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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六 集开拓者特征于一身的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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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关系,为律师提供了用武之地。只要有大都市,有立法和行政组织的中心,有资本、知识和技能可供人们攫取远方土地上的权力和利润,总有各色各样收入不俗的差事需要律师施展本领。早在殖民时期,美国律师就已激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新型殖民地企业的需要,由于同英国本上政府之间前所未有的、日益扩展的关系。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伦敦和巴黎,处处可以看到抱负不凡的殖民地年轻人,从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涌到这里来学习法律,为他们回去后谋取财富和权力作准备。当独立和反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也就是这些在宗主国关系问题上受过法律训练的律师,纷纷成了各个新兴国家的制宪者、政府奠基人和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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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期间,美国西部也同大西洋沿岸各大都市形成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多方面犹如澳大利亚这类英国殖民地同伦敦大部会的关系一样。在蒙大拿、怀俄明、科罗拉多以及牛群遍野和矿产丰富的西部其它各州,同样需要从相距几千英里之遥的东部大都市吸取投资。这就为那些锐意进取的律师开辟了道路,使他们有机会担负起身为促进者、组织者和情报搜集者的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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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世界的老人帝国,一部分锐意进取和具有专业知识的都市律师外流到了新兴国家,从而使本国的人才不免流失。而在美国,欣欣向荣的富饶大陆上的联邦制度却把这些雄心勃勃的人才保留在国内,并听由他们随着不断变化的机会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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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后的那个世纪,发展中的西部在商界和政界方面部有很多大有前途的新差事给年轻人去干,只要他们有律师资格或者有勇气自称为律师便行。东部的投资者大部聘用西部小城镇的当地律师,向他们请教在那里养牛、开矿、修铁路的获利前景。一个年轻律师手中掌握了这笔东部资本,便可以干出一番名堂,在西部发财致富。他也可以促使小镇变为城市,从而使自己也富裕起来,或者,至少也可以拉到不少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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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科特兄弟(新英格兰移民的后裔〕就是个鲜明的例子。爱德华·奥利弗·沃尔科特是马萨请塞州西部某小镇一位公理会牧师的儿子,十六岁时便在南北战争中入伍当兵。后来,他进入耶鲁学院,一八七五年在哈佛法学院取得法学士学位,离校后即前往科罗拉多的布莱克霍克村,投奔在那里定居的哥哥亨利。他先是教了一阵书,旋即迁居到丹佛以西克利尔克里克县的县政府所在地乔治城谋求发展。在那里,他开始开业当律师,并成了深通采矿法奥秘的行家里手,这样的人对东部有意投资的人士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到一年功夫(一八七六年,也即科罗拉多建州那年),他当选为地方检察官和镇检察官;他作为公诉人的所做所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而于两年之后,获选入了科罗拉多州参议院,一八七九年沃尔科特迁居到丹佛之后,日渐成为共和党政坛中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并设法于一八八九年获选进入联邦参议院(同时仍在州议会留任);一八九五年他再度当选为联邦参议院议员。此时,沃尔科特公司亦已被指定为丹佛及里奥格兰德铁路公司以及其它一些大企业的法律顾问。