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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二 阐明建国目标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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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塑造受人喜爱的传奇性英雄人物和神化国父华盛顿的形象不可谓不快速，但树立其它爱国主义象征以及这个国家的典礼仪式却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例如，二十世纪洋溢爱国激情的场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旗和国徽，但在当时，一直拖到南北战争之后才确定国旗国徽的式样。一七七六年一月一日，华盛顿统率的大陆军在马萨诸塞的萨默维尔升起了殖民地独立战争中的第一面旗帜。这面所谓“大联盟”旗帜蓝底上的英国圣乔治及圣安德鲁十字架和红白相间的十三道条纹，很象十八世纪初以来飘扬在殖民地各港口的东印度公司旗帜。一七七七年夏天，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通过决议，规定美国国旗为十三道红白相间的条纹，“国旗内有蓝底衬托的十三颗白星，象征一个新的星座”。但是，这个规定太不明确，从中可以产生出许多花样，所以全国各地甚至军队，都不清楚国旗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在什么场合、以何种方式悬挂国旗。实际上，为独立而战的美国人有着各自的地方旗帜，图案五花八门：响尾蛇、松树和矮棕榈、鹰，象征性的锁链、锚，或者是箴言警句，如“不容践踏”、“呼吁上苍”、“万众一心”、“不胜利毋宁死”——但权威性的国旗尚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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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的设计工作是遵照华盛顿的指示进行的，可是直到一七八三年三月，战争业已结束，华盛顿才得以亲睹国旗的标准模样。国旗的主要设计者很可能是费城多才多艺的法官、《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弗朗西斯·霍普金森，至于贝酱·罗斯缝制第一面星条旗的传说则要向她的外孙求考证，他曾于一八七○年向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讲述自己家庭的古老故事，但其中大多于史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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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蒙特和肯塔基两个州获准加入联邦后，国会于一七九四年规定国旗图案由十五道条纹和十五颗星组成，但否决了“永远确定美国国旗图案”的提案。后来，又有一些新州加入联邦，但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美国军舰上飘扬的国旗仍是星、条各为十五，这也就是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所目睹的星条旗。一八一八年，国旗图案不统一的问题在国会提了出来（国会悬挂的国旗是十八道条纹，而纽约海军造船厂悬挂的国旗只有九道条纹），于是国会以法律形式规定国旗条纹为十三道，并规定以后每增加一个新州，国旗上便相应地增加一颗星。然而，公共场台的国旗仍是各色各样。一八五七年七月四日，有人观察了各处悬挂的国旗，不禁哑然失笑，因为“纽约的船只、旅馆、公共建筑悬挂的国旗图案五花八门。大部分船只上的国旗白星排成五横列，每列六颗，一共三十颗当时正确的数目应当是三十一颗……公共娱乐场所、纽约和泽西城各家旅馆悬挂的国旗图案大多是由三十一颗小星组成的一颗人星。还有一些船只上国旗的五角垦排成菱形或环形。一艘船上的国旗是一颗以小星饰边的大星，另一艘船国旗上的白星则组成一只锚的图案……”星条旗经法律确定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才正式、普遍通用起来，自从安东尼·韦恩将军十一七九三年同印第安人开战以来，美国军旗通常都是蓝色，中央是一只抓着美国盾徽的秃鹰，旗的上端缀以数目不等（因州的数目而异，的白星，下端是团队标志，或许，这有助于说明最初为什么用“展翅之鹰”来形容托马斯·哈特·本顿参议员和其他西进拓边倡导者自夸自赞的演讲（“展翅之鹰”的这种美国特定用法始于一八五八年前后），后来，各兵种才陆续奉命打出星条旗：卫戍部队和炮兵在一八三四年，步兵在一八四一年，工兵在一八六六年，海军陆战队在一八七六年，骑兵在一八八七年。关于国旗及其图案的意义虽然有过不少充满感伤的描述，其实直到南北战争，国旗的演变史可谓是一团混乱。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塔夫脱总统终于下令统一了国旗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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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国歌的情形与国旗大同小异。由于党派感情各有所锤，很难确定把哪支爱国歌曲作为国歌。著名联邦党人约瑟夫·霍普金森于一七九八年作的《欢呼哥伦比亚》是主要的国歌竞争者，但起先听上去不象国歌，倒象是政治歌曲。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如何写成《星条旗》歌词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一八一四年九月十四日，他登上一艘英国军舰谈判释放另一名美国人的事宜，目睹巴尔的摩附近的麦克亨利堡遭到英军炮轰。但是，克伊本人的政治感情（他的歌词中带有强烈的反英色彩，特别是很少演唱的第三段歌词欢呼“他们的血洗刷了他们那肮脏的脚印”）显然使人们迟迟不愿把这首歌看作爱国主义赞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很少有学校歌本收录《星条旗》，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陆海军才规定它为仪式上的演奏歌曲。