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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二 没有定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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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国家，其版图范围，发展模式，以及与邻国交往的体制竟然都如此之变化不定，这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国家如何扩展其疆域？美利坚合众国注定将会扩展到什么范围？这些问题，同其它许多重要问题一样，在一六八六年制宪会议的代表当中都没有一致的看法。或许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十分紧迫，便没有费神去求得明确的答案。或许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未能统一，宁愿让答案含糊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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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当然是由在东海岸连成一串的十三个特定州的代表制定的。这十三个原有的州全部濒临大西洋。他们制定的宪法既不适用于一个海岛，也不适用于一个内陆国家，更不用说一个大陆国家了。在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上，关于接纳新州问题的讨论是目光短浅的。代表们认为，所谓的“新州”，可以从原来的十三州中划分出来，可以从他们拥有主权的西部土地划分出来，也可以从一七八三年和平条约规定英国割让给美国的土地中划分出来。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想把国家新获得的大片领土划成新州，这种想法是得不到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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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费城制宪会议上辩论的实际情况充分暴露了大州和小州之间、拥有广阔西部领地的州同一无所有的州之间矛盾重重。正如古维诺尔、莫里斯对这种矛盾所作的解释，居于突出地位的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肢解大州的思想”。讨论集中于两个主要问题，以原来领土中划出来的新州应否承担部分已有的公共债务作为被接纳加入联邦的一个条件；新州的建立是否需要得到原来所属的州的立法机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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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制宪会议上有任何人考虑的问题超出这个新国家当时粗略限定的范围之外。当然，代表们都明确表示决心不使国家力量的均衡受前途尚难预测的西部影响。因为在濒临大西洋的东部，长期以来就流传着一种恐惧，担心不加区别地向西部扩展将会使人口分散到过于稀薄的程度。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在会上声称，“如果可以采用适当的办法阻止人们向西部地区移民，这将是上策。”但是，他和其他一些人又补充说，阻止移民是很困难的，必须平等对待那些涌入西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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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影响人士对于一八○三年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反应，说明他们对于跨越密西西比河大举向西扩散是如何缺乏准备。在后来的年月里，许多政治家都竞相标榜自己具有先见之明，但是只要我们进一步熟悉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的前后内情，就越能看出这件事是巧合、误解和幸运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当时首都华盛顿与我国驻外代表之间的联系能象后来十九世纪那样迅速，这项购买很可能就上不了谈判桌，很少证据表明，在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杰斐逊或其他任何人曾严肃考虑过美利坚合众国会扩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十九世纪早期，关于国家西部边缘存在着一片“美国大沙漠”的说法已经象神话般地获得人们的确信。杰斐逊总统一八○年十一月提交国会的关于路易斯安那的说明，在承认边界确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又指出少数定居点“是被巨大而罕无人迹的沙漠分割开来的”。在这个世纪初期，关于这种沙漠障碍的描述越来越生动具体，抑制了这个国家的理想，加重了定居者的精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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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的条约于一八○三年仲夏携回美国时，引起的反应是激动的心情少，而恐惧的心理大——人们担心由于宪法没有关于向新领土扩展的条款，这类扩展行动可能会导致对宪法的滥用以致破坏；担心不加区别地向西部扩展可能会使六百万人口危险地散开，而他们当时已经稀疏地散布在比西欧任何国家都要大出好几倍的地区。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通过其面积来衡量，而要通过其人口的集中程度及其领土的有效占据程度来衡量。有些人赞同一位法国地理学家的观点，他在一八○四年把美国领土大扩展看成是“一种目前衰弱和今后分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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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恐惧不全都是毫无根据的。在领土大扩展的一八○九到一八二九年之间，美国人均实际收入据估计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在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时候，一些东部实业家已经开始担心他们的资金向西流夫。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们的这种担心依然存在，财政部长理查德·拉什曾发出警告说：“美国边远土地出售和开发的方式固然可以使国家增加人口，……却不能按照同样比例增加资本……由于稀疏的人口分散在辽阔的土地上，资本的积累不是加速而是停滞了。任何能阻止这种趋势的事情……都是有益的。”到了一八○三年七月，杰斐逊已经把他的宪法修正案递交内阁，要求批准购买路易斯安那，并阻止人口进一步向西扩散，来保持联邦的团结。他的修正案明确提出把路易斯安那并入合众国版图，并补充规定“土地占有权和自治权只适用于现有的印第安居民。”