沃尔科特本人作为银本位集团的早期鼓吹者,也在全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与此同时,他的哥哥亨利也在科罗拉多冶炼和采矿公司以及科罗拉多燃料和铁矿公司发了大财,并当上了科罗拉多电话公司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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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罗拉多日趋繁荣,对于距离这个希望之乡达两千英里之遥的谨慎的东部投资者来说,沃尔科特兄弟的咨询意见与合作配合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东部许多投资者都请他们定期报告“政界和商界的闲言碎语”,纽约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亨利·海德就是其中之一。一八九五年,亨利·沃尔科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对这个城市充满着信心。来到丹佛安身的人都挺对路儿,在周围半径几千英里的范围内,我们根本就没有竞争对手。”很快,海德就把保险公司的资金投放到丹佛,帮助建造两座最早的摩天大楼。但沃尔科特兄弟并非总是这样乐观的。他们精明地提醒海德不要购买丹佛第一国民银行,因为他们从内部得知,该行经理部门“过分信任客户提交的财务报告书”;不出几年功夫,他们所担心的事果然应验了。由于远方需要可靠的金融情报,遂出现了另一类美国机构,把情报当作它所出产的商品。一八三七年的金融大恐慌之后,纽约一家丝绸批发行一位锐意进取的信贷经理人看出,纽约许多批发商都需要掌握那些要买他们货物的乡下百货店店主的可靠信贷情报。他觉得这些批发商有可能付一笔预订费来定期获取这类情报。这位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加尔文教派家庭的人就是刘易斯·塔潘。到一八四九年,他主持开办的信贷评估公司——塔潘商行已经赚了大笔的钱,塔潘功成身退,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废奴主义活动,声名大震。就在此时,一个从俄亥俄州小镇上白手起家的二十四岁年轻人R.G.邓恩,来到纽约,加入了塔潘商行。年轻的邓恩凭着他的组织才能,把商行扩大成为全国性企业,到一八五九年,商行改称R.G.邓恩公司,他成了公司的独资经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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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爆发时,邓恩已在全国各地(包括南部在内)设立了办事处。战争结束后,他的公司对准那些日益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企业的需要,向它们提供关于远方客户的可靠情报,于是生意滔滔,盛极一时。邓恩雇用各个小镇的年轻律师前往西部,秘密调查当地的商业状况。在搜集有关借贷信用的情报时,不管是对怀俄明州索思帕斯城矿工狂欢酒吧的东主,还是对丹佛最大一家百货商店的所有人,他都给予同样的重视。邓恩为其客户执行的长期计划,包括对各个地区深入的信贷分析:一八七二年是印第安准州(后来的俄克拉何马州),一八七三年是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和中部。在整个美国大陆组织起一个调查员的网络,而这些调查员既要能提供小镇上的信用情况,又不致于掩饰他朋友的财务状况,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例如在一份典型报告中,对某位年轻的律师兼实业家的评价是:“年龄三十二岁,满不错的律师,但一度名声欠佳,目前有卷入债务诉讼的危险。”对另一位则写道:“举止正派,虽然收支相抵,但相信其本人并无很高的偿付能力。”邓恩的办事处是第一批使用打字机的机构,而在其它方面,邓恩同样率先使用新技术,一八九三年,他有了自己的新式印刷厂,并刊行《邓恩评论》,这是一份关于商业状况的周报。随着美国实业扩展到世界各地,邓恩在欧洲、澳大利亚和非洲都开设了办事处。他死于一九○○年,但他的公司继续存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在一九三三年,它与约翰·布雷兹特里特(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辛辛那提律师兼实业家〕于一八四九年创办的公司合并,成为著名的邓恩暨布雷兹特里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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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实业家要把生意伸入他们一知半解的西部,就声要有一些懂得如何去应付蒙大拿、怀俄明和犹他等地区的法律和民情的法律顾问和支持者。铁路建造商也在西部沿线聘用“当地法律顾问”。科罗拉多州特卢赖德地方有一位小镇律师,便受托掌管波士顿富有的刊弗莫尔家族的采矿权益。另外一些人则专为芝加哥、纽约或费城的阔人出谋划策。西部的偏远和地理上的模糊给欺诈行为和矿区骗局大开方便之门,但也为诚实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取得有财有势的东部工业家的信任(有时还得到资本)。这是一个组织家的时代,组织家们想出种种新鲜办法,把许多小单位拢在一起,形成有利可图的大的联合体,而自己也从中发达起来。在这个不断扩展的国家中,律师善于了解事情如何便做得,如何便做不得,如果他精明强干,锐意进取,他的专业知识便是他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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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铁路涉及大量跟财产有关的问题,诸如土地法、公共特许权、运输业和土地征用法,因此铁路建造商尤其需要律师。