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国会终于通过一项法案，确定克伊谱写歌词的《星条旗》为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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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初几十年间，全国性节日应当是哪些日子也模糊不清。这一点正如其它旨在阐明民族性的尝试一样，美国人由于史实不明和地区、党派之争而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直到二十世纪，这种混乱状态的痕迹依然存在：从技术上讲，美国至今还没有全国性节日。总统和国会规定了几个联邦“法定公共假日”，但仅对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和联邦政府雇员有效。此外，每州都自定节日。新年、华盛顿诞辰、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劳动节、退伍军人节（停战日）、感恩节、圣诞节——这已经把联邦法定公共节日包括无遗了，这些是各州共有的节日，但这只是由于各州都分别采取了适当的法律措施。除了以上所列各州共有的节日外，至少还有五十天被某州或某几州正式作为法定或公共假日。这些假日名目繁多：植树节，耶稣受难日，四旬斋前一日，斋戒日，罗伯特·李诞辰纪念日，林肯诞辰纪念日，得克萨斯独立日，邦克山战役纪念日，哥伦市发现美洲纪念日，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诞辰纪念日，安德鲁·杰克逊诞辰纪念日，托马斯·杰斐逊诞辰纪念日，本宁顿战役纪念日，休伊·朗诞辰纪念日，普拉斯基纪念日，邦联纪念日，威尔·罗杰斯纪念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纪念日，国旗纪念日，万圣节，南北战争之前，除了纯宗教节日外，其它节日所纪念的事件要么并未发生，要么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有什么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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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七月四日注定要成为美国最重要、最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性节日，但这个节日也是逐步取得这种地位的，而早期庆祝这个节日的情况最能表明美国民族精神的变幻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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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历史很短。甚至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些人还能回忆起独立革命初期的事。敏于观察的纽约青年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在日记中谈到这一点（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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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民族太年轻，因此我们总感到缺少一种民族性，任何能够表现“美利坚”民族存在的东西都使我们欣喜莫名，我们没有英国、法国那样几百年的盛衰兴亡可资回首；有关美国民族性的记载全告阙如，而我们感到确有补阙的必要。于是，联邦各州都成立了“历史学会”，它们抓住并垄断殖民时期和独立革命时期每件本无价值可言的注事。我们渴望有自己的历史，但既然我们没有那些古老民族（盎格鲁一撒克逊、法兰克一查理曼、霍恩斯多芬、吉柏林……）那样悠久的历史，我们便本能地津津乐道自己那虽然不长但充满意义的历史，对早期移民、殖民地总督和独立革命英雄的每桩琐事都尊崇有加。在美国，一篇生动描述纽约五十年前生活习俗的文章会受到热烈欢迎，而伦敦人对皮特和福克斯所处时代的风俗素描是不会这么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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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全国同庆的节日总不免与国家的诞生有某种联系。从十七世纪初起，美国人对“建国的目标”一直进行着与众不同的执着探求，有限的史料更使这种着迷劲头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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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回顾本国并不久远的历史时（即使他们自己不曾亲历这段历史，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却是那时代的人），他们总是追溯立国的“基础”。这是个熟悉的主题，人们在建国初期几十年间不断提起它。“我们这个民族的起源完全有史可查，”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一八二八年在纽约历史学会说，“……我们不能象欧洲古老的民族那样追溯自己的根源，认定自己来自智慧超凡的祖先，也不能凭夸张与想象将我们的开国圣哲和英雄们罩上诗意的光彩。其实，我们也用不着这样做。能够从单纯而严格的事实记载中溯本寻源，已经赋予我们这个民族以足够的光荣了。”弗朗西斯·帕克曼在南北战争结束那一年说道：“与旧大陆各民族文明的发源不同，美国文明的渊源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得一目了然。表面看来，这未免显得单薄脆弱，其实却是丰富而有力量。本来无力的东西依靠生活源泉就变得强大起来，在其它地方本会消失在人群中的人们，在这里成为挺然而立、掌握命运的人物。”由于美国历史的这种独特性，美利坚民族习俗自然会有其独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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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美利坚民族特性——即其“独立性”的同时，不能不证明这个民族与英国分离的合理性，不能不赞颂这个民族所担负的世界使命。美国人认为阐明独立的理由对这个国家之诞生至关紧要，因而便开始对建国目标和民族使命显示出一种持久不衰的着迷劲头。