还为纬度三十二度以北的新领土（几乎是整个购买地，现在的路易斯安那州除外）制定了一部专门的宪法，规定这块新领土全部为印第安人保留地。杰斐逊的“伟大目标”是“阻止移民，至于移居到某些让与的领土则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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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年十月国会开始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进行辩论，这次辩论十分稀奇古怪，但却意义深远，由于这是一七八三年条约界定的国家原有版图的第一次扩大，因此也是整个民族对领土扩展的看法在立法机构受到的第一次考验。同时，这也暴露出那些仍然活着的宪法制定人面临这种重大问题时思想多么混乱。象古维诺尔·莫里斯这样的联邦主义者在制宪会议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如今在联邦权力的问题上，却一改他们平时比较开阔的观点。他们坚持国会无权“批准接纳制定宪法时不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地方成为新的州或准州”。二十年前，莫里斯曾经是宪法第四条的起草者，现在重新回顾却又解释说，他曾经有意识地使这一关键性章节的文字含糊不清。他自称当时曾预见到“一旦获得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最合适的办法是把它们作为省来管治，不让它们在我们的议会中有发言权。”不过他说，由于当时有别人反对，他宁愿避免纷争，而没有使这个问题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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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年，杰斐逊的共和党人（他们都以坚持严格解释宪法而著称）原先也承认宪法未曾明确赋予国会或总统以扩大国家版图的权力。然而，杰斐逊本人却出人意料地一反他一贯的立场，竭力主张国会先批准这项条约并且从速支付购买款项，“然后再要求国家为宪法增添条文，以赞同并批准一项国家从来未曾授权过的行动。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让我们拥有外国领土，更何况是把外国并入我们的联邦。行政部门抓住了这个可以为国家带来极大好处的偶然事件，采取一项超出宪法范畴之外的行动。立法部门必须抛弃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理论，象忠实的奴仆那样甘冒风险，批准这项条约并同意为此付出款项。他们为了国家只能全力以赴，采取未曾得到授权的行动。我们知道，他们一旦处于可以这样干的地位，为了自己他们也会这样干的。”杰斐逊之所以如此强调，不是为了未来崇高的事业，而是为了当前的迫切需要。跨越崇山峻岭定居于密西西比河彼岸的美国公民迫切需要利用这条河流运输他们的货物。杰斐逊解释说，这项购买是为他们提供通向世界的生命线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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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在十月份开会讨论这项条约时，杰斐逊已经说服他自己和他的党，要他们相信国家的需要是如此之紧迫，又是如此之一清二楚，因此根本不需要任何修改宪法的修正案。他的反对派联邦主义者则振振有词地指出殖民主义的危险和无限扩展国家版图的危害。联邦主义者辩护人们一再警告说联邦有可能削弱。如果说宪法当初规定要有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才能作出即使是最小的修改是十分明智的话，那么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便“可以接纳原属外国的新州，而且将老伙伴们淹没，那是多么危险呀（引自康涅狄格的特雷西参议员的讲话）……这种接纳给南部和西部带来的实力对比是同我们原有的联邦原则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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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年十二月，接纳购买地一小部分（奥尔良准州）作为一个平等的州加入联邦的议案提出来了，这时恐惧变得缓解了。截至那时为止，所有新接纳加入联邦的各州都是从一七八三年和平条约规定的美国领土中划分而成的。这个问题同美国实际边界未定这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交织在一起。建议成立的路易斯安那州包括西佛罗里达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当时也许仍属于西班牙。但是，现在十分尖锐地摆出来的根本问题是原有的联邦会被削弱。一八一一年一月十四日，马萨诸塞的乔赛亚·昆西在众议院猛烈抨击说，“按照我深思熟虑的见解，如果这项法案得到通过，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联邦的解体；并将使各州摆脱道义的约束；而且由于权利归于全体，而承担义务的只有某些人，所以这就必将成为分裂的前奏——结果是能够和和气气地分裂固是大家所愿，不然就会不惜采用暴力。”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昆西的意见，认为这是制造混乱的言论。这项提案通过了，路易斯安那在一八一二年成为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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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进行扩展的第一步引起一些大惊小怪的人的恐惧心理，担心整个联邦会变质；担心原来的老伙伴会被新州压倒；担心不出多久会出现一个有新宪法的新国家。固执的联邦主义者费希尔·艾姆斯成了新英格兰人的代言人，他提出警告说，增添了象路易斯安那这样的外国土地，会为那些不懂神圣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原则的人打开闸门，而这项神圣的原则却是联邦的基础。他说，即使“荒野里的水獭”的理解力大概也不会低于“法国—西班牙—印第安未开化的人和冒险家的杂凑队伍”。无怪乎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当英国军队逼近新奥尔良时，象蒂莫西·皮克林之流忠诚的新英格兰人就希望该城早日陷入英军之手。然后，横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部便可以和英国胜利者合并，留下的只是一个小而有条不紊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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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跟美国原有版图邻近的土地，其命运是如此游移莫测，那么同美国距离较远的土地又将是什么命运呢？这里指的不是密西西比河两岸，而是甫美洲遥远的地方；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突如其来的，也是出乎意想之外的。一八○八年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入侵，为西班牙南美殖民地提供了奋起反抗西班牙陈腐殖民统治的机会。