加以铁路系统日益扩大,一条线连通另一条线,进入新的管辖范围,跨越新的州或准州;而律师作为组织家,躬逢其盛,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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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有一位出类拔萃的人,名叫詹姆斯·弗雷德里克·乔伊,他于一八三七年来到底特津,即密歇根获准加入联邦的那一年。他从达特默思学院和新近创办的哈佛法学院毕业,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抓住眼下的机会。这时新的密歇根州刚刚核准了一笔五百万美元的贷款,用于修造穿越本州的三条铁路,但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便碰上了一八三七年的金融大恐慌。乔伊说服了该州的政治家们把这几条铁路卖给私人投资者;随后,他又劝使纽约和波士顿的一些实业家拿出二百万美元来买下密歇根中央铁路。一八五○年,他同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商定利用它们的轨道,帮助把铁路向西推进到芝加哥;在此过程中,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得到了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年轻律师的襄助。接着,他从芝加哥继续西进。一八五四年,他促成通过了伊利诺伊州的开放性法案,把四家小铁路公司合并成为芝加哥一伯灵顿一昆西铁路公司,单从这个名称便可以看出乔伊已把铁路线向西延伸到了艾奥瓦州境内。他又抓住一八五七年金融大恐慌的时机,以低价买进了另一条铁路,而这条铁路刚刚得到三十五万英亩的联邦授地。一八七三年,乔伊策划的铁路线伸展到了内布拉斯加中部的卡尼,在那里与一路向西延伸到太平洋岸的联合太平洋铁路汇合。乔伊于是南下转向墨西哥湾,修造了一条又一条小铁路线,沿途不断取得州的特许状和联邦授地。他还创办了运河公司来配合他的铁路线。而且,他也成了建造桥梁的先驱。他的那条位于芝加哥与堪萨斯城之间的伯灵顿铁路的薄弱环节,就在于缺少一道桥梁横跨密西西比河。一八六八年,他在昆西组成了一家公司,专门建造桥梁;而且,不顾人们的反对,在这个项目上花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第二年,伯灵顿铁路在这个地区的生意额便翻了一番。接着,他开始在堪萨斯城建造密苏里河上的第一座永久性桥梁。乔伊从伯灵顿铁路公司总裁的职务上退休后,另一位律师接替了他的位置,此人发迹于密歇根中央铁路,原为该铁路的当地代理人。塞缪尔·多德是律师组织家中的最杰出人材之一。他生长在离第一处油田不远的宾夕法尼亚西部一个小镇上,这使他有机会幸运地脱颖而出。一八五九年埃德温·德雷克发现石油的那一年,多德刚从杰斐逊学院取得学位进入律师界,在他的家乡富兰克林当了两年见习律师。由于看到日益兴盛的石油业需要法律上的创新,他便捷足先登成了公司法的专家;而当时,别的小镇律师对此专业只不过刚有所闻。多德正是发展了原来“信托”事业的人。他把英国衡平法中的这套习用手段改造成了洛克菲勒手中的企业联合体——托拉斯。其后,在托拉斯遭到抨击时,作为洛克菲勒的密友和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顾问,他又发明了“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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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需要新的办法来勘探和开发北美大陆,在人们到处碰运气的情况下,产生了大量的新技术、新机器和各色各样的新玩意儿。尽管发明者本人可能是个孑然一身,不通世故的天才式人物,但他身边往往会有人看到从中发财的机会。而旁边这些精于算计的人往往就是律师。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那个世纪,很少有哪一项重大发明不曾引起法律上的争执。而许多争执的起因都在于专利,如此一来,专利法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涉及合同契约、公司法、税收以及五花八门的习惯法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致使种种技术细节夹缠在一起。凡此种种,加上“州际贸易”问题,管辖权的纠纷以及《宪法》中的其它玄妙之处,因而越发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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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些戏剧性的专利争执中,参与其事的角色虽次次不同,但情节却往往如出一辙。总是有那么几个人,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发明了一种新机器或新技术。每个人都想独占或者由他的专利特许人垄断全部生产利益。当此之际,一大批实业家也登场了,每人都买进了彼此争执不休的“创始”发明人的一部分合法权益。随后,每一个“改进者”又必定宣称,只有经他改进的那一套东西才真正管用。