对民族赞颂与为民族的辩护已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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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民族并不打算推崇某件事或某项行动，而是要赋予一项声明以圣典的地位：公开宣布法定权利和普遍原则。“宣布这项声明，这件事本身所散发的光辉就会使与之有关的实际行动黯然失色。”美国人在探索民族性的过程中逐渐地、无意识地作出了一些选择，其中以上述这个选择意义最为重大。对于一个以慷慨激昂的文献力其特汪的民族，一个由于成分复杂不清而急于探索民族共同目标的民族来说，这是一种很恰当的表达方式。美国在许多方面是含糊不清的，这使美国人比其他民族更觉得有必要用一种言过其实的明确概念来表明本身的民族性和民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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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的全国性节日表现了美国人宣扬以往历史的热情，这是不足为奇的。美国人七手八脚、干劲十足地把本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可能发生过的事和应当发生过的事一古脑儿混合在一起。七月四日成了全国热心宣扬历史的人们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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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挑中了七月四日，确切他讲，七月四日这一天究竟怎样成为节日，为什么成为节日并具有公认的重要意义，乃是一个可能永远解不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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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确定美国独立地位的决议案是大陆会议于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而非七月四日）通过的。大陆会议于七月二日正式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案是六月七日由理查德·亨利·李提出、约翰·亚当斯附议的，它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解除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第二天（七月三日）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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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相信，今后世世代代都将把这一天作为伟大节日。从这天起，直至永远，从美洲大陆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人们将于此日举行盛大游行、表演和体育比赛，礼炮轰鸣，钟声悠扬，烟火腾空，灯彩竞艳，纪念上帝信仰者作出庄严决定的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由于这一天所作的决定而无往不胜……结果，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使得理查德·李（连带还有约翰·亚当斯）享受不到全部的光荣。制订并提出这项重大决议案的是理查德·李，但他的名字既不见于当时的报纸，也不见于大陆会议记录，其中缘故至今仍不清楚。许多年后，约翰·亚当斯在自传中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汉考克先生是大陆会议主席，哈里森先生是大会全体委员会主席，大会秘书汤姆森先生是迪金森先生的表兄弟，而理查德·亨利·李先生和约翰·亚当斯先生都不中他们的意，”然而，无论在个人荣誉究应归谁这个问题上，公众怎样茫无所知、委决难断，但首次宣布独立的日期却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宾夕法尼亚晚邮报》七月二日晚所称：“今天，大陆会议宣告联合一致的各殖民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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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七月四日并非首次正式宣告美国独立的日子，为什么赋予这一天如此的荣耀呢？再说，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也不是在这天签署的。当然，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七月二日采取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搞一个宣言呢？答案很简单：大陆会议采用了通常为限制辩论、节省时间而采用的程序，即先行通过一个开门见山的提案，随后再搞一个提供论据的声明。实际上，早在独立提案付诸表决之前，以杰斐逊为首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就开始草拟这份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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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理查德·李提出的决议案正式通过后，全体委员会便于七月二日至四日讨论杰斐逊等人业已拟就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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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六年七月四日，大陆会议在费城表决通过了这个宣言，并印出副本（上面只有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和会议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的名字）散发各州。