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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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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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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私刑似乎只是“野蛮”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出现过程中的一部分罪恶，也是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衰退和国家衰退的证据。牧师布什内尔曾就这种衰退提出过警告，而执法专员惠特利也曾指出这种衰退是由移民带来的。这其实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仇外情绪，但他们务实，或者说犬儒主义地认识到国界可能比南方更容易管辖，因此，面对镀金时代的腐败和残忍，他们给出的回应是站在惠特利一边，开始关闭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仍旧相对开放的门户。在这个年代，自由女神像已经树立起来，她既是美国的象征，同时也守护着美国所象征的一切，而这种守护又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自由女神举起的手臂太经常被理解成一种防卫姿态，而不是欢迎那些被逐出家园的人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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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自由女神揭幕还有6个月时，芝加哥爆发的劳工骚动揭示了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一些分歧。仅就此次事件本身而言，它体现的是在移民背景下似乎日益深化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歧。1886年5月4日，在芝加哥工业区中心的秣市广场爆发了一场劳工集会抗议，一颗炸弹爆炸并且引发骚乱，造成8名警察和不明人数的平民死亡，更是证实了对美国社会分歧的担忧。这起悲剧被认为是数名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6名被认定是移民）制造的，因而愈加增强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反移民情绪。更重要的是，它在公众意识里将无政府主义者与移民联系起来，夸大了对于社会主义颠覆者企图破坏美国共和主义的恐惧。这个美国史上的首次“红色恐怖”被追溯到“秣市暴乱”（Haymarket Riot），但其实秣市暴乱最多只是催化了这种恐怖的形成而已。这一时期，还有更多芜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在起着作用，这些力量既影响着移民，也影响着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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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移民情绪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1855年，亚伯拉罕·林肯在批评当时的本土主义“一无所知”党时就曾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起初宣布‘人生而平等’，现在实际上却变成了‘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一旦一无所知党掌握大权，它就会再度变成‘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13]。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在内战之前还是之后，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必要元素，甚至可能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1870—1900年间，即所谓的新移民时期，约有1200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许多人——虽然绝不可能是所有人——一直都是美国实现经济和工业崛起所必需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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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意义重大，但仅仅从百分比上来看，与通常所描述的不同，移民并不是一种突然出现的压倒性力量（表2）。1880年时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13%，到1890年时达到近15%（与非裔美国人口比例大致相同），从1860年到1920年期间，移民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尽管这个时期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事实上，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丝毫没有面临移民泛滥的危险，正如南方白人也没有冒着多少被南方黑人主导政治的危险。尽管如此，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当时的人们还是越发认同历史学家罗杰·丹尼尔（Roger Daniels）所提出的“液压隐喻”（形容这个时期涌向美国海岸的移民“浪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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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口统计（185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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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1999年统计摘要》（华盛顿：政府印刷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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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与移民的数字关系不大，而是与其性质更为相关。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在其所著的《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1888年）中就对“早期移民”和镀金时代的移民加以区分。他提出，前者也许“未受教育”，却仍然是“聪明的农民，有着强劲的血统，勤勉积极，能够迅速地自我调整，适应新地方的环境条件，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与之相反，后者“来自劣等文明”，“各方面都与美国人的习惯和标准差异更大”。[15]许多美国人都同意布赖斯得出的这个结论。但为什么这个国家在18、19世纪如此明显地倾向于接受局外人，并且是贵族局外人的观点，仍旧是一个谜。布赖斯在1888年提出的观点和克雷夫科尔在1782年时的观点一样，都算不上强国之道。但这些外来观点显然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渴望建立“山巅之城”，却由于各种混杂的人口、压力和政治观点而受到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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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城市的兴起仍旧是1870—1900年间美国扩张的一个典型特征。根据人口调查的结果，在这30年里，城市社区的数量及其人口总数都增加了两倍，其中有些城市的人口增长尤其显著。例如，1870年时纽约的人口只有不到100万，费城的人口仅有50万出头，芝加哥的人口仅为25万出头。