一八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加拉加斯和智利的圣地亚哥都纷纷建立秘密团体，开始只是为西班牙被废黜的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坚守土地，抵御法国的势力，但很快就发展成为成熟的独立运动。一八一一年，杰斐逊从那里觉察到另一种信号，美国“必须有其本身的利益体制，决不能附属于欧洲的体制。”到了一八二二年，门罗总统和当时的国会承认那些高举反抗大旗的殖民地为独立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德克斯特·珀金斯指出的，就是美国没有同任何欧洲强国商量就采取了如此重大的步骤——“纯粹是根据美国的主见，也纯粹是按照美国的观点。”这件事无可怀疑地宣布美国脱离欧洲政治势力范围而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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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二三年，北美大陆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仍然难以捉摸。但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南美洲（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甫美长期以来一直是割裂的）却已实际上划分成一个个二十世纪型的国家。巴拿马地峡以北面积不大的一块地方（比原来英属十三个殖民地以及划分成块的向西扩充的地区，包括密西西比河和大湖区以东和以南的部分略大），也已取得了国家的地位并维持到二十世纪。墨西哥，直到一八二二至二三年，还包括它南面的危地马拉和其它中美洲国家，北面则延伸到现在的美国西部，直达美国同加拿大的现今边界，在遥远的西部和西北部，墨西哥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正在酝酿着一场变化无常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在当时还意料不到。大陆美国三分之二地区的政治前途仍然是悬而未决。在这方面，当时北美同南美的差别是非常鲜明的。回溯到十六世纪早期，南美就己充满了政府组织。不管这些殖民政府多么贪污腐化、无能或者专制独裁，但南美大陆已经高度组织起来，并且已经住满了人，也已划分成块，这是无庸怀疑的。过去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利用印第安人的政治结构来建立它们的政权。同样，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拉丁美洲的革命家们出于本身的需要采用了一种苦心策划却已过时了的政治：经济和教会结构。但是在北美的广大地区，美国式的时代错误一而再地重新出现：社会的形成先于政府的建立。在北美的西部，基层社会大量涌现，常常是彼此相距甚远，并且往往是超出美刊坚合众国“司法管辖范围之外”，却又不是明确地在任何政府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成群的人们由于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忧虑和共同的幻想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形成了社会。他们缺乏现成的政府模式，这使他们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是他们没有业已过时的本地政府体制的束缚也未尝不是好事。与处于同等文明发展阶段的绝大多数人比较，也许数他们享有的自由较多——他们不需要生活在一种很久以前来自远方的僵化模式之内，也不需要奋起反抗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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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民族傲慢感使得我们认为，拉丁美洲除了追随北美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以外，别无其它更好的出路。但是，在十九世纪早期，美国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的理想却超不出拉丁美洲的模式，在他们心目中，我们的联邦共和主义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无非是让北美象拉丁美洲一样组成几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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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应该遍布整个北美大陆，这种信念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必须全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俄勒冈实在太远了，美国不少政治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地的居民注定会自己管治自己。“自由和独立的美国人，除了血缘和利益之外同我们没有联系，并且也象我们一样行使自己管治自己的权利。”一这就是杰斐逊对约翰·雅各布·阿斯托在太平洋岸大西北设立的据点阿斯托里亚贸易站，以及由此扩充出来的移民定居点的态度。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时期，杰斐逊赞美“我们大陆彼岸出现的伟大、自由、独立的国家的萌芽”，他希望即使阿斯托里亚落入英国之手，同英国签订的和平条件既要承认阿斯托里亚国家的“独立”，还要承认美国有权保护阿斯托里亚人免受外国干预。不仅杰斐逊曾经为一个独立的太平洋共和国进行过宣传，而且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许多美国领导人——包括艾怕特·加勒廷、詹姆斯·门罗、威廉·克劳福德、亨利·克莱、托马斯·哈特·本顿，可能还有詹姆斯·麦迪逊——都具有同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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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培育新国家的园丁作用在当时颇有号召力，但我们长期以来早已把它淡忘。来自密苏里的托马斯·哈特·本顿参议员，一八二五年三月一日在参议院承认，美国的北方和南方边界仍是含糊不清的。他们的界限将留给自然和子孙后代来确定。但是，他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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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部，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提出看法，把落基山的山脊作为自然的、方便的、永恒的边界是不会有人反对的。我们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应该沿着这个山脊的背面划定，传说中的护界神的塑像应该树立在其顶峰，永远不能推倒。