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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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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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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眼泪送走黑暗的过去，转身面向灿烂的未来，低垂眼帘，奋力向前吧。人类漫长的、令人厌倦的冬天已经结束，夏天已经到来。人类已经破茧而出，天堂就在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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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贝拉米《回顾》，18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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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2月，艾达·韦尔斯（Ida B. Wells）还只有5个月大的时候，厄尔·范登（Earl Van Dorn）带领南方邦联军队突袭了她的家乡密西西比州的霍利斯普林斯镇，目标锁定北方联邦军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为袭击田纳西州维克斯堡而在此建立的补给站。1878年，艾达15岁的时候，黄热病在镇上肆虐，夺去了她的双亲和一个弟弟的生命。1884年，21岁的艾达乘坐火车时被强行逐出妇女专用车厢，理由是该车厢仅供白人使用。艾达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19世纪晚期许多美国人面临的危险和困境，尤其是南方人，当时“黄杰克”（黄热病的别称）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了持久的威胁。黄热病是不分种族的，但这一时期的铁路却作出了明确的种族划分。艾达·韦尔斯和其他任何的美国人一样易受病毒性感染的威胁，但她又尤其易受种族仇恨病毒的威胁，只因为她是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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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达自双亲过世后就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对于列车乘务员的反动言论自然不太可能逆来顺受。她成功地向地方法院起诉了铁路公司，但田纳西最高法院最终否决了地方法院做出的赔偿判决。对于这位年轻姑娘来说，这无异于一记警钟：在此之前，艾达虽然严格说来是奴隶出身，但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坚信“昨日的美国已经永远地成为过去”，而“新的国度”、未来的美国“将会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其基石正是法律面前人人自由平等”[1]——这是伊利诺伊州议员艾萨克·阿诺德（Isaac N. Arnold）在1864年说过的一段话。然而，推行这种自由总会遭到暴力反对，尤其是那些曾经的南部邦联州内的极端分子的反对。后来，这种暴力中最具破坏性的一些方面将成为艾达·韦尔斯倾其一生反抗的重心，这也将写就她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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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艾达尚且年幼的时候，臭名昭著的三K党在田纳西州珀拉斯凯成立。当时，阿诺德等人一直在提倡废奴，废奴成功后又进一步呼吁保护所有民众的权利平等，而三K党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治安维持会在此时成立，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南方白人下定了决心想要破坏阿诺德他们取得的成果。三K党与民主党颇有牵连，主要由南方邦联军的退伍老兵组成，他们致力于恐吓联邦支持者和共和党人，阻止那些非裔美国人获得合法的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夺去他们的性命。19世纪60年代晚期，像商人约翰·默里·福布斯这些到访南方的人能很快从那些南方城市建筑上“饰有”的“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以及“滴血的匕首”象征中察觉到致命的讯息。[2]尽管这种象征可能是南方专有，但这种态度并不只局限于曾经的南部邦联州内，在民主党当时的种族歧视言论中，也具有这种固有元素（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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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时，这个国家既没打算对内战的成果置之不理，也没打算与民主党代表的公然的种族分歧结盟。前邦联军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当选总统，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格兰特的第一届任期内，联邦政府通过了三份执行法案（1870年、1871年）来制止三K党的暴力行为，并且派遣联邦警察进驻南方以保障法案的实施。格兰特还特别授权财政部情报局的海勒姆·惠特利（Hiram C. Whitley）暗中收集不利于三K党成员的证据。惠特利在回忆录中骄傲地回忆说，自己帮助确保对“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发起了“两千多次起诉”[3]。但他也深知，那些为起诉三K党作证的证人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时，三K党为了让反对者闭嘴，对相关的黑人、白人都实行了恐吓威胁，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无情的殴打，有时候甚至是私刑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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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这是一个白人的政府》（托马斯·纳斯特）。这幅讽刺漫画出现在1868年9月5日的《哈泼斯周刊》上，嘲弄的是民主党在1868年的竞选纲领，其竞选口号正是该画标题。画中的三个白人形象从左边开始分别是：一个滑稽的爱尔兰移民，三K党头目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其皮带搭扣上的“CSA”字样和刻着“错失伟业”的匕首都表明他代表的是美利坚联盟国），以及反对“重建法案”的民主党总统提名者霍拉蒂奥·西摩。他们踩在一名非裔美国士兵和他举着的国旗上，而那名士兵正在徒劳地伸手去够不远处的一个投票箱（画面右下方）。漫画下方的图例写着：“我们认为国会（所谓的）《重建法案》是一种篡权，是一种革命，它不合宪法，空洞无效。”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彻底获胜，通过了这些《重建法案》，将南方划分为五个军区，每个前邦联州都被要求普遍实行男公民选举权、起草新的州宪法并且批准通过第十四修正案。这幅图的背景里有一所学校或救济院模样的建筑正被烧毁，并且有一起私刑正在发生（明显是指1863年7月因激烈反对内战而爆发的纽约草案暴动，在这场暴动中，第五大道上的有色人种孤儿院遭到袭击，一些人遭私刑处死）。