于是,人们便闹上了法庭,经年累月地争持不下;但不管哪一位发明人或实业家胜了这场官司,最后的赢家总是律师。他们不仅赚了大笔聘金,而且对当事公司的权利和弱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往往借机控制了这些公司。他们起初只是个舵工,最后却成了船长。这种戏周而复始,演个没完,要不是因为那些花哨的角色,狂妄的贪图,巨大的利害关系,希奇古怪的后果,那种司空见惯的事件准会使人感到乏味。即如在缝纫机和收割机的发明上,也有过一番风波,前者是小伊莱亚斯·豪与艾萨克·梅里特·辛格等人之间的争执;后者则是赛勒斯·麦考密克与奥贝德·赫西等人之间的争执,先后聘用了威廉·西沃德、埃德温·斯坦顿、朱达·本杰明、罗斯科·康克林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等等法律高手打官司。而围绕着带刺铁丝和电话(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与伊莱沙·格雷、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埃米尔·伯利纳等人之间的争执)以及留声机,也曾多次缠讼于法庭,官司打得不可开交。一旦许多发明人同时搞出一件东西,而那些出色的律师又感到值得他们费一番功夫去组织争执的各方时,那么,可以说这项发明确实成熟了。因此,一项新技术对改变美国人生活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大体上可以根据它能引起多少律师为它分神费力来衡量。所以,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那个世纪里,虽然没有出现几部垂之久远的法典,也没有产生很多光前耀后的法官,却造就了一大批名声响亮的富有律师,那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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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官司中,论时间之拖延和过程之激烈,没有一次赶得上那场汽车官司了。争斗中的那位核心人物,圆熟地把技术诀窍与法律手段结合在一起,左右了汽车工业创始时期的生产,但他的名字却始终不曾家喻户晓。此人名叫乔治·鲍德温·塞尔顿,喜好机械工程,具有发明家专心致志的禀性。他父亲是纽约州罗切斯特一位事业发达和意志坚强的律师,曾作过该州上诉法院的法官和副州长;而老塞尔顿却决意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名律师。年轻的塞尔顿在联邦陆军短期服役后,进入了耶鲁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又上过谢菲尔德科技学院;后来,他遵从父亲的旨意,来到他父亲的法律事务所见习。据塞尔顿自己讲,他偶然听到了父亲与一位当事人谈论自行驱动无轨车辆的可能性问题,而这场谈话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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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一年,他取得了律师资格:几年后,他以专利法律师的身分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乔治·伊斯曼是他的当事人,就在他的罗切斯特事务所里,他为伊斯曼起草了照相于版上明胶涂膜工艺的专利申请,这项工艺为赛璐珞照相胶片和电影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在业余时间,塞尔顿就在地下室的工场里鼓捣他的种种发明。结果,他搞出了一种给车轮安装实心橡胶胎的装置,又为制造桶箍的新机器取得了专利,还设计了一种打字机。但是,他的心思主要却放在自行驱动无轨车辆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已有一些“道路机车”问世,那就是在轮子上装上锅炉。虽然它们重达三吨,却可以在路上跑来跑去,帮助做些农活。塞尔顿在罗切斯特一位模型师的协助下,试图造出一种轻型发动机。到一八七三年,他还只有二十六岁,便已认定为了达到这项目的,需要一种全新的动力来源。据他对一位朋友说,他打算在“公路交通上掀起一场革命,而且……他的发明将在工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象蒸汽机、火车头、轧棉机和电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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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顿于是开始试验内燃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已在使用最早期的内燃机,它是一种固定装置,靠连结城市煤气系统的管道输送燃料。一八七六年,塞尔顿和他的搭挡到费城去参加美国建国百周年纪念博览会,展出他们已取得专利的桶箍刮削和精整机;他借机研究了那里陈列的一大批发动机。就塞尔顿心中的目标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一位居住在波士顿的英国人研制的布雷顿双程循环发动机。这种发动机与其它靠管道输送煤气来运转的机器不同,它使用原油。但这种机器同样笨重得很,机身重一千一百六十磅,只能产生一点四马力的功率(约计八百二十八磅半得一马力)。