到了1900年，这三个城市的人口都有了剧增，纽约人口增至将近350万，费城增至130万，而芝加哥则拥有170万居民，跃居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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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还在坚持杰斐逊提出的农业共和国构想，但的确有不少人从美国的城市化发展，尤其是许多城市中移民聚居的贫民窟的出现中看到了国家长治久安面临的潜在威胁。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会探索城市与社会的变化图景，试图将个体置于正在形成的新型工业城市之中。这正是斯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笔下的玛吉·约翰逊（Maggie Johnson）所处的世界。在这本以纽约的鲍厄里街区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街头女郎玛吉》（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1893年）中，小说的同名女主人公苦苦挣扎，最终不可避免地向贫穷屈服，堕入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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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的小说在当时以及后来都被视为文学史上新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鼻祖。事实上，玛吉·约翰逊是在当时各个城市环境中遭遇不幸的许多女性的一个缩影，不管她们所处的城市是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笔下18世纪的伦敦，19世纪30年代的波士顿，还是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在对于城市发展的文学和社会批判作品中，男性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不过他们没有像女性那样总是沦落到出卖肉体的境地，而是有更多类型的堕落。威廉·迪安·豪厄尔（William Dean Howell）的《西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1885年）描写了男主人公从发迹到倾家荡产，到最后放弃物质发迹的机会从而实现精神发迹的故事。而在几十年后的文学作品里如果塑造了同样的人物，他也许会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徘徊惆怅，或者可能会直接跳下桥去——20世纪中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正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当时阻碍美国理想主义发展的压倒性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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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问题在于，社会评论家倾向于为倒霉的玛吉·约翰逊和西拉斯·拉帕姆所抗争的客观力量添上一张面孔——移民的面孔。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社会福音运动，其创始人新教牧师乔塞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我们的国家：未来的可能与当下的危机》（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1885年）一书中发表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和经济罪恶的看法。在斯特朗看来，当下的危机包含了七种致命的罪行：天主教、摩门教、酗酒、财富、社会主义、城市化，还有移民。根据斯特朗的观点，移民“为我们文明当中最为有害的几种罪恶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斯特朗也承认许多移民“是完全赞成我们的自由体制才来到我们国家”，但他认为“典型的”移民还是那些“欧洲农民，他们视野狭隘，道德和宗教素养匮乏，人生观低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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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朗警告指出，移民增加了犯罪率，同时也损坏了“本国人民的道德”；移民还“孕育了美国的社会主义”，在那些已经被爱尔兰和德国移民选民群体破坏了民主进程的“暴民统治的城市”里，后果尤其严重。一些社会研究甚至会专门来强化这种反移民情绪。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怎么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1890年）新闻摄影集就探索了那些不太幸运的“另一半人”所生活的贫民窟和移民聚居区，虽然这本集子没有太过强烈的反移民情绪，但它呈现的城市及其居民的生活状况的确让人感到沮丧。正如里斯所描述的那样（见图39），移民的生活相当艰苦，但真正体现其贫穷程度及社会影响的却是他们的死亡。里斯指出，在“过去五年中”，“这个城市里每十个人死去，就有一个人被埋在波特墓园”。对于这个因充满机遇而自鸣得意的社会，里斯的话正是严厉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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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也是移民的里斯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致力于揭露纽约下东区恶劣的生活状况。不过，他认为穷人或移民里有些值得帮助，有些不值得帮助，而且他给出的证据也模糊了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之间的界限，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国家至今都仍在苦苦寻求解决的问题。十年后，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1904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关注的已经不再是社会福利的短缺，而是政治腐败了。和里斯一样，斯蒂芬斯也是新一代揭丑派社会评论家、记者，致力于揭露各个社会阶层的罪恶与腐败，袭击他所认为的美国的“道德缺憾，而这却正是我们自以为最强大的地方”。斯蒂芬斯指出，政治腐败只要仍然存在，就是一种民主的欺诈。在他看来，政治首领“不是政治产物，而是一种美国机制的产物，是一个本不具备自由之精神的自由民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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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斯认为在自己调查的腐败现象中，美国人是串通一气的。他指出“在海关的女人，拿着绳索的私刑执行人，以及行贿并且拿回扣的企业首脑”都是这个全国性道德滑坡中的一分子。他提出一个著名的控诉，即“贪污违法的精神正是美国的精神”。斯蒂芬斯对这个丧失了道德准则的国家虽然给出了严厉的指责，但也并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他确信美国人虽然犯下纵容坏的政府管理的过错，但同时也更有能力去要求好的政府管理。他论证说，“美国公民的性格里有一种傲气”，“这种傲气也许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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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和斯蒂芬斯的观点在美国都很普遍，也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观点相去不远，但在新世界里还是引起了独特的反响。斯蒂芬斯和里斯都坚信在这片“自由之地”上不应该发生这些情况，也不应存在这种腐败，前者表达得很直接，后者则相当含蓄。在这种社会评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期望：期待自己也许能够建立起最初的那批殖民者曾追求过的乌托邦。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书、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年）一书中，这种期望尤其明显。