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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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勒姆·惠特利和艾达·韦尔斯的世界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全然不同，唯独在这个主题内产生了交集。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主题，不只是白人的侵犯和黑人的决绝之间的碰撞，也不只是解放黑奴的大形势下白人的故步自封。一切都远远复杂得多。海勒姆·惠特利曾经的工作是抓捕逃走的奴隶，他反对废奴，反对给予非裔美国人公民权，在决定加入联邦军之前还短暂地考虑过是否为邦联军卖命，因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过复杂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这么积极地保护这些和他没有任何共同点、显然也无法激起他怜悯之心的人的公民权利。在惠特利身上，各种实际目的和个人目的在此交汇，而19世纪晚期的美国也正是如此。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艾达·韦尔斯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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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美国是一个战后世界。当时的城市迅速崛起，技术和交通快速发展，西部的扩张如火如荼，以至于常常会让人忽略了这个现实。但在这一切的发展背后，不管是在人员上、实际上还是心理上，这个国家都仍然遭受着冲突的余波。1865年结束的内战夺去了60多万人的生命，留下几乎同样数目的伤残人员，国家经济也随之陷入危险的境地。死者只需哀悼，但处境艰难的幸存者则需要供养，这是当时的北方和南方都面临的问题。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南方，需要稳定的也不只是经济，许多幸存的内战老兵还需要政府的赡养以度过余生，这其中有些人会一直活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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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内战，对于南方遭受的更严重的经济重创和物质破坏，美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但这个问题也不太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就解决。在战争期间，南方的房地产价值减半，农产品产出价值一直到19世纪末才重新达到了1860年的水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追上整个国家的发展。在战后的南方，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农民都很快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样一种体制中：他们作为佃农，在别人拥有的土地上通过劳作分得一部分农作物，用自己的劳役偿还债务。大多数人通过种植棉花而非作物来偿还那些他们不得不担保的贷款，而这些贷款永无希望还清。整个国家的情况也在恶化：格兰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在担任和平时期的总统这方面显然不太在行。他的两届总统任期都沾上了政治腐败和财政腐败的污点，在这个被马克·吐温贬损为“镀金时代”的时期，联邦对于南方的政策常常优柔寡断，对于非裔美国人的政策更是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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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联邦资助成立了自由民局，来帮助实现从奴隶制到自由的顺利过渡，其中包括开办学校、建造医院、提供一般性援助和建议等，但自由民局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也从未得到必要的资源来实现其雄心壮志。事实上，它甚至都没有得到必要的资源来维持自由民的基本健康，而这些自由民的健康状况本就在他们当奴隶时遭到损害，后来在内战中的“走私管制营区”里更是严重恶化，感染了霍乱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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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局卫生处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都表明，在从蓄奴制到自由的转变过程中，存在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陷入困境的医生面对的是一个更关心协议和程序而非实际帮助的联邦政府，对其而言更重要的是平定混乱而不是解决医疗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社会问题。该地区民众对于联邦干涉的反对，特别是对于种族平等的反对，常常阻挠着联邦政府想要保障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任何尝试。而在实施这种早期的内部政权更迭这一问题上，进驻南方的联盟军的作用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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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方面当然也有一些进展。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执行法案允许联邦法庭而不是州法庭起诉种族犯罪，1875年又通过了《民权法》，力图实现南方的社会和文化平等，向“无论种族、无论肤色、无论之前处于何种奴役状态的所有公民”承诺“完全平等地享有住宿、特权、设施，以及使用旅馆、陆上或水上公共交通工具、戏院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的权利”。尽管如此，原则上的平等权利和实践中对平等权的保障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像惠特利这样的人试图缩小这种差距，而另一群人则想要扩大这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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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重建期间，非裔美国人的政治权力和共和党的统治有时会遭到来自意想不到的人的批评。内战让惠特利抛开自己战前的种族歧视，转而开始在战后的南方与白人极端主义抗争，但另外一些人却发生了恰好相反的转变。例如新闻记者詹姆斯·谢泼德·派克（James Shepherd Pike）在战前是一名废奴主义者，在战后却对南卡罗来纳州的重建发起责骂和抨击。南卡罗来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重建后的议会成员大多是非裔美国人，这可能也正是派克攻击南卡罗来纳的原因。不过，派克的攻击非常极端，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社论，这些社论后来于1873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屈服之州》（The Prostrate State）。