘胜追击。在南方指挥官约瑟夫·E·约翰斯顿看来，一部分问题在于邦联军队的自满和混乱。“打了胜仗的邦联军队比战败的联邦军队还要涣散，”他回忆道，“他们相信取得了这场胜利，战争的目标就已经达成，他们已经做到了国家要求他们做到的一切。”于是，很多人“随随便便地就离开了部队去照料受伤的朋友，经常是陪同伤员前往各个偏僻城镇上的医院”，或者干脆带着“战场上获得的战利品”，得意扬扬地回家了[7]。他们的离开至少可以说是为时过早。还有长达四年的战争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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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说第一次牛奔河之役是一场虎头蛇尾的战争，它也还是无疑打破了北方的幻想：仅凭一场战争，并不能够把脱离联邦的各州重新夺回来。而对于邦联来讲，这场战争也打碎了它们和平独立的希望。双方都已经明白地看到，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决定最终结果的因素不仅是人，还包括军备物资，士气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场战争的作战双方都主要由志愿军组成，因而士气绝不是无关紧要之事。虽然联邦和邦联都被迫通过征兵来补充他们所剩无几的部队，但双方很大程度上都还是要依靠自愿入伍来保证战场上的军队数量。一旦最初对于战争的热情消耗殆尽，这种志愿兵役制度就需要一些激励。也许相比南方，北方更需要这种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