塞尔顿便想重新设计这种发动机,以减轻机身重量,使之成为轻便公路车辆的动力来源。一八七八年,他造出了一种发动机,重三百七十磅,可以产生两马力的功率(仅一百八十五磅便得一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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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塞尔顿就不再挖空心思去改进他的动力装置,转而谋求在法律上最大限度保护他的预想权益,以便靠今后所有的自行驱动无轨车辆捞上一把。一八七九年,塞尔顿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向美国专利局提交发动机的操作模型,他所提交的模型,仅只“大致上体现了(发动机的)一般特征”,其它的就全凭咀巴去描述。这是一个算计周到的策略,因为虽然享有法律保护的期限是从首次申请专利之日算起(以塞尔顿这次申请而言,应为一八七九年五月八日),而专利控制权十七年的期限却要从授予专利之日算起。因此,塞尔顿便尽可能提早申请专利,但却精明地尽量推迟接受专利的日期。同时,他还利用发明者修改申请书的自由,不断在最初设计中塞入后来才引起他注意的任何一点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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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塞尔顿巧妙地避免了一场风险,不必马上落实他的构思,制成蓝图或操作模型,而是把它一直拖到汽车制造看来有利可图之日。最后,到了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即塞尔顿提交专利申请之后十六年,美国专利局才向他颁发了关于“道路机车”的第五四九一六○专利权证。如此长时间的拖延,使塞尔顿收取专利使用费的权利延长到了金融界愿意投资制造“道路机车”的时期。但这样一来,正如研究塞尔顿各项专利的历史学家威廉·格林利夫所说:“一个本应成为可敬的汽车业先驱的人物,却在众人心目中成了伺机而动的贪心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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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塞尔顿并没有空等一场。一八九九年,在保留对每台机器收取专利使用费的情况下,他把专利权卖给了一批金融家。第二年,他又打赢了一场涉及侵犯塞尔顿专利的官司。由于这一场官司,一九○三年,十家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联合起来成立了特许汽车制造商协会,并买进了塞尔顿专利的使用权,而付给他的专利使用费为每部售出汽车零售价格的百分之一点二五。在好几年里,塞尔顿对美国制造的几乎每一部汽车都收取专利使用费。对塞尔顿的挑战并非来自实业家,因为只要能够分享利润,他们看来都愿意向他进贡。挑战来自另一位发明家,他缺乏律师的专门知识,却裹着早期道德家的坚实铠甲。当时,亨利·福特曾向塞尔顿专利的所有人申请一项制造汽车的普通特许证。但他们拒绝了,其中的一个理由在于:福特只是别人所生产的汽车部件的“组装者”,根本算不得是个“制造商”,因此没有资格取得只有胜任的制造商才能取得的特许证。福特信奉平民主义,一向仇视垄断,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动手去造他的汽车;据他说,“这是他自己的智力产品,谁也休想从他特别的车子上‘捞’到点什么。”他已经构思出一种车型,便宜得足可以销出几百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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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塞尔顿提出控告福特侵犯专利的诉讼。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费了八年时间才解决了这场争端。在美国历史上或许是耗资最巨的这场法律争讼中,沃尔特·查德威克·诺伊斯法官的划时代判决导致了法理上的惊人转折。法庭判决,塞尔顿的专利权依然有效;但诺伊斯法官解释说,福特并没有侵犯这项专利!他的解释充分表明他在此案中对汽车工程的深刻领悟。他认为,塞尔顿的专利只适用于布雷顿双程循环发动机型号的汽车,而福特的汽车(以及当时制造的几乎所有其它汽车)则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奥托四程循环发动机,塞尔顿终于自食其果。法官的判决表明塞尔顿如何能在法律上赢分,但却实际上输掉这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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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法庭裁决下达时,塞尔顿的专利权只剩下几个月的有效期。他的专利使用费随即停止了。于是塞尔顿本人转而去制造汽车,但却一无所成。