在太平洋沿岸培育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懂得，一旦这个新的国家茁壮到足以照顾自己时，就应当同母国分离，正如子女在成年时必然同父母分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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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说中的护界神”的合适位置究竟应当在哪里，美国人长期以来意见不同，并将继续持不同意见。一八○四年，小说家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深感振奋，他很蔑视目光短浅的人，那些人把美国看作仅限于北面圣劳伦斯湾和南面墨西哥湾这个范围之间的土地。“我们可以肯定，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个国家将向东和向西伸展，从海洋到海洋，从北极到巴拿马地峡。”一八一五年，在缅因州的沃特维尔，一篇广泛流行的七月四日国庆祝酒词说：“美国之鹰——祝愿她的双翼将从大西洋伸展到太平洋，而她的双爪将固定在达连地峡，她的喙则将伸向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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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之前，这种狂热的梦想毕竟还没有普遍流传。杰斐逊本人早在一八○九年就曾经表示有兴趣（自此之后他从未放弃过这种兴趣）把古巴并入合众国。他还希望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会把加拿大也包括进来，扩大“这么一个自从诞生以来从未勘查过的自由帝国。”一八一七年当选总统的门罗希望以落基山为国界，他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此不同意。按照同西班牙签订的条约，佛罗里达在一八一九年并入联邦，在内阁讨论这项条约的过程中，国务卿亚当斯表示他深信在本世纪结束前，我们南面的各个西班牙殖民地和我们北面的所有英国殖民地都将并入美国。他说，我们购买辽阔的西班牙殖民地“使得北美大陆剩余的土地最终必将全部归属我们，这将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自己却很晚才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很晚才表明我们有权向南海扩展。我们竭力促使世界相信我们没有野心，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反而使他们感到我们不但有野心，而且虚伪，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欧洲发现‘美国’与‘北美’原是一回事，是地理的定局之时为止。”所以亚当斯反对门罗发表宣言，主张最西部的移民定居点应该尽快从合众国分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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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长约翰·卡尔洪支持亚当斯。卡尔洪坚决认为“热衷于拓疆是社会上男子汉最突出的规律。”但他却无意中作了讽刺性的总结：“一个国家由于自愿分离而导致自身瓦解，这在历史上尚无先例。”然而这些信念并不可靠，卡尔洪自己后来改变了看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多久，南方和北方的政治家都有了新的理由对不加区别的扩张表示担忧。除了原有的疑虑和恐惧一担心出现殖民主义，担心种族血统混杂，担心旧日美好的联邦被削弱之外，现在又增添另一种政治上的担忧——南北双方都害怕增加新州会增强对方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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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之间那段时期里，拓疆一事带来的情绪变化是混乱和踌躇相交织的结果，也是大胆希望和犹疑不决的产物。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几乎全都是在一生的某个时期把美国看成比实际狭小得多的有限地域，而在一生的另一个时期又希望美国扩展到比实际可能要大得多。有些人把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充填那显然早已注定的疆域，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种看法是忽略了在国家形成的那个世纪里，美国人脑海中关于国家前途所存在的特殊混乱、特殊希望和特殊前景。因而，按照历史的观点，在南北战争中，联邦中的一部分人自行组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行为似乎不应看作是一种狂热的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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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边界象几何图形般整齐均匀，这还是以后的事。举例而言，辽阔的俄勒冈地区包括了后来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以及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的很大部分，这块土地在一八一八年以后将近三十年期间，一直是美国和英国联合占领的地区。美国同英国的谈判实际上是不断努力使该地区的边界保持含含糊糊的状态，等待美国移民源源而来自行解决问题。美国在一八三六年所承认的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到一八四五年并入合众国版图时为止，一直保持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在同美国进行的不太顺利的谈判中，萨姆·豪斯顿总统本人认为对得克萨斯来说，合并是一件好坏参半的事，他的疑虑导致他迟至一八四四年还批准同英法建立联盟，以便进一步巩固得克萨斯的独立。美国国内当然激烈反对合并。约翰·昆西·亚当斯二十五年前曾坚持“美国和北美是同义词”，在一八四三年他却领导反对合并得克萨斯的斗争。十几个著名的美国人士与他联合一致，在一次面向全国的有力的演讲中提出警告说，合并的要求不能表达得克萨斯人民的真正愿望。他们强调，这是南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合并会使联邦解体。希望和犹疑相交织的情绪并没有在格朗德河畔销声匿迹。跟亚当斯同声同气的一批人仍然坚决主张保持一个紧密团结的小小联邦，以求维持古老而微妙的力量平衡。另外一些人抱着同样的热忱发动了“全墨西哥”运动。在同墨西哥交战（一八四六至四八年）之前、交战期间和战后，一大批形形式式言辞坦率的美国人，但决非偏激的狂热之徒，一再宣称如果美国不把它那“自由的帝国”一直向下扩展到巴拿马地峡，美国就是有逆无意。一八四六年六月，沃尔特·惠特曼在墨西哥的尤卡但听到人们的不满时，挥笔写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让星条旗上的星星更多》，兴高采烈他说，尤卡但“无需冗长的好言诱劝就可以加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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