七月四日就这个宣言进行的表决是按州投票的，纽约州弃权；直到七月九日，纽约地方会议才授权该州代表投赞成票，大陆会议于七月十五日得知这一消息。七月十九日，大陆会议最后表决通过了“誊写于羊皮纸上之‘美利坚合众十三州共同宣言’”。但是，当时这份文件上还没有那著名的五十五个签名，而且，究竟为什么必须由这些人来签署，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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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加大陆会议七月四日表决的宾夕法尼亚代表托马斯·麦基恩说，签署这个宣言是作为一种公开的效忠誓言，即宣誓忠于已经开始的事业。或者（如他所说），“为了防止我们中间出现叛徒或间谍。”这样看来，签署宣言是出于安全考虑，“无论是谁，只有在独立宣言上签名之后，那年才能在大陆会议享有席位。”假设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宣言便是集原则声明和效忠誓言于一体了。美国人惯于以公开宣誓效忠使自己心安，而这个宣言称得上是出现最早、流传最广、名气最大（引起的误解也最多）的效忠誓言。如果说，《独立宣言》的目的只是为了阐朗大陆会议的一项行动，那么，这一宣言的公布确实拖拉得异乎寻常。直到八月二日，大陆会议议事录上才记上了这么一笔：“与会代表签署了经过审议和正式誊写的《独立宣言》。”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当时并没有签署完毕。至少有一位签署者——新罕布什尔的马修·桑顿迟至十一月才签名（当时他首次成为大陆会议代表），至少还有另外五位“签署者”（拉什，克莱默，史密斯，泰勒，罗斯——全是宾夕法尼亚人）七月四日甚至还不是大陆会议的代表，至少一位（特拉华的乔治·里德）后来才成为“签署者”，他虽然出席了七月二日的会议，但拒绝投票赞成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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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签署于七月四日这一说法之所以流传于世，一来是由于许多人的记忆错误，二来是由于事后对历史的编造。神圣的一七七六年之后的十年间，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分别在文章中称《独立宣言》是于七月四日签署的。大陆会议可能是出于谨慎，想先看看各州对《独立宣言》如何反应，所以一七七六年甚至没有公布“签署者”的姓名，这样就更加重了混乱程度。一七七七年一月十九日，大陆会议首次公布了“签署者”名单。此后，大陆会议将正式议事录付印时，竟加以窜改（甚至删掉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十九日和八月二日两份记录中不一致的内容），以表明《独立宣言》是七月四日签署的。一八二一年，美国国会下令发表《秘密议事录》，过去印行的记录所掩盖的事实终于公诸于世，但此时七月四日签署的神话已经深入人心，以至杰斐逊本人都不肯相信这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份文件当年用法律字眼写成的枯燥无味的题目，直到此时才被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题目取而代之，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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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七月四日这个日子很快发生关连的神话并非只是签署《独立宣言》一事，还有其它更多姿多采的例子，“自由钟”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爱国精神的象征，它几乎与国旗齐名。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独立宣言》“签署”之后立刻得到全体人民的赞颂——“自由钟”也是这个传奇的一部分，其实，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全体人民何时得知关于独立的表决结果以及他们的反应。当时，消息传播速度很慢，一些报纸要等着抄其它报纸上的消息。七月八日，纽约报纸才登出有关理查德·李决议案的报道，新英格兰地区的报纸更是迟至七月十一日才发出消息。出于安全和其它方面的考虑，大陆会议的进行通常是保密的。七月六日，宾夕法尼亚安全委员会接到杰斐逊起草的宣言副本，下令七月八日中午在议会厅写读并予以公布。有关当时公众反应的证据居然相互矛盾，约翰·亚当斯写道：“群众欢呼再三，响彻云霄。军队游行，尽管火药匮乏，仍不断呜枪庆贺。”然而，查尔斯·比德尔在自传中却说：“在场的头面人物寥寥无几。将军（姓名被隐去了）发言表示反对独立决议，许多属于辉格党的有地位的公民也颇有异议、不过很快就听之任之了。”八月间，散驻各地的一些大陆军陆续得知七月初发生的事件，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这种庆祝往往非常喧闹，酒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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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议事厅塔楼钟声鸣响，向全世界宣告《独立宣言》的签署（这口钟因此而被称为“自由钟”）——这个传说尽人皆知，但纯系子虚乌有。费城议事厅塔楼上确实有一口钟，不过当时历史学家的著作和大陆会议议事录中都不曾提起过它。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反奴隶制运动兴起，这口钟才获得它那带有传奇色彩的名称。一八三九年，在波士顿举行的马萨诸塞废止奴隶运动大会上散发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自由钟——自由之友的呼声》，刊有这口钟的画片；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有关这口钟之所以得名的最早来历。此后一些年里，这个名称和这幅画便流传开来。在这里，“自由”指的当然不是各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而获得独立，而是指奴隶们得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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