一九二二年,塞尔顿七十七岁,他的临终遗言仍说:“从道义上讲,胜利是属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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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人中,偏偏亨利·福特认定一切专利都是不道德的。确实,福特喜欢重复行之有效的东西,他认为“天底下很少新东西。”一九一八年,他在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宣称,他要争取废除所有专利法。“它们不能……刺激发明——那是一种被驳倒了的理论。但它们却确实剥削了消费者,并给工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一九二一年,他又说,“我在各国取得了三百或四百项专利,而我必须说,在我们的汽车上可没有一点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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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官司本身对双方律师来说都是一场胜利。本来塞尔顿应得的专利费照计总数达五百八十万美元,但扣除了生产、管理、销售和法律咨询等方面的各种费用和佣金,真正经由各公司或合伙契约落到塞尔顿腰包里的数额只有二十万美元左右。在控告福特的这场官司的头三年里,由亲塞尔顿的特许汽车制造商协会所支付的律师费就达二十二万五千美元;接下来的五年,差不多又是这个数目。而福特则付给了他的律师二十五万美元。顺带而来的是,由于在许多年里这桩诉讼一直是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当事的律师们都受到宣扬而名噪一时,从而也给其中一些律师的政治生涯奠定了根基。在南北战争后的那个世纪里,美国律师取得了一种新的权力。虽然支付给律师的酬金从来不能用以衡量他们的影响力;但在二十世纪,律师收入的增加确实惊人。一九二九年,商务部公布统计数字的第一年,列出美国人花在法律服务上的钱约为六亿八千九百万美元。一九六八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五十二亿美元。每年个人开支的法律费用总要达到同期个人宗教和福利活动费用总额的三分之二。马丁·迈耶在其著名的关于律师的调查研究中写道:“说来或许难以令人置信,但确实没人说得清这笔钱用来做了些什么。”在美国,律师的机会越来越多,无怪他们的数目也增长到了空前的地步。为了提供能够抓住这种机会的合格人才,又有一类美国机构一法学院——应运而生。任何其它现代国家都没有与之相似的建制。在英国,甚至跨入二十世纪后,律师的培养仍然只有两种途径:或者经由伦敦相沿至今的贵族化小型公会,或者借助贵族化大学中本科的“法理学”课程(学生们往往选修法理学,据说这门课程比较容易)。而在美国,甚至早在殖民时期,公会垄断已有崩溃的迹象。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人们拓居西部、设置新州、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建立现代工业,美国法律专业便出现了种种独特的机遇,大量法学院应运而生。这些法学院获得大量捐助,专门培养研究生作律师。一八三三年,据估计,美国攻读校内法学课程(无论哪一种)的学生共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美国法律教育之肇始于新英格兰,实不足为怪,因为那里的进取精神盛行,并且靠近英国而资料丰富,同时又有哈佛学院及其许多开明的赞助人,所有这些都为法律教育开辟了途径。一八一六年,哈佛大学任命了第一位法学教授之后,在十九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哈佛法学院逐渐孕育成形。到一八六○年,美国已有二十一所大学法学院,其中有十二所的学制仅为一年。一八七六年,哈佛法学院把学制延长到三年,就读学生必须具有大学学位或曾在哈佛学习三年,自此,有关法学院的新的规范遂告确立。一八八○年,美国的法学院增至五十一所;一九○○年增至一百零二所;一九三八年增至一百九十所。这些学院的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到了一九七○年以后,每年颁发的法律学位已超出了一万八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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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年以后,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法律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由首席大法官勒缨尔·肖在马萨诸塞州以及其他人在别的地方加以完善并贯彻运用的普通法思想体系,基本上是一种判例法;此时,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铁路时代新的需要,也灵活地修改了它的古老传统和深奥术语。在此之前,那些操法律职业而名闻全国的律师,诸如鲁弗斯·乔特、罗伯特·海恩、丹尼尔·韦伯斯特和朱达·本杰明等人,他们都善于辞令,熟谙宪法问题,并擅长辩护合同和土地法一类传统项目。至于詹姆斯·肯特、约瑟夫·斯托里和内森·戴恩诸人,则以法律奠基人的身分著称,他们的法律论文阐明并澄清了各项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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