贝拉米书中的男主人公，著名人物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穿越到未来，发现2000年的美国已经完全消除了不平等，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韦斯特的未来之旅让他得以重新评估当下，他指出，“自从我见过另外一个世纪的样子，我眼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从未来回来之后，他带着自己对当下世界的全新理解，在1897年的一次晚宴上严斥在座宾客。“我到过各各他（Golgotha），”他宣布道，“我看见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难道就因为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太阳和星星在这个城市中看到的是什么景象，所以只能考虑和谈论别的事情吗？在你们隔壁，就有无数男男女女，你们的至亲骨肉，他们从生到死所过的生活只是一场痛苦，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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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戈瑟姆法院》。这幅插图出现在雅各布·里斯1889年在出书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另一半怎么生活：租户研究》，载于《斯克里布纳杂志》第6卷第6期（1889年12月）。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书中，里斯强调，纽约——也暗指整个国家——已经“错失了可以健康发展的良机，并且这个机遇失不再来”。在某种程度上，里斯也是一种阶级批判，批判纽约沿着中心区曼哈顿岛的逐渐扩张。在此过程中，个体被带离了最初的落脚点和身为贫困移民的初始状态，被无情地驱赶着向上攀爬，向财富和成功进发。作为成为美国人的一种隐喻，这种持续的城市更新和向上的流动性难以阻挡，然而正如里斯强调的那样，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又太难实现。“在闹市区的那些老房子里，”他指出，“租户由于无知而出生，在贪婪中被抚养成人……从列车呼啸而过的高架铁路出发走上几十步，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底下的富兰克林广场，列车喧嚣的回音还在耳边作响，但你已经从繁荣地带来到了贫困地带。”（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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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美国的现实相比于贝拉米创作小说时的1887年并没有什么变化，许多美国人还是不会将那些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当成和他们一样的血肉之躯看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预见未来，他们能做的只有回顾过去，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太过熟悉。不管是以纽约的“城市老板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会堂为典型的政治腐败，还是惠特利向之开战的走私犯和罪犯，都没有消失；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问题反倒变得更为严重。这似乎表明了布赖斯（Bryce）在1888年提出的观点不无道理：他不认为大多数来到美国的移民带着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或是什么犯罪目的，与之相反，这些移民只是在政治方面一无所知，容易腐败。就在贝拉米回顾过去的同时，布赖斯设想了美国的未来。如果说克雷夫科尔对“美国人这个新人种”这种旧世界里乌托邦式的集体描述取悦了美国人，布赖斯则是描绘了这种理想的局限性，提醒了美国人将移民转变成“新人种”既不简单，也不能确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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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移民几乎不会认为自己是易于塑形的旧世界黏土，准备好了被新世界重新打造；他们的想法与此恰恰相反。罗马尼亚移民作家马库斯·伊莱·拉维基（Rabbi Marcus Eli Ravage）就在书中回忆了自己刚到美国时感受到的“最初的冲击”，并且指出这种反应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文化包袱。正如拉维基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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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来到这里的移民并不是美国人所以为的原材料。他不是一张白纸，等着你去随心所欲地涂涂写写。他不是凭空出现的，相反，他带着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带着自己的一套文化、品味和习惯，这些和他的民族经验一样古老，是由其种族和环境传承下来的。也正是他的整个旧世界的灵魂，在他一踏上这里的土地之时，就与美国的灵魂发生了冲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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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基口中的“旧世界的灵魂”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和这里的居民，他们被许多本地居民看作是些“可笑的人”，甚至还会被称作“欧洲的渣滓”。拉维基来到美国时，美国的移民法已经开始收紧，1882年颁布了第一部《联邦移民法》，将罪犯、疯子、贫民以及那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群排除在外。同年，《排华法案》通过，这部法案最初是为了阻止西方进口廉价中国劳工，后来却不仅成为移民管制的参考模板，而且随着美国影响力范围——或者至少是活动范围——向海外的扩张，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种族态度问题上。当然，美国已经在更近的局部地区尝试并且测试过了移民管制的程序。自由女神像揭幕还没到10年（1897年），移民限制联合会就提出，和那些南方想参与投票的非裔美国人一样，新移民在移民前必须参加识字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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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限制联合会由一群哈佛毕业生在1894年创立，是一个强大的特权、压力集团，但这个集团并不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唯一舆论制造者。事实上，他们的观点也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其识字法案在国会里遭到数位美国总统的否决：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93—1897年）、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908—1912年）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2—1920年）都试图阻止这项法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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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谴责这种观点是“粗鄙、狭隘、非美国的”，而这个提案则是“没有必要的严苛压迫”。克利夫兰坚称，这代表着“彻底背离了我们有关移民的国家政策”，而这个政策“原本是鼓励那些外国人来与我们共命运、参与建设我们辽阔的国家，作为报偿，他们可以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他提醒国会说，“美国在19世纪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几百万勇敢爱国的移民，这也证明了这项慷慨大方的移民政策是成功的”。同时，他还攻击了那种将移民与失业、犯罪以及社会和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的危言耸听的言论。“就在前不久，”克利夫兰指出，“人们还在这样谈论移民，但如今，那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公民。”[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