同时，他还画了一幅谩骂攻击南方某州在后解放时期政治的漫画，其中的极端观点恐怕会让读者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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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年代，派克身为激进派报纸《纽约论坛报》的驻华盛顿通讯员，常常据理反对奴隶制，称其为“这个可恶的制度”。但在19世纪70年代，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看到之前自己曾严词抨击过的蓄奴“贵族统治”如今“屈服于尘土之中”，受非裔美国政治领导人的统治，派克感到非常沮丧，将这个“奇怪的（统治）集团”描述为“美国人中的残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穿着那些睿智先人的长袍”。战后时期的派克认为这简直是“在多数人统治的机械制度下实现的愚昧腐败的统治，野蛮用力气压倒了文明”。他声称这“是奴隶在主人的大厅里放纵，将主人踩在脚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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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和惠特利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观点剧变可能都有些让人费解。但其实对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在19世纪美国面临的那些利害攸关的问题中，有关奴隶制的道德争论只是昙花一现。在派克和惠特利居住的这个世界里，“野蛮”带来的威胁似乎非常真实，一直以来都在引起关注。在当时的人眼中，野蛮人既缺乏宗教准则，也缺乏共和主义原则，用著名神学家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的话说，他们就是美国的“头号危险”。布什内尔是在1847年发出的这个警告，当时，奴隶制和西部扩张——或者说两个相互混杂的问题——似乎带来了最大的威胁。但布什内尔在谈论这两样威胁时，将其置于美国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在重提殖民历史的同时，也展望了未来的奋斗。在布什内尔看来，美国的反野蛮之战“一直在重复上演，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他的警告“既包含了恐吓，也带来了希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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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布什内尔预言的那样，这个威胁从未走远。野蛮造成的威胁在战前时期被媒体和教会大肆宣扬，到了内战时期，又被重新解读成给予联盟道义和实质支持的一个重要论据。在内战之后的“机器政治”时代，面对着随之而来的腐败问题，美国的未来似乎的确面临更真实的恐惧。奴隶制虽遭废除，但毕竟导致了布什内尔抱怨过的社会退步和精神颓废。即使在战后时期，奴隶制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是南方独有的问题，而是已经开始向西部扩散。在19世纪晚期，布什内尔的恐惧得到了证实，社会退步的顽疾似乎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更强有力地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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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南卡罗来纳州被派克一再诟病的这种政治上的种族无保障问题也出现在了北方各州，尤其是纽约市。在纽约市，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一直固执地持反对态度。即便撇开种族问题不谈，纽约的政治图景也丝毫没有改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纽约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及其同伙——即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团”——在位于纽约市东十四街上的总部坦慕尼协会会堂里运作着一个复杂的贿赂、回扣、竞选以及金融诈骗系统，从中捞得上千万美元的好处（图35）。当然，“老板”特威德的这些金融诈骗活动也带着点“罗宾汉”式劫富济贫的成分。他的非法收益中，有一些以教育和实际援助的名义（有时候是以大幅增加收入的形式）拨给支持他的选民——主要是爱尔兰移民，也有一些用在民用设施建设上。但那都是些非常昂贵的设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始建于内战爆发、于1880年竣工的纽约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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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眼中，特威德这种公然挪用公款牟取私人利益的做法可能并没有多么不寻常。1873年的全球金融恐慌加剧了金融腐败，格兰特的政权日渐倾颓，因而在当时的人看来，特威德的举动也不算特别出格。“特威德集团”虽然也带来了一定的涓滴式经济效益，但他们远不是亚瑟王的那些高贵伟大的圆桌骑士，而是海勒姆·惠特利称之为“欺诈和恶行”的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惠特利认为这种欺诈的推动力正是移民。他抱怨“几乎所有国家的移民都在不断踏上我们的土地”，其中许多人“今天是欧洲的重罪犯，明天就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无政府主义者、伪造者、造假者和小偷每年都在增加”，其中不少人都是“野心勃勃的穷人，实现了他们靠先前的卑微手段所不能实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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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石壁不足以为囚牢》（托马斯·纳斯特）。尽管托马斯·纳斯特关于南方解放黑奴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漫画在19世纪中叶广为流传，但他其实是因为不断刻画“特威德集团”犯下的政治和金融腐败而名声大噪。这幅漫画出现在弗兰克·莱斯利《画报》的1872年1月6号那期上。在这幅画中，“头儿”特威德一半身子在监狱内，一半在监狱外，暗示“没有监狱能装得下这个头儿”。事实上，特威德的最终结局的确是进了监狱，并且于1878年死在监狱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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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特利看来，“贫穷和疾病都有各自的据点，而罪恶却悄悄潜入，无处不在”[6]。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罪恶主要从国外潜入。但他必定也知道，美国本土的罪恶同样无孔不入，并且势力愈加强大。在许多方面，惠特利的回忆录都毫不掩饰地选择去强调或者隐瞒一些事实，例如他对自己在执法机关的工作就讳莫如深。他选择着重讲述那些北方城市的走私者、伪造者和犯罪集团，对自己的机构在南方重建中的所作所为只字不提。在这方面，他跟随或者至少说是认可了当时整个美国的一种趋